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有感美國民主糾纏於政黨鬥爭，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達文波特於是在媒體撰文，稱這一現象彷彿「國會中日益增長的癌症」，其中最明顯病徵就是國會議員的投票表決意向，已傾向純粹依附「黨派立場」，美國參眾兩院幾乎不再對法案、預算進行有意義的審議，結果就是常不明就裡通過了某項思慮欠周的法案，再讓這一法案不斷來回搖擺、通過和推翻，難以保持國政平衡。
達文波特的觀察，在同年一份猶他大學的政治研究季刊得到佐證，其研究顯示，1970年代初期，美國兩黨內部一致的投票率約為60%（同黨議員，表決時約有60%一致性），到了21世紀，無論眾議院、參議院，政黨自身齊一的投票率則達到近90%。意即，過去共和黨議員可能也會有一部分人同意民主黨人的提案，民主黨反之亦然，因而或可出現某個具有兩黨高度共識的政策主軸。但隨後演變是，兩黨各自意見更為凝固，都只想推動自己要的法案，更糟的是，「只顧自己」背後，很多更僅是關心如何透過議會投票，為自己政黨在下一次選舉創造有利的位置。
政黨於國會投票一致率較低的年代，反映在政黨組成，則共和黨和民主黨內都各有一些自由派、溫和派和保守派。當政黨投票一致率愈往上升，就是共和黨更定型於保守派，民主黨更定型於自由派的一刻。一個弔詭的發展是，當政黨各自內部愈團結，這個國家的政治反而愈紊亂，兩黨合作幾乎不可行，甚而出現2017年共和黨所提出的一項稅收改革，從頭到尾只有共和黨一方在討論，內文條款也是在法案要表決前最後一刻才制定，儘管仍存在「審議」形式，這樣的審議卻明顯僅限於意見的一側，且因時間倉促，議員的思考也都被框架在非常狹窄的選擇範圍。
美國民主之所以曾為他國標竿，正因為它確實為近代民主政治立下不少高尚的內涵。例如前總統甘迺迪所提出的：「我們不應該尋求共和黨的答案或民主黨的答案，而應尋求正確的答案，」以及，甘迺迪任參議員時說的：「我首先是一個美國公民，其次是一名參議員，最後才是一名民主黨員。」而前總統林肯（輝格黨／共和黨）則是最早有類似政治思想者，他們對其後兩黨的後起之秀，皆有不小啟迪作用。很長一段時間，無論民主、共和兩黨中，確實有不少國會議員，真的信仰著他們首先要考慮的應該是「美國人的責任」。
直到「黨派政治」襲捲而來，國會殿堂的投票表決，便愈來愈只注重政黨行銷，對深思熟慮制定一項偉大的立法和政策愈來愈興趣缺缺。這就是當時達文波特對美國國會氣氛如此擔憂的原因。
台灣民主政治很多是學習美式精神而來，很可惜，在民主進一步鞏固之前，台灣國會的黨派政治，較之美國卻已有過之而無不及。近日國會審議法案之草率、紊亂，從封死大門不讓他黨議員入內討論開始，到對刪凍預算提出的種種淺碟荒謬理由，在在表現了身為立法委員，很多人確實已窄化到只剩下敵我。
其中令人咋舌的，當屬國民黨立委徐巧芯在凍結國防部潛艦國造預算（50%），於表決時嗆聲民進黨立委「你們的海鯤號先浮起來再講」。這句話的後段「海鯤號先浮起來再講」，當然反映了她個人對潛艦國造的輕蔑與不屑，至於冠上「你們的」，就是明明白白代表了她不是以國會議員身分坐在那裡審議國防預算，完全只是個國民黨人，又或者只是她自己，才會把用以保衛國家安全的海鯤號，直接視為「你們的（民進黨）」，如此幾乎已把政治決裂化走到極致。
共和黨反對歐巴馬醫改，至少批判的還是複雜的醫療保健，民主黨抵制川普（第一任）的稅收政策，至少還是出於對聯邦債務的預期不一，徐巧芯凍結潛艦國造預算，卻有非常大程度僅是出於因「你們的」而來的情緒表現。這樣一個看來真的只剩下政黨敵意的國會議員，恐怕不易再與之有任何理性對話空間，實則，也很難讓人再用中華民國立法委員的身分給予評價。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