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衛福部統計，近十年來，每年約有8千至1萬名性侵被害人，其中，54%是未成年兒少。為了瞭解兒少性侵害的成因，並探討未來國家如何預防、辨認兒童性侵害等問題，國家人權委員會在2020年成立後，第一個系統性訪查案就是「校園及安置機構兒少性侵害系統性訪查案」，最終成功訪談到63位性侵受害者以及11位受害者的重要他人，日前正式發表調查報告以及介紹短片，揭露受害者的心聲、兒少性侵害的犯案手法以及具體政策建議，希望喚起政府以及社會大眾的同理心，一同強化兒少保護工作。
近10年統計：兒少性侵害每年平均逾5千案人權會解析9種樣態
兒少性侵害受害者：『(原音)他就慢慢地滲透我的生活，要求跟我接吻跟交往，我拒絕他，「老師，你可以等我長大嗎？」我其實非常害怕，但老師說「你長大後就不是我的，所以我要從現在開始陪你一起長大。』
國家人權委員會1月8日正式發表「你的聲音種下改變的種子—校園及安置機構兒少性侵害系統性訪查案專案報告」，並發布說明影片，影片中，被害人的陳述在去識別化之後播出，一段又一段，聽了令人既心驚又心碎。兒少性侵害受害者：『(原音)老師就會叫我們過去說，我們考不好，要處罰，就是捏我們的私密部位，也會打屁股，打的時候，手會停在屁股上面摸，他還會在很嚴厲地罵完你之後，又叫你過去，安慰你，然後叫你坐在他的腿上。』
6種老師對學生侵害樣態經常交織出現
督辦委員張菊芳指出，像這種「糖果跟鞭子並用的權威控制」就是老師對學生的性侵害、性虐待的樣態之一。
根據專案報告的歸納分析，常見的師對生侵害樣態共有6種，有的是加害人出其不意的強迫性身體接觸；有的加害人則會以情感操控的方式進行性誘騙；還有一些加害人會提供家長或學生金錢、禮物、工讀的機會、一對一的補習等利益，降低家長或學生的戒心，製造利於加害的處境；此外，加害人可利用各種校內外隱蔽空間的使用權力增加侵害的可能性，例如下課後或清晨空無一人的教室、只有某個老師能使用的科任教室等校內空間，或是藉由課後輔導、做科展實驗或藝能訓練等正當理由接送學生，這時候，老師的私家車或住處等校外場所也可能成為學生受害地點。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樣態和手法常常交織出現。兒少性侵害受害者：『(原音)老師灌輸給我家人一個觀念說他很照顧我，幫我加強功課，然後我家人就會很感謝他，還送禮物給他，我覺得有一種被賣掉的感覺。』
而隨著數位科技的發展，老師與學生之間的網路互動也潛藏危險，因為透過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工具的單獨聯繫，極具隱密性，不容易被他人察覺，侵害風險隨之增加。
不只一名加害人！生對生侵害案件更常見
除了師對生的侵害手法，本次調查也歸納出3種學生對學生的性侵害、性虐待樣態，第一，有別於師對生的案件，生對生的案件中，通常先出現言語騷擾、討論性話題等試探行為，後續才出現身體接觸，例如撫摸、擁抱或猥褻行為；第二，加害人利用自己的人際優勢，霸凌行為伴隨著性侵害或性虐待；第三，加害人看準被害人無從拒絕或不敢揭露，利用友情、社交壓力加以威脅、情感勒索而得逞。兒少性侵害受害者：『(原音)他跟我說「難道你想再被排擠嗎？」那時候我很害怕，他是唯一會聽我說話的學長。』
張菊芳特別指出，本次調查一共訪查到21個生對生的性侵害、性虐待案件，其中有5案的加害人不只一名，占比之高，值得留意；張菊芳也提醒，針對這類案件，老師的角色非常重要，也就是說，老師如果敏感度不夠、沒辦法及時發現的話，可能會使被害人被排擠、受害的情況日益嚴重。
不少被害人選擇沉默人權會委員：社會氛圍應更友善
18歲以前發生性侵害之後，有些被害人選擇求助師長、朋友，但也有不少人選擇沉默，直到長大成人才首次對外揭露。張菊芳說：『(原音)被害人為什麼不揭露？他為什麼不求助？這個原因，我想，我們要非常重視他們的想法到底是怎麼樣，原因是怎麼樣，歸納起來大概有好幾個部分，包括「我擔心我講出來會被罵」、「我擔心講出來別人是不會相信我的」，再來，我講了之後，怕被貼標籤或者怕造成麻煩，怕造成爸媽的麻煩，怕造成學校其他人的麻煩，他甚至會擔心加害人受到的懲罰，所以，我想這個部分讓我們看到我們的社會氛圍應該要對被害人更加友善，更加要信任他們，因為他們一直擔心我講了沒有人會相信，所以他就不講，他的門就會關起來。』
張菊芳指出，兒少性侵害是重大的人權議題，為了避免造成受害者二度傷害，本次調查特別挑選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社工師以及學校專輔老師等專業工作者擔任訪談人員，並提供專業訪談訓練；張菊芳特別感謝74位願意接受訪談的受訪者，因為透過他們的陳述，更多人得以了解兒少性侵害其實不是個案，而是全面性、結構性的問題，希望政府、學校以及整個社會能正視問題，為兒少性侵害的防治共思解方、通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