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澤先生是土生土長的東京人，生於四谷（東京都新宿區），受所謂的軍國主義教育長大，二戰結束時才十四歲，經歷過戰後的一切混亂，各種社會思潮的氾濫，以及經濟發展和衰退。這位老年人好奇心強，也擅長與人交流，他的故事比任何電視節目都有趣，可謂一部「活歷史」。有一次我們談及喜歡的食物，大澤先生說喜歡吃「豆餅（mame mochi）」，最好是和菓子店「つる瀬（Tsuruse）」的，他年輕的時候每次去湯島都會買這家老鋪的豆餅。後來我買了一小盒和他一起吃，那是一種其貌不揚的微甜年糕，加了很多鹹味大黑豆，口感綿密，非常美味，他很開心，講了一番東京各個和菓子店老鋪的八卦，相互競爭、家人之間的愛恨、名家的頹敗和破產等，大澤先生無意中講起的故事讓我重新認識了周圍的世界，它的複雜性和活力遠遠超出網路上的文字和畫面。
說及食物，他跟我說過最讓他懷念的是二戰期間他與母親在朝鮮半島吃過的烏龍麵。「記得我當時小學三年級，所以是昭和十一年（一九三六年）吧，我去過一趟北京。此前我父母好像吵架了，吵得不可開交，我母親索性帶上家裡年紀最小的三男，就是我嘛，先回到九州的娘家，在親戚家住了一天，隔天坐船到釜山，換乘列車到中國。那時候有個舅舅在那兒工作，母親和他的關係一直很好，舅舅也常寫信要她有空來看他。我們路上非常順利，離開釜山的時候母親給我買了一碗烏龍麵吃，我從來沒吃過那麼好吃的烏龍麵，整個旅途就記得這件事。到現在每次吃烏龍麵我都會想起釜山的烏龍麵，也沒遇到過比它更好吃的。」
舅舅非常歡迎兩位親人，母親在當地的三越百貨公司買了一件大衣，大澤先生也穿上了新衣服，乘坐舅舅安排的馬車逛街。「那裡還是非常發達的，那家三越百貨公司比銀座本店大一倍，非常壯觀，列車也豪華得很。」他回憶道。
不料，從中國回來沒多久，大澤先生一家遭遇了東京大轟炸，在四谷的木造房子也被徹底燒毀。大澤先生的父親喜歡喝酒，大轟炸那晚也酩酊大醉，故此沒帶出太多貴重物品，只帶走一些大米避難。「好不容易帶出了大米，但沒有鍋可以煮。過幾天我們回家，從廢墟裡挖出鍋子，才吃上米飯。說是回家，但實際上什麼都沒有了，我在空空蕩蕩的院子裡看見一個達摩不倒翁，原來是放在我們二樓小房間裡的，不知道怎麼掉到院子裡，看來完好無損，在一片廢墟中顯得特別搶眼。其他什麼都沒有了，只留下一根水管一直噴水，過了好幾天都沒有停掉，所以喝水、煮東西是沒問題的。很多國家的自來水到現在還不能直接喝，但日本從戰前一直就是這樣，這還算是優點吧。」
大轟炸第二天，學校恢復上課，班上有三個同學沒來。大澤先生說來上課的同學已不算少，大轟炸的前幾天鄰近的區域已被轟炸過，所以大家有些心理準備，能夠及時反應，逃得快。語言老師提議大家去找這三位缺課的同學，於是所有同學走出學校，救援的士兵們借給他們幾根竹竿，同學們用竹竿翻屍體、找同學。「後來還真在河裡找到一個同學，大轟炸的那晚很多人逃到河裡，那個同學也在其中，受了重傷。後來他被送去醫院，在那裡去世了。」
喝著大澤先生沖的咖啡聽這些故事，感覺自己就像在過去和現實之間穿梭，同時我驚訝於這位老年人，這位和我暢快聊天的日本庶民，擁有這麼豐富而鮮豔的回憶。我感到久遠的戰爭其實近在咫尺，它不是教科書上的歷史，而是還在呼吸的現實。
「在四谷我們有一家鄰居，是一對夫妻，育有一男一女，丈夫在東京日法學院教法語，和美國開戰後，政府主導抵制外語，教法語的這位先生也被員警帶走受訓。太太很可憐，她的頭髮是天然鬈髮，很好看，員警以為那是燙的，那時候西方文化都被禁止，太太被員警拉走幾天後回來頭髮都被剃光了。丈夫很長時間都沒放回來，為了躲避轟炸，太太帶著小女孩回了廣島娘家，不久之後那裡被投放了原子彈。大兒子在東京留守，大轟炸時我還和他一起逃的呢，望著變成一片焦土的東京，我們互相說要多保重，便分手了。我們一家人搬到本鄉（東京都文京區）住一段時間，跟這個大兒子失去了聯繫，戰爭結束後我的哥哥在新宿車站附近遇到了他，說是在新宿開了家拉麵店。我也去看望他，看起來過得還可以，帶著一個女人，也不知道是什麼關係。問他的父親有沒有放出來，他說父親被放出來後沒多久就病死了。」
大澤先生還跟我講了他哥哥的經歷。他有兩個哥哥，二戰結束時大哥已經參加了海軍，在人間魚雷上作戰。
「當時大哥二十多歲，被派到沖繩，後來說他在那裡看到過密密麻麻填滿大海的美軍艦隊。日軍已經沒有可以出擊的飛機了，只靠人間魚雷攻擊對方，我哥和另外一位年輕人一起上了袖珍潛艇，但好像螺旋槳發生了故障，出發不久潛艇觸礁了。潛艇前方裝有炸彈，但幸好觸礁也沒爆炸，我哥他們從潛艇裡逃了出來，往大概一百公尺開外的小島游過去，美國空軍發現他們後馬上開始射擊。我哥被打中胳膊，但因為子彈在水裡大幅減速，衝擊力也會減弱，他上岸之後才發現自己被打中了。他們在褌裡藏有小刀，上岸之後還商量過要不乾脆互相刺死算了。但是，那天天氣特別好，小島上吹來的風非常涼爽，聽著海浪的聲音，我哥當時就覺得生活應該就是這樣子，戰爭這東西實在太空虛了。幸好他們後來被當地漁民發現並帶回沖繩本島，我哥就在那裡聽到『玉音放送』。他回到東京之後很長時間都不說話，好像靈魂都飛走了的樣子，這些故事他過了很長時間才跟我說。」
大澤先生的哥哥後來成為日本放送協會（NHK）的政治部記者，參加了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訪中團，有幸見到周恩來先生。
每次到金星堂，大澤先生都帶著微笑迎接，等我吃完麵包、喝完咖啡，會問我要不要再來一杯，這一杯他請客。只有在舉辦高校野球的春夏兩季他好似心不在焉，客人多的時候也不時地轉頭瞄吧台上的小電視。後來得知他畢業於棒球名門早稻田實業學校高等部，我才明白他為何那麼熱情地觀賞比賽。他雖然年紀大了身體還很硬朗，有一次他把褲腳挽到膝蓋上給我看小腿上隆起的肌肉。
「我從小成績不好，只有運動方面還可以，高中選擇了早稻田實業學校高等部，因為喜歡玩棒球。畢業後直升早稻田大學，在棒球隊當了投手。我認為自己的水準還不賴，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同學當中還有天才級的投手。所以我後來放棄了，決定當球隊經紀人。當時整個日本棒球正盛行，大家都看棒球，大學的球隊也受女孩子們的歡迎。就這樣開開心心念完本科，畢業後就職於京都的老店，專賣綢緞和布匹。在京都認真學了兩年，後來因人際關係的原因辭職，通過朋友介紹在三菱公司附屬的一家企業上班。上班期間還是喜歡玩各種運動，高爾夫球、棒球或滑雪，工作上也很拚，上司挺信任我。有一次他讓我到柬埔寨的分公司出差並查帳，我大概花了一週就做完了，剩下的幾天在當地玩一玩，回國路上經過香港，做了兩套西服。香港的師傅真了不起，他們是不用縫紉機，當場給我量尺寸，跟我說等一等，坐下來就直接拿起針，很快就做出一套衣服。我後來在東京穿這兩套衣服，有一天社長直接過來找我，說沒見過做得這麼好的衣服，想給自己也買一套。這套衣服呀，不只是好看，而且真的貼身，穿著去跳舞挺有面子的。後來我把這套衣服拿到三越百貨公司，想讓他們做出一套一樣的，師傅拿在手裡研究半天，然後搖頭說做不出來。」
喫茶店吧台上方掛著兩幅彩色照片，是一個青春期的女孩和她的全家福。問他照片來歷，他說那是他的孫女，但至今只見過一次。
「我在公司上班的這段時間結了第一次婚，妻子是挺漂亮的女孩子，後來我們有了一個女兒。結婚十三年，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可能是我工作太賣命，在公司跑業務，不太會照顧家庭，她跟一個男的離家出走，女兒就留給我了。估計前妻婚後在家裡照顧孩子，心裡有點焦慮吧，我可以理解。我把女兒養到十八歲，之後她自己決定去美國念書，後來在美國跟西班牙籍的律師結了婚，現在在西班牙生活。幾年前突然有個女孩子來店裡，叫我『ojīchan（爺爺）』。
我摸不著頭腦，問了一下得知她是從西班牙來的孫女，我可高興呢。她在這裡住了一週就回西班牙了，這已經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第一次婚姻結束沒多久，在南千住開服裝店「金星堂」的主人看上大澤先生了。金星堂的老闆娘是大澤先生的同學，店裡賣地下足袋等服飾，生意挺好，女兒一直在這裡忙著家業，錯過了結婚時機。有一天大澤先生跑業務，剛好經過這附近，順便跟金星堂的老闆娘打招呼，主人看他人品不錯，希望他入贅為婿。大澤先生也同意了，就和他的女兒結了婚，但據大澤先生的解釋，第二任太太有點任性，有一天突然說想開家喫茶店，沒等大澤先生同意就開始裝修。「真拿她沒辦法，我把工作辭掉，報了課學咖啡和烹飪，一不做二不休嘛。」
至於喫茶店金星堂創立的具體時間，大澤先生想了一會兒回道：「應該在一九七八年，我四十七歲時。」當時的營業時間還比較正常，上午開門，晚上十點多關門。菜單內容也豐富許多，有蛋包飯、咖哩飯、義大利麵、三明治等，日本喫茶店老鋪該有的都有。最受歡迎的特色菜是烤肉套餐，肉質好、口感佳，那是因為大澤先生在築地有個朋友經營肉鋪，可以用批發價買來新鮮的肉。「白領也好工人也好，當時這附近人挺多的，不像現在。那時代開喫茶店是可以賺錢的。」
咖啡館開了二十多年，太太因不小心跌倒癱瘓了。大澤先生每天上樓去照顧太太，菜單上很多菜餚從此消失，只留下烤吐司。後來店鋪的面積也減少了一半，為太太騰出療養空間，並用木板與店面隔開。開門時間也改成凌晨到早上八九點，因為九點之後太太就會醒來，大澤先生顧不上店面。
「雖然我太太有點任性，她的內心還是挺善良的，比如我和前妻的孫女從西班牙來住我們家，太太並沒說什麼。但她癱瘓之後脾氣更大了，連醫院都受不了，有幾次我把她送到醫院療養幾週，沒過幾天護理師會打來電話求我儘快接她回去。太太三年前去世了，說真的我有種解放的感覺。」
剛鬆了口氣，他妻舅的妻子查出癌症，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妻舅可謂「傳統」日本男人，不管是做菜、洗衣、打掃、買東西，家務一律不願意做，他太太生前負責所有，現在就輪到大澤先生了。在店裡我看過他幾次打電話給妻舅問午餐要吃什麼，有時候是蛋包飯，有時候是義大利麵，掛完電話他跟我說 ：「我認了，這是命吧。」（推薦閱讀：日本眾議院改選朝小野大影響台日關係？國安局：「友台」路線可望維持）
＊作者吉井忍Yoshii Shinobu，日籍華語作家，畢業於日本國際基督教大學國際關係專業。曾在成都留學，法國南部務農，輾轉亞洲各地任新聞編輯。本文選自作者作《東京八平米》（印刻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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