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女第一人｜謝雪紅：不識字的童養媳，如何成為台灣重要革命領導者？

台中公園旁的大華酒家，是許多左翼人士、共產黨地下黨員，甚至政治人物聚集的地方。他們來來往往，交換情報、思索未來、議論時政。許多對時局不滿的年輕人也聚集在這裡。一次，有人沈痛地分析台灣的困境：「台灣沒人才。」

一把女聲篤定地揚起：「怎麼沒人才，到處都是，台灣的水準很高，很普遍。只要是能替老百姓講話、做事，知道老百姓的痛苦，就是人才。」說著，那女子指著在場的人說：「你們都是人才。」

一個年輕人紮紮實實把這句話聽進去了，過了幾十年後他還記得。他是古瑞雲，後來成為二二八事件台中二七部隊的總指揮。

而那個女子，正是謝雪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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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謝氏假女，她是謝雪紅

謝雪紅，簡簡單單的三個字，整個台灣社會卻要花費數十年的時間才能將這個名字說出口。原因無他，謝雪紅是台灣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二二八事件期間領導了二七部隊在台中武裝反抗，事敗後逃往中國。因此，她的相關史料沉寂多年，人們對她諱莫如深。

如果要談婦女如何參與社會運動，人們習慣從婦女運動談起。謝雪紅卻不，她大步一跨直接投入了政治運動、乃至組黨與革命，她因而被稱為台灣第一位女革命家。做「第一人」需要勇氣，她的初心卻簡單：她的一生受盡壓迫，所以她要改變這個社會。

謝雪紅出生在彰化一個貧困的家庭，是家中倒數第二個孩子。她被家人叫做「假女」，回應弟弟的名字「真南（男）」。後來的戶籍和官方史料上，她的本名記為「謝氏阿女」。不論假女或阿女，都是沒有性格的性別指涉，一如她的前半生。十二歲，她被賣做童養媳，受盡養母的身心虐待。為了逃離，她匆匆地答應結婚，卻被騙賣為妾。

跟隨丈夫前往神戶時，她遇上了大米價格飆漲導致的「米騷動」；前往青島時，則親身體驗到五四運動的風潮。20 歲時回到台灣，早已對為妾生涯不滿的她開始尋求經濟自主。謝雪紅先在商會工作，再用自己的儲蓄獨立經營洋服店。同時，異國的社會運動在她心中埋下的種子也發了芽，因而投身抗日的政治運動。

24 歲那年，她到了上海，遇上中國反日的罷工運動，也遇到一批志同道合的社會運動者。更進一步地入讀國共合作創辦的上海大學，因此有機會被選中前往蘇聯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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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遙遠的他鄉，謝雪紅站在貝加爾湖畔，體會與台灣截然不同的氣候和風景。她想起許久以前，作為童養媳飽受虐待、差點自殺的時候，曾有一位日本警察寬慰她說：「出去外面看看，世間是廣闊的啊。」

她靠一己之力，拚殺出來，站在這廣闊的世間，決定要為自己命一個新的名字。

她不再是謝氏假女，她是謝雪紅。

第一個上街頭的台灣女人，不只收穫喝采也收穫偏見

從蘇聯帶著建立台灣共產黨使命返台的謝雪紅，投身政治運動。那時社會運動的「現場」不在街頭，而在隱蔽的樓房、巷弄，在人與人之間的耳語串聯。30 歲以前，謝雪紅就入獄了兩次。多年後她仍能清晰回想起如何遭受刑求：用小木棍壓指尖、針刺指甲縫、灌涼水、用棍子打腿，「他們還無恥地剝光我的衣服，用點燃的香菸燙乳頭」。

做第一個從事政治革命的女人，不只難在執政當局的恫嚇，也難在同志之間如何看待革命群體中的性少數。

張深切的自傳《里程碑》裡留住謝雪紅在集會時發言的身影：「那時的集會情況和我自己講的話，現在已經沒有記憶。只有謝阿女主張婦女也得參加革命，支援男人的運動，才容易成功。激起了全場的喝采，這確使大家留下不淺的印象。因為過去台灣參加政治運動的女性很少，在日本只有蔡氏阿信，在祖國只有謝阿女，而這兩人算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所以特別博人激賞。」

謝雪紅的社運之路不只收穫喝采，更多時候是基於性別的質疑。同樣是《里程碑》一書，記載了張深切對於這位女性社會運動者的批評。他嘲諷地寫道，謝雪紅沒讀過書又是人家的姨太太，而且常常跟大學生「廝混」，這樣的人「怎麼可能懂什麼共產思想？」

同為台灣共產黨一員、和謝雪紅幾度合作又分裂的蘇新在回憶錄上猶然忿忿：「她一個女人，受教育又不高，為何能夠領導我們？」同學楊子烈的回憶、國防部保密局〈附匪份子實錄〉的記載裡，顯示出旁人對於謝雪紅的性別、教育程度和生活作風的觀察，往往導向「想必不是真正具有改革理念」、「男女關係混亂」的推論。

要污名化一位從事革命的女性太容易了，質疑她的私生活、否定她的能力和專業，就完了。至今，許多人仍然用這樣偏頗的眼光去看待那些為社會議題奮鬥的女性。

不向男人討女權！不忘初心的女性運動者

由於謝雪紅的共產黨背景，又因為她在二二八事變之後遠遁中國，陳芳明撰寫《謝雪紅評傳》時深感搜尋史料的不易。對於謝雪紅的革命人生，他下了這樣的評斷：「如果台灣是一個被壓迫的象徵，那麼謝雪紅是少有的幾位現代政治人物中能夠體驗被壓迫的意義。因為，她同時承受了男性沙文主義、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以及中華沙文主義的壓迫。」

在那樣一個年代，一位女性要在陽剛的革命場域發出自己的聲音無疑是艱難的。謝雪紅的伴侶林木枝、楊克煌不僅是她參與社會改革時的同志，也是為她翻譯、為她書寫，協助她表達的人。她對男性的借力、堅定的意志、剛烈的性格，或許是在那個時代想在男性社會裡出頭的條件，卻也成為旁人批判她私生活「混亂」、性格暴躁、不擅長溝通和領導的理由。

饒是如此，謝雪紅從不刻意將自己去性別化。她不掩飾自己參與革命的初心來自於生命經驗的困境和苦痛，提出的理念也從沒忘記還在受苦的婦女。謝雪紅曾在組織婦女部的題綱裡提出對婦女權益的見解：她認為，當時台灣的婦女組織只想「向男人要求女權」，但婦女不應該自外於無產階級運動。在這一場階級的戰爭裡，婦女唯有加入其中，才可能擺脫壓迫，追尋真正的自由。她並引用列寧的話為「婦女為何應該參與政治運動」、「政治運動為何需要女性聲音」兩個問題一錘定音：「政治運動，是婦女為了擺脫其壓迫的第一步。」（延伸閱讀：【專訪尤美女】身為性別運動者，我也曾以為法律很公平）

在後來的台灣共產黨路線之爭裡，本來作為領導者的謝雪紅遭到抨擊，因為她對婦女運動和文化運動的關注，以及透過文化組織、農民組織借殼上市的策略，被認為太過軟弱，不夠激進、有力、強勢。

但，可別太快將這樣的路線選擇和「女性氣質」聯繫起來。陳芳明在接受《世紀女性・台灣第一》的作者蔡秀女訪問時提到：「二二八事件各地的處理委員會成員都是男性，他們不是鄉紳、學者、律師，就是民意代表。這些男性都是主張和平談判的，只有謝雪紅要武裝對抗，她所有的做法都和別人不一樣。」

需要強硬的時候，女性革命者也可以很「硬核」。

在參與社會運動的初期，謝雪紅就不斷提醒人們注意台灣作為一個殖民地和其他國家在革命路線、理論、方法上的差異；在她前往中國之後，依然以台灣本位為其主張。她似乎總選擇一條不合時宜的路，或許，這是因為作為女性，她早已習慣少數者的弱勢處境，並從艱困的環境中生長出悍勇。（同場加映：台女第一人｜穿裙子不能從政？嘉義市長許世賢：我選給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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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我們，如何對待女性社運工作者？

在社會運動已然風起雲湧的 2019 年，我們仍然不時看見社運現場的女性困境。穿著清涼的，會被指責衣著不得體；女性為主的抗議場合會遭人意淫。新聞鏡頭搜尋著哪裡有「正妹」，竭力扒出她們的私人生活與情感經歷。比起社運舉起了怎樣的反抗大纛，許多人更關心男男女女混雜的抗議場合，是否有什麼曖昧秘辛。更糟糕的是，在阿拉伯、蘇丹和香港，對社運女性的性羞辱往往成為政府嚇阻人民參與抗議的手段。

每當閱讀這些報導，我會忍不住想像女性往社運現場跨出的第一步是什麼樣子、怎樣的感覺？通過謝雪紅的故事，我被拉回了女人從私領域邁向公領域的歷史時刻。從閉於深閨到讓自己置身於公眾，忍耐奇異的目光和評論，需要付出龐大的代價，卻也為後世的女性開拓了一條嶄新的路。今昔對照之下，我們才知道女人如何曾經缺席、曾經不在場。現在的在場，源於前人勇敢對社會價值和界線發起挑戰。而這樣對性別框架的衝撞，依舊持續、永不退縮。（同場加映：給八零後的獨立書單：我反抗，故我們存在）

香港的抗議行動，正在對此做一個最好的示範。

關注婦女暴力協會發起了「反送中運動的性暴力經驗調查」，提醒人們注意社運場合所造成的性別暴力與傷害。而在剛剛過去的星期三（8/28），平等機會婦女聯席發起「反送中 #metoo 集會」，他們指出警察以執法為名、凌辱為實，企圖以羞辱女性身體的方式嚇阻抗議民眾。三萬個人，有男有女，來到現場參與集會。他們用脣膏——這個極具性別特徵的化妝品——在手臂上寫下了“Protest too“。

於是，世界看見了2019 年人們立下新的里程碑：面對性羞辱，我們不讓女性「好好保護自己」。我們站出來，指出暴力裡的性別差異，指出性別霸凌，告訴所有人，這是錯誤的，這是施暴者的錯誤。女人無需為了運動與大局隱忍，我們反擊，然後，繼續一起抗議。

謝雪紅是台灣女性參與革命的第一人，她默默忍受基於性別導致的流言、嘲諷和不信任。但那個時代結束了，香港人告訴我們，當代的人們可以一起為那些在社會運動第一線奮鬥的女性，做更多、更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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