【明報專訊】北角堡壘街19號有間存在了8年的咖啡店Brew Note Coffee Roaster，1年多前剛全店裝修，老闆洪嘉偉（Vincent）找來本地木工職人設計店內木結構，門外擺放了兩張從舊物店「夕拾」購入的「肥婆櫈」，店內時鐘是船艙用的淺藍色雙面鐘，Vincent特地把鐘面上下反轉，掛在店內低橫樑剛剛好。裝修前，有着一面藍色牆壁的Brew Note三不五時舉辦jazz live music show、文化沙龍，飄着新鮮炒好的淺烘焙咖啡豆香。這個空間在今年12月下旬就會結業。
搞音樂騷創造自由氛圍
記者在下午5時到訪Brew Note，背景音樂播着慵懶的爵士樂，店內坐滿靜靜看書、喝一杯咖啡的客人，想找個位置坐下也難。Vincent笑着招呼記者：「你是否心想『點會執呀，咁好生意』，其實平時不是這樣，平時怎麼可能這樣，一個人都沒有，嘥氣！」我們找了一個角落窩着，每10多分鐘就有新客人推開玻璃門進來，有客人在截單後匆匆趕到，Vincent抱歉說咖啡機已洗，有機會再來。每個客人離開前，Vincent都跟他們說句byebye，「香港人就是這樣，臨收舖（才蜂擁而至）」。Vincent計劃營業至聖誕前夕，實際結業日子隨心。
Brew Note在2014年開業，那時Vincent 22歲。他十七八歲就投身咖啡行業，做過咖啡培訓導師，他想開一家自己烘焙咖啡豆的咖啡店，烘焙出屬於自己口味的咖啡。他獨愛淺烘焙，帶出咖啡豆的特點和風味，尤其是酸度和果香，Brew Note也是香港當時少有的淺烘焙精品咖啡店。除了咖啡，Brew Note讓人留下深印象的，是它曾舉辦不少公共活動，自2014年開業，Brew Note就開始舉辦live music show，幾乎每周都有表演，有爵士結他手Mark和拍檔Barry，有爵士結他手Ron Ng帶來gypsy jazz。看表演不用付入場費或門票，只需消費一杯飲品。
「反正都交了租，不如賦予它更多想法，賦予更多idea，不要浪費租金吖嘛。我本身好鍾意爵士音樂，我以前就覺得，如果有個地方，可以做更多live music，對個行業都好吖。」由2014年到2020年，Vincent估計Brew Note至少舉辦了上百場音樂會，他自資付表演費給樂手，「你靠賣咖啡是pay不到樂手的，咁自己硬食囉，當自己聽咗囉」。那時的Brew Note氛圍是快樂的、自由的。「好多人在這裏玩音樂是開心的，好多人來聽歌都開心的，這不是一個預料之內的事，沒想過去飲杯咖啡會撞到場live show，但又會發生，對其他人來說是這種體驗，那時做這些事，我們只是基於一個這樣的原因，又無為意做了這麼久。」
百人討論公共議題
另一個反正交了租、不做白不做的東西，是和周保松合作的文化沙龍，從2016年到2019年尾，這裏舉辦過24場文化沙龍，小小的咖啡店晚上擠滿上百人，有些人要站在玻璃門外，聽講者分享，這些出現過在Brew Note、拿起咪和人們思想碰撞的人有李柱銘、吳靄儀、陳冠中、王惠芬、何桂藍、莊梅岩等。當年周保松來Brew Note喝咖啡，順口說了一句「喺度搞沙龍都好」，Vincent就說好，「其實café就應該要搞沙龍㗎啦，做吓這些都幾好吖，以前好多人做沙龍或者讀書會，都比較慣常在樓上書店、序言書室，大家好迫咁樣，又辛苦。我說café好似好有意義喎，在街邊」。那時他沒有想過會出現以後的畫面，這麼多人願意擠在Brew Note裏，討論公共議題、學術、文化。
「以前覺得，你個城市要有書店，要有咖啡店，你先像一個城市㗎嘛。」那時候的Brew Note是特別的，可以純粹因為有趣，不用計算、任性、隨意地想做就做，「2014到2018年之間，都是一個大家有諗法、你會嘗試做吓，還可以發夢的年代」。
這一切到2020年疫情戛然而止。Brew Note不能再坐滿幾十人，容不下一場音樂會、一場分享會。沒有公共活動的Brew Note，會覺得陌生嗎？「陌生……也算是的。」Vincent更感陌生的是曾經出現在Brew Note的人，已經不在香港，不在這個社區。「我覺得真的陌生的位，是你發覺，好多人真的走了，多人走到你覺得，你好像去了第二個地方開店。」他懷念那個時候的環境和氛圍，而非畫面。「做不做一些公共活動是否真的這麼重要呢？未必，bonus來，但你會懷念那時候你隨意想到就會做到的那時候。」
他開店的初心是對咖啡有想法、有追求，相信在香港能夠靠咖啡生存，能夠有合理薪金；他想香港有更多有趣的地方，香港應該要有會辦音樂會、文化沙龍的咖啡店。
但現實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他終究捱不住要結業。訪問之初，Vincent問記者想問什麼，記者說少不免回顧一下8年來的變化、當年初心、文化沙龍吧。「其實對於現在要結業的人來說，是不太熱中於以前的事。」Vincent仍然滿臉笑容，語氣輕描淡寫但苦澀：「所以你說要傷春悲秋地回顧8年，其實老實說真的沒有這個心情。」翻看疫情前、社運前，剛開業幾年他做過的訪問，他說過想培養對咖啡open-minded的客人，願意嘗試新豆新方法新味道；一個好的城市，最基本要養得起書店、餐廳、café。「你愈講就愈覺得，愈感到現實那種灰，因為你愈講8年前那種，Vincent以前的熱誠呀，以前熱誠可以當飯食的年代，你愈覺得自己ridiculously地可笑，好像一個笑話，原來我以前會想這些東西。」
沒有最差 只有更差
8年來，Brew Note進口高質素的高單價咖啡豆，免費借場辦活動還自費補貼音樂家，真的賺不了多少錢。辛苦捱過了又限聚令又禁堂食的日子，重新裝修想吸引顧客，這年卻是他捱得最辛苦的1年，香港經濟愈來愈差，小店愈來愈難生存。他選擇在這年年尾結業，因怕下年經濟更差。「大家有個誤會就是，𠵱家叫做疫情後啦，生意會變好，其實疫情後才是最差的，有好多人移民了，現在人們又去晒日本，疫情後點樣唔差呢？當然差啦，有錢你都去日本花啦，大家撫心自問。」他有不少熟客已經離開香港，當中不少是一群有消費能力、願意消費的客人。
留在香港的人消費模式也轉變了。「以前café的功能是，我每天去飲杯我鍾意的咖啡，去食個我覺得ok的食物，看一本書，吹兩句水，這是daily routine。」以前有客人特地坐車來北角找他冲杯手冲咖啡，客人和客人之間、咖啡師之間會建立關係，客人到咖啡店追求的是一杯高質素的咖啡。「現在daily routine是找個地方打卡。」香港人願意付更高價錢光顧精品咖啡，但咖啡店卻愈來愈空泛。「真正令你生存的未必是你店裏的咖啡好不好喝，可能是你的社交媒體做得好不好，可能是你的裝修靚不靚，你的東西好不好打卡。」有熟客勸他堅持，說Brew Note在行內有名聲、有地位，但事實就是他沒有生意，「說『你有這麼多credit』，但credit不等於人們會每個禮拜來，沒有呢樣嘢的了」。
近年香港的精品咖啡店一窩蜂地開，人們一窩蜂地去打卡，熱潮過後的咖啡店門可羅雀。去年Vincent在深水埗開了一家日系居酒屋「悄悄食堂」，店裏偏偏不賣咖啡。「深水埗喎，最多café的地方，我們真的好特登，不做咖啡，就是因為想找個藍海，不想全部人窩喺那裏做咖啡，我們想找其他可能。」
炒豆炒到凌晨三四點
Vincent說香港的咖啡店太氾濫，供過於求，「走了這麼多人，又開了太多店，僧多粥少到一個極致，現在根本是泡沫爆破了，好多人都suffer緊，只是你認不認輸」。他認輸。他用8年時間領悟，在香港很難靠咖啡生存，尤其這半年感覺特別強烈。「我以前都倔強，覺得要靠咖啡生存，但現在覺得，真的不行，咁咪認輸囉，我差唔多可能半世人都做咖啡，我都不捨得，這是我最熟悉的東西，最大的工作能力，放低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攬住又可以點呢？」有咖啡店行家來找他道別，說起行情就有點眼紅。這年頭小店在香港很難為生，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能撐到什麼時候。「現在兩餸飯都會執笠，你話死唔死，年代去到咁。」記者問如果將來環境變好，Brew Note有沒有機會重開？「唔會啦，因為環境唔會好。」Vincent斬釘截鐵，他已經對獨立咖啡店失去信心：「係咪好灰？」
我們談到天色轉暗，客人都離開了，店裏又回到平時的樣子。這是他投放8年時間的心血，創業的第一間店。從前門邊有部烘焙機，一個星期有三四天，8點關舖後他就埋頭炒豆，炒到凌晨三四時，一天有十多小時流連店裏。記者要Vincent數數看最不捨得什麼，他沉思一會說：「我諗這間舖，我真的好用力地用了一些所謂好精品咖啡的技巧，好靚的豆，好多的時間心機去做，這兩年我都放低了好多，但那時候的自己是好值得treasure。」
失敗要認 見步行步
他說自己的故事不特別，其實沒有什麼訪問價值，「因為Brew Note曾經參與過一些事，所以好像有些公共性，值得拿出來說說，但其實我覺得這個故事一點都不特別，只是一個生意失敗的故事」。記者覺得也是一個在香港追夢、試圖改變香港但失敗的故事，「我們唔好講到咁高尚，好大壓力㗎」。他停頓了一會兒又補充：「香港有好多人都想從不同層面，令香港變好，但香港愈來愈變成一個對這些人無reward的地方。」他指指記者和攝影記者，「你們都是呀，做記者都是，你讀新聞都是想香港變得更加好，但無reward㗎嘛，你只有一個接一個的penalty，這是令香港人變得好差的原因」。
「這不是香港人的錯，我最近講得最多的4個字，大家自顧不暇。」你討厭香港嗎？「又不會，我想香港人令人失望的，好無常、反覆的那些特質一向都是這樣，但我反而覺得在這一代，大家應該要記得社會運動的時候，大家見過香港人好好的一面。」未來有什麼打算？「唔准問呢個問題！無答案。」Vincent說見步行步吧。
文˙ 朱琳琳
{ 圖 } 林靄怡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朱建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