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教改！吳沛憶提遭羞辱體罰：叫我們女生走廊趴下、屁翹高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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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10教改滿30年，當初國小一年級就接受體制內實驗教學的民進黨立委吳沛憶，回憶起國小時所受的啟蒙教育。但到了國中，回到正規體制，她除了無法適應填鴨式教育，也不認同服裝等規定，她說，最不適應的是有嚴重的體罰。「我每天都會被打，我進國中之前，包含我爸媽，世界上沒有人打過我」。他們的體罰是羞辱性的體罰，「會叫我們一群女生下課時間到走廊，然後趴在地上，把屁股翹高，然後像打網球一下一下打，就是要打我們給其他人所有的人看。」

教改團體1994年4月10日發起教改大遊行，提出四大訴求「落實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及「制定教育基本法」。核心理念就是教育體制去威權化。遊行迄今已超過30年，有人支持、但有人還是懷念過去聯考時代。

1987年出生、今年才剛進入立法院的民進黨新科立委的吳沛憶，上面有個姊姊，下面有個弟弟。1994年，吳沛憶剛好小學入學，是第一批接受教改實驗班的人。她的父親是新店北新國小美勞老師，母親則是台北市的小學教師。兩人都支持教改。

當時一群推動教改，包括括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的教授林曼麗等教授，向政府申請計劃。找到當時台北縣新店市的北新國小一起合作，吳沛憶則是從小一到小六都是上美勞實驗班，這個6年都不分班，教材則是這群國北師教授寫的教案。

吳沛憶說，當時一班她記得約3、40人左右。而這個計劃也是一次性的實驗計劃。他們小學畢業後，這個美勞實驗班就結束。後來等華德福等學校，才有制度性的實驗教育。她稱這是教改剛開始啟蒙浪潮中，「一個很美好的相遇」。這是一個由下而上的計劃，不是教育部下來實行的計劃。

雖然當時已經有森林小學，但還沒被體制接受。吳沛憶等於是教改運動後，第一批接受教改實驗的「白老鼠」，但進入國中後，則又回到那個正規的填鴨式教育。

雖然是美勞實驗班，吳沛憶回憶說，但他們用美術教材貫穿了全人學習與人文學科。尤其是歷史、人文、地理等，也包括跟荒野保護協會合作，幾乎每個禮拜都有戶外教學，上山、下海，認識本土植物、昆蟲，沿路有荒野老師帶他們在地上撿葉子，認識紋理、講說哪些本土種、特有種，生態衝擊。

對於有沒有哪些是比較填鴨式的教學，吳沛憶稱，就是覺得國語很煩。因為要寫練習簿，一個生字要寫一整頁等。但大部分課程還是都很有趣。到東北角海邊，帶著宣紙去拓印岩石紋理，然後下一堂課就會有地理老師來講解這個岩石是怎麼沈積的、多少年代等。

吳沛憶覺得，就是讓他們要帶一個「問題意識」去認識這個世界，你到海邊，不是只拍一個跟大海的合照。而是要去觀察石頭大小顆，為什麼是片段的？回頭看他們的當年的教材，真的很前衛，基本上就是教育本土化與教育自由化。而教改對她的影響就是，她很愛思考，忍不住想要開啟思考。「老師不一定會給我答案，但我絕對不會照單全收，老師說的每一句話，我去會都懷疑它」。

而老師也鼓勵他們去懷疑，啟蒙思考，沒有標準答案，打破填充式、權威的教育。另如，有一堂課就是，放音樂，大家閉起眼睛，做陶土創作，感受什麼就去創作什麼。眼睛張開後，就很擔心想說，同學做得比較漂亮，我做的會不會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長什麼？最後每個人成績都是一百分，因為老師說，美是沒有辦法被打分數的。你每個人創作出來都是很美的。

另外，也花了很多時間認識原住民文化，去烏來應該是最多的，還有其他縣市的部落。人生第一次到許多部落跟當地小學同學交流。 跟烏來小學同學互相寫信、關心對方，後來籃球、躲避球友誼賽，班上一起唱歌跳舞。也打破了刻板印象，原住民好像在部落、好遙遠。

但從小學生的視野來講，「我們其實沒有那麼不一樣」。不會用單一刻板印象卻想像一個族群，因為他們也是單一個體，「一個一個真實在你生活中會出現的朋友」。另外，也會去花蓮、台東等地。

對於父母親會不會擔心國小實驗教育與國中後正式教育的銜接問題，吳沛憶覺得，因為他們本身是老師。而參加實驗教育同學的家庭也都是比較關心教育的。而他們班女生畢業後，去念私校初中的，大概有一半以上。那時候，吳爸爸有跟吳沛憶討論，他們認為自己都是公立學校老師，覺得應該要支持公立教育，不可以公立教育老師還把自己小孩送去私立學校。好像公立學校老師對公立的教育都沒信心。

但吳沛憶自己也覺得自己會去念公立學校，從來沒有覺得好像多一個選項會去念私立學校。但吳爸爸有一次吃完飯還問吳沛憶要不要念私校？因為照她的學區，會唸新北五峰國中，而先前五峰國中的學生，才跟螢橋國中學生打架，且竹聯幫等黑道入校園也很嚴重，所以，很多女性同學家長就會認為，是不是女兒念私校，感覺比較安全。

但吳沛憶進了國中後，她說，最不適應的則是嚴重的體罰。「我每天都會被打，我進國中之前，包含我爸媽，世界上沒有人打過我」。「從沒有人打我，到每天都有人打我」。老師就是用課桌椅的木條打，一條不夠重，還要兩條綁起來打。

每天絕對十次以上。進校門口就是服裝儀容，「因為國民黨非常認愛管你穿什麼。國民黨就跟你台灣學生服裝儀容有仇」，你的襪子只要出現一個點、一個顏色就要打，衣服沒有扎進去就要打，裙子高於膝蓋要打，頭髮超過標準兩公分要打。而且頭髮不能打層次，一定要齊的。「我光是進校門口第一關一定會打六下以上。因為我每天被打，我還是不想要服裝儀容整齊」。

吳沛憶說，他們的體罰是羞辱性的體罰，「會叫我們一群女生下課時間到走廊，然後趴在地上，把屁股翹高，然後像打網球一下一下打，就是要打我們給其他人所有的人看。」大部分被打都是服裝儀容居多。有時候是考試，考試老師會給每個人訂個目標，差一分打一下。

吳沛憶說，她國中三年，數學大考都是一百分，但小考都是零分。所以，標準被設很高，所以，被打非常嚴重。另外，她是一個非常不能被教育的人，就算被打很嚴重，隔天也是會考零分，「所以，我媽就非常生氣我。因為，我小考都沒在準備」。「體罰對我是沒有用的」。

吳沛憶說，她導師是國文老師，要背注釋。少一個字就打一下，她覺得非常愚蠢，因為可以用相同的字去解釋它，而不應該變成背誦的機器。所以從頭到尾都不背注釋，所以，每個註釋都是零分。她不是叛逆，或要反抗老師，但她就覺得這個詞是什麼意思，寫出來也要背的也是一樣，「為什麼我要照你的意思去寫？我就是沒辦法接受這種管束，我並沒有想要特別不一樣」。

她媽媽常常被老師叫去學校，也拜託她可不可以….但吳沛憶回「我錯在哪裡？」「我的學習表現，跟我襪子要穿全白到底有什麼關係？我襪子多顆星星，我就變壞學生嗎？」「腦袋就是打不開，沒辦法為沒道理的規定低下頭」。媽媽則回說，「媽媽支持你講沒有錯，但現在這個遊戲規則就是這樣，可不可以不要給自己找麻煩？」

吳沛憶的座位就是導師前的特別座，另一個是很皮的學生。這個對她就是很羞辱。但她是同學選出的班長。導師非常討厭她，認為給同學帶來錯誤的示範。新來的老師看到班長就在特別座，都會嚇一跳。

但到了景美高中，最大改變就是不會因為長頭髮被打。「竟然可以一整天都沒有人要打我」。

吳沛憶從幼稚園中班就開始學芭蕾舞。可能是因為神經遲緩，打針不會馬上哭，回家過好小時才開始哭。肢體也不協調，容易跌倒。醫生建議肢體課，所以送去學芭蕾舞。一路學到國中。她自己也很有興趣。

吳沛憶說，景美女中對她最大的影響就是參加熱舞社。她覺得國中三年太痛苦了，唯一能讓她支撐下去的動力，就是「我總有一天要離開，我要去念高中，我就可以解脫」。

但第一堂課課本發下來，覺得整個世界快要奔潰，天啊，高中跟國中基本上體制是一模一樣，「你真的要給我再三年，我真的快發瘋」。當初國中，爸媽跟她講的，到高中可以去找一個更自由的環境，有興趣的科目去學就好。而且她媽媽說，越好的學校越自由。所以，她一直以來對最後要進大學有一個很大的憧憬，「我到那裡就可以自由了」。

吳沛憶說，所以剛進景美女中的一兩個月都在翹課，沒辦法走進教室，只要走進教室就覺得頭很暈，每門課都想睡覺，身體上很排斥。學校給學生的自由度雖然比國中高，但在學習的自由度就是一樣填充教育再來一次，生詞變得更難，要背誦歷史的年代變得更長、更細節。沒有任何開放式的自由選讀。

吳沛憶說，還好找到社團活動，讓自己可以麻痺三年。當初北一女、中山女中、景美女中、建中、成功高中都有熱舞社。也都是強度比較強，每天下課就練習到八、九點，週末都是早上五、六點要去中正紀念堂的兩廳院搶位置。

因為北一女的同學都很可怕，她們就五、六點就出現在那邊。所以，晚一點睡過頭，八點才去，沒位置了。所以，六日都很早起，一練練到下午五、六點才離開。社團對高中生來講，是蠻好的團體活動，一群人完成一件事情，有學姊學妹，吵架，成果發展。到早餐店或西門町募款。

「我們就背個音響在西門町，音樂一響就開始跳舞。跳舞完就拿宣傳手排出來，要喊四星彩今天開賣…..」。你知道對高中生來講，這件事情有多困難嗎？而且西門町是他們同學可能經過地方，會覺得很丟臉，但又覺得必須募到款才可以辦成發。

對於有人批評三十年教改，吳沛憶說，教改只能往前、不能回頭。現在的教改當然沒有一百分。有進步的空間，有䅰多教育理論或模板可以討論。可是無論如何都比傳統教育好上太多。但不能走回頭路。

吳沛憶說，以前真的很糟糕，現在孩子可以不用接受那一套威權體制教育，還有有人曾堅持過教改，現在的孩子至少有一個相對比較自主學習的空間。你不填鴨了，要放置什麼進去，這可以討論，但不能走回頭路。因為那是在扼殺生命。現在要教改走回頭路的都是那些老人，「你們以前就專門打別人，不是每天被打的人，你們沒有資格講那些話」。

吳沛憶說，對於為了想要去批判執政黨，去拿一個以前比較好、錯誤的方向，她覺得那是非常惡劣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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