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30日，香港整天滂沱大雨。我坐車到好幾個地方，然後傍晚到了會展的傳媒活動樓層，那裡可以俯覽香港主權移交的儀式。我在那裡接受香港和外地傳媒的訪問。整晚忙個不停。一邊講，一邊心潮起伏不已。
接下來幾天，仍然下雨。有忽然愛國的人士說，豪雨象徵中國一洗國恥，也有人請風水先生來解釋「回歸與豪雨」的關係。對我來說，豪雨象徵上天為香港落淚，既是為150多年文明管治的離去，也是為香港人的未來。
我在1997年7月號的《九十年代》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以感激心情，告別殖民主義」。我說，過去十多年來，許多奔走倫敦北京，要求「主權換治權」的，想用各種方法想讓英國人留下來的，一邊說擁護中國收回主權、私下卻在辦移民的，在這一天到來之前，都說鴉片戰爭，都說洗雪國恥，都在聲討殖民主義。
但歷史的真相是怎樣的？鴉片戰爭真的因販鴉片而起嗎？還是只不過要求清廷開放通商？
如果收回香港是洗雪國恥的話，為什麼中共建政的1949年不順勢收回？為什麼要讓這個「國恥」一直延續？為什麼數十年來，大陸人要千方百計到這個恥辱的城市來接受殖民主義恥辱的統治？
文革期間翻山越嶺逃來香港的學者翟志成，曾講過他當年逃難的心情，當他走到精疲力盡而仍然未到邊境時，他根據從小在大陸學的歷史常識，忍不住想：為什麼滿清政府不更腐敗一些？若多割點地，我不就可以早些到邊境了嗎？如果中共建政幾十年，大陸搞得比香港好，人民有自由、人權，安居樂業，大陸人為什麼會要逃來香港？香港又有誰會在中共收回香港的前景下移居國外？
中國著名報人徐鑄成對我說，過去能夠對中國的政治社會發揮輿論監督功能，靠的都是租界的保護傘，中共建政後就靠香港輿論對大陸「外轉內」的批評。作家劉賓雁也跟我說，要感謝鴉片戰爭，沒有這戰爭就沒有香港，就沒有過去四十年香港輿論對中國權力的監察。
這一天傍晚，電視播放末代港督彭定康和家人，在細雨紛紛中離開港督府。「天佑女王」的樂聲後，樂隊演奏通常在告別一年時唱的蘇格蘭民歌Auld Lang Syne。不少市民自動到港督府前相送。接著大雨傾盆，港督在添馬鑑旁的看台上，眼含淚光發表情真意切的簡短演說。他感謝香港市民對他的厚待，並說英國對日後的香港仍不會放棄責任，並祝首位行政長官董建華好運。可惜他說這句話時，董建華竟然不在場，他去了機場接待分乘兩班飛機來的中國主席江澤民和總理李鵬。
我必須坦誠地說，當我們看到殖民主義告別離去的場面，我也含著淚光。如果沒有殖民主義，我們何嘗可以享有自由、法治、人權？香港何來優秀的文官制度？何來沒有受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左右的務實管理？倘若香港早就回歸中國，我們怎能避過反右、大躍進、大飢荒、文革等等災難？香港人怎能夠在法律保障下發揮個人所長？
不錯，英國人在統治香港時期也得到些好處。但畢竟留下來的法律、制度、管理，和規則平等的社會，給我們的好處更多。如果香港人都只是用勢利眼去謳歌未來，而對留下來的一切沒有表達感激之情，那麼我想，那些留下來的好處恐怕也保不住。
也許不應該感激殖民主義，而是要感激英國的文明帶給香港的一切。那天晚上，吸引了世界各地共8000多名記者來採訪。有外國記者說，在這個年代，將一個文明的資本主義地方，交還給一個共產黨專政的國家，是完全沒有先例的。
中國中央電視台對香港回歸的報導就是另一套。它略去了港督的告別儀式，而著重解放軍進駐香港、香港各界歡迎、港人慶祝回歸、江李君臨天下般參加交接典禮，然後就是北京和全國各大城市盛大慶祝，載歌載舞，似乎像1949年毛澤東進北京城時那樣「慶祝解放」，炫耀中共洗雪國恥。
但香港街頭在大雨中一片平靜。市民多留在家中，也許會看看電視轉播交接典禮，也許過平常日子，等待命運的安排。一位二十來歲的女子在機場被問到主權交接的盛典時說：「一個鋪張的婚禮不等於婚姻幸福，兩個人結婚最重要是看有沒有將來。回歸也一樣，最重要的不是盛況空前，而是之後怎樣。」
在編輯97年7月號的時候，我收到自學經濟學友人的一本書，扉頁上寫著：「我們常說，外國人做到的，中國人也一定做到。困難是：外國人不做的，中國人未必不做。」
這句話就成了香港「之後怎樣」的觀察焦點。英治時代，港督幾乎是隻身而來，他只管維護規則下平等，其他事盡可能不做。毛澤東在文革時說「香港還是那樣子」，意思是繼續英治，中共可以什麼事都不做。但主權到手後要中共「五十年不變」，繼續英治時那樣許多事盡可能不做，它就「未必不做」，而且是「一定去做」。
在壯觀而做作的回歸歡聲中，我已經想到香港的宿命。（失敗者回憶錄141）
※ 作者為香港知名時事評論家、專欄作家。1970年曾創辦雜誌《七十年代》，1984年更名《九十年代》，直至1998年停刊。近年在香港蘋果日報撰寫社論、專欄，時常批評當道，立場反共。李怡近年移居台灣，持續發表他個人的「失敗者回憶錄」系列文章，本報從第91篇開始連載，前90篇則連載於《風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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