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以前：家人變少、關係變遠的「無緣時代」，誰陪我們走完最後一程？

在法醫的相驗清單、里長處理的孤獨死案件，以及政府增加的「有名無主」死亡公告裡，我們看見愈來愈多「無人知曉的死亡」。沿著死亡公告往前追，我們看到在台灣快速邁向超高齡、家庭規模持續縮小的同時，過去由家庭提供的支持網絡也正在變薄。
獨居不一定孤立，有家人也不一定有支持。當家庭結構與人的關係都在改變，許多高齡者、甚至還未跨入老年的中壯年人，已開始思考自己人生的歸途。那些過去由家人承擔的照顧、陪伴與人生最後的安排，未來又會由誰承接？

通常在值班前一晚，士林地檢署法醫師廖書緯會收到由警察要求他協助釐清死因的清單──醫院過世、上吊自殺的遺體、在河邊被發現的浮屍，又或是在居住地點死亡已過數月甚至一年的枯骨。他得在隔日到殯儀館相驗室裡，檢視遺體、證物，相驗或解剖，才能確認死因。

但擔任法醫13年來，廖書緯注意到相驗現場出現了一個變化：警察勘查後填報的「處理死亡屍體檢核表」裡，被勾選為「有名無主」的往生者變多了。所謂「有名無主」，是指已確認姓名與身分，死後卻沒有親屬出面處理後事的往生者。

高溫7月的一天，我們在台北市立第二殯儀館相驗室外等候廖書緯結束相驗工作。一般而言，遺體進入司法相驗*，警方會通知家屬前來等待結果；但這一天有幾名死者，並沒有家人等待。

司法相驗*：「今天8起相驗案中，有4件大體已腐敗腫脹，其中有一件還是乾屍，這表示大家親疏關係遠，很久沒有connection（連結）了。就算他有家屬，但是平常沒有關心他的人。變成乾屍，此刻也認不出來。」

結束相驗後，廖書緯帶著感慨說：

「今天8起相驗案中，有4件大體已腐敗腫脹，其中有一件還是乾屍，這表示大家親疏關係遠，很久沒有connection（連結）了。就算他有家屬，但是平常沒有關心他的人。變成乾屍，此刻也認不出來。」

死亡，成了一紙無人認領的公告

一個人究竟要與周遭失去聯繫多久，才會死亡數日、數週，甚至數月後才被發現？而發現他們的，往往不是家人親友，而是里長、鄰居、聞到異味的路人，甚至上門查封動產*的法院執行人。

查封動產*：由債權人持「執行名義」（如法院判決、和解、調解、公證書等），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法院審查後，會通知債權人與法院人員前往債務人財產所在地，對其動產或不動產進行查封。

為了理解台灣社會正在發生的關係孤立與斷鏈，《報導者》費時數月，盤點2020年至今年（2026）6月、共近3,000筆政府發布的死亡公告*，發現「有名無主」案件，從2020年的74件到2025年的730件，5年間增加近9倍。

死亡公告*：死亡公告主要由往生者戶籍地鄉、鎮、區公所製作（少數出自警察局），戶籍地公所完成公告後，再發文給各縣市政府，由縣市政府社會局處轉請轄下各公所（或相關單位）同步刊登。

《報導者》查閱各公所、社會局處等政府網站，最終採用刊登年分最早、公告筆數最完整的「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死亡尋親公告」、「苗栗縣社會處死亡公告」，排除重複案例後，共統整出全台2,850筆死亡公告進行分析。

《報導者》進一步追蹤這些死亡公告發現，政府公告尋親近一個月後，仍有95%的死者沒有親屬出面認領，最終由政府接手後事。隨著案件的增加，這也成為民政、社政、警察與里長，最頻繁面對的難題。

殯葬禮儀業者蕭智謙承包桃園市聯合奠祭*服務約10年，經手許多「有名無主」的後事。他觀察，無主案件在增加，而家屬領回率不到1%。「少子化趨勢，我估計未來無主案件只增無減。」

聯合奠祭*：聯合奠祭是由地方政府主辦、多家禮儀社協辦的集體告別式，除了有名無主的亡者，一般民眾也可參加。

不過，也不一定所有無主案件都會進到聯合奠祭中。有些無主案件可能生前長住安置機構，或有穩定的非親屬關係，若無血緣者能取得亡者血親的「委託同意書」，即可取得幫往生者辦後事的權利。

例如：2025年底，藝人曹西平過世後，即是由親屬代表三哥同意並正式委任曹西平乾兒子全權處理喪禮。

從蕭智謙接觸過的案例裡，沒有家屬出面的原因各不相同：有人與手足、子女疏離；有因家暴或債務糾紛，家屬不願與他再有關係；也有人長年獨居，沒有配偶或子女。而他遇過最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先生的故事。

當時蕭智謙聯繫上老先生的哥哥，請他簽委託書，將弟弟的後事交由聯合奠祭處理。不久後，哥哥又拜託蕭智謙陪他回弟弟家「拿東西」。進屋後才發現，要拿的竟是骨灰罐。家裡第一間房間的衣櫃放著往生者老婆的骨灰罐，第二間房的衣櫃，則放著早逝兒子的骨灰罐。

原來，老先生與哥哥各自成家後，因分家產鬧得不愉快，漸行漸遠。老先生在妻兒相繼離世後，獨自與兩罈骨灰相伴，生活了5年。最後，蕭智謙將一家三口的骨灰罐全部抱回，透過樹葬，讓一家人團聚長眠。

從死亡多日無人知曉，到身分確認後卻沒人出面承接，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家庭支持，正在發生什麼變化？

「我們沒有認真面對家庭變遷」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力軒長期研究日本社會與台灣人口結構變化。他指出，台灣的人口結構變遷約比日本晚10年，親族關係也比日本緊密；但近年台灣開始出現死後多日、甚至更久才被發現的案例，這與日本約2010年前後的情況相似。

過去一個人往生後，人們很少會去問「有沒有人替他辦後事」，想當然認為「那是他們家的事」，意思是家人自然會處理。但是，當「他們家」可能已經不存在，那要怎麼辦？

2010年，日本《NHK》製播的《無緣社會》調查揭露，日本一年約有32,000具沒有親人認領的遺體，引發當時日本社會震撼。時隔十多年，2023年，日本無人認領的遺體數量已增為42,000具，約占當年度死亡人數的2.7%。日本官方最新是將「死後8日以上才被發現」作為推認死者生前孤立*的重要指標。

孤立*：日本早在1970年代便出現「孤獨死」一詞，之後「孤獨死」、「孤立死」、「無緣死」等詞彙經常被交錯使用。

2023年日本官方公布《關於理解「孤獨死亡和孤立死亡」現實問題的初步總結》，區分孤獨、獨立。孤獨是個人主觀感受，而孤立是缺乏社會連結與援助的客觀狀態。

這很像台灣社會正在慢慢浮現的震撼，鄭力軒認為，這反映大眾所熟悉的、以家庭為核心的支持網絡，正在弱化，「我們社會並沒有認真面對家庭變遷這件事。」

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每戶的平均人口數在2005年時，仍有3.12人，2025年已下降到2.37人。全國一人家戶數在10年間，增加約131萬戶（從268萬增加到399萬）；4人以上家戶數10年大減近50萬戶。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劉千嘉長期研究高齡家庭、代間支持、人宅雙老*等議題，她解釋，一人戶增加的統計可能有偏誤，許多人為了讓名下房產能採自住稅率，選擇夫妻、子女分戶設籍、「人籍分離」，但一家仍可能同住。

人宅雙老*：指人口高齡化與住宅老化同時發生。

但她也強調，台灣總生育率長期下滑，晚婚、不婚、離婚人口增加，家庭規模縮小，能提供的代間支持減少*，實際可動員的照顧人力也變少。

能提供的代間支持減少*：劉千嘉分析，家庭支持形式正在轉變，代間支持由「共居型、日常型、多人分擔型」逐漸轉向「分居型、協商型與少數子女集中承擔型」。

她舉例，以前一家5個子女，即使兩人移居、兩人無法照顧，仍有一人留在父母身旁；現在一個家庭只有一到兩個子女，只要其中一人移居、或本身還有育兒與工作負擔，整個照顧網絡就會迅速變薄。

家庭支持網絡的變薄，不只因為人變少了，也因為家人之間的距離與關係正在改變。

73歲的羅阿月獨居北投，有兩個女兒也有手足，但日常生活裡能實際提供協助的人很少。嚴重的脊椎側彎，走路時會左傾，那天我們從里活動中心跟著她回家，她小心翼翼地走著，雙手推著四輪購物助行車先到公寓一樓，把小車放著，再拄著傘當拐杖，一階一階緩行至公寓4樓。

家裡的牆上掛著月曆，上頭寫著「勞苦得息」4字。但對羅阿月來說，生活一直不容易，她年輕時照顧父母，婚後先生早逝，她扶養女兒到出國讀書，一路照顧家人，如今到了自己需要協助的年紀，孩子有的遠住美國，有的忙於自己的家庭，「以後我躺平了，什麼都是她們的，但現在沒有人幫我，都是要我一個人。」

因為關係疏遠，她感覺孤獨也孤立。

「以前每逢過年的時候，在樓上一個人，眼淚要掉又掉不出來，要哭也哭不出來，哭了沒用，用擠的都擠不出來。那時一個人吃飯，真的跟吃那個檸檬酸，原汁原味一樣，會把食道灼傷的那種傷。」

她說先前過年都是一個人，直到里長開始邀獨居長者去圍爐，情況才好些。

已經有多位受訪里長告訴《報導者》，他們最擔心過年過節之後，長者孤獨死在家沒人發現，「長假後最可怕」。新北市民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邱秀蘭擔任過里長與市民代表，她說，獨居者在家發生意外，第一時間沒人救護死在家，屍臭、長蛆，鄰居聞到味道開始求助。她說，這是不少里長們開始辦除夕圍爐的原因，很怕過年時長者在家走掉，「已經歷過幾次法醫來驗屍，跟我們說應該是在除夕前一天，或是在過年期間走掉的。」

對羅阿月來說，她最大的擔憂也是如此。雖然她開始使用長照服務，照服員固定到家協助採買、洗衣、打掃，但她說：「好幾次晚上我起身上洗手間，跌倒，砰，頭往地上栽，整個人瘀傷⋯⋯三更半夜，啊，背包揹著，手機拿著，119自己打。」後來即便睡著，她也會徹夜開著廚房、浴室的燈，避免自己跌倒，跌倒沒人知道，沒人顧是噩夢。她說：「我對自己的未來很惶恐。」

既有統計難以掌握的「實質孤立」長者人數

像羅阿月這樣，生活中缺乏支持的長者，台灣究竟有多少？現有統計很難回答。

光是「獨居長者」有多少，不同統計方式得到的答案也有很大差距。

內政部戶政資料*顯示，65歲以上長者人數目前467萬人，獨居者約118萬人，占25%；行政院主計總處的「人口及住宅普查」所掌握的一人獨居長者則接近70萬人。多位受訪學者認為，70萬較能反映長者的居住現況。

內政部戶政資料*：不同單位統計的「獨居老人」，其調查目的、定義與方法不同，數據分別反映戶籍、住宅、實際居住或抽樣推估，導致統計出的獨居老人數可能相差數十萬。

《報導者》參考的高齡人口統計為以下4種來源：

1.內政部戶政統計：以戶籍登記為準，只要65歲以上人口單獨設籍，便可能被列入，但設籍地未必是實際居住地。

2.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口及住宅普查」：著重實際居住情形，但每10年才全面調查一次，且2000年後已從逐戶普查，改為抽查。

3.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以住宅為單位，計算僅有一名老人設籍的宅數，因此呈現的是「戶數」而非「人數」。

4.衛福部「老人狀況調查」：採抽樣訪問，再推估全國人口，結果會受問卷定義與抽樣誤差影響。

然而，不論是一人戶、實際獨居人口，或政府列冊關懷*的70,000名*獨居長者，這些數字仍難以回答一個更重要的問題：究竟誰能進入政府的獨居長者名冊？而名冊之外，又有多少人在日常生活中，已經缺少可以求助、照顧與聯繫的對象？

列冊關懷*：獨居長者被列冊後，地方政府會透過定期訪視、電話問安等方式掌握狀況，再依長者需求及各地規定連結相關服務，包括送餐、緊急救援設備、健康與就醫協助、長照與社福轉介、共餐與社會參與，以及居家修繕等生活協助。

70,000名*：依據衛福部統計處的高齡及長期照顧統計專區「1.4.5 獨居老人服務概況」，2026第一季是69,252人。

長久以來，這份名冊得靠地方基層一戶戶找；而誰能被列冊，各縣市的認定標準也不相同。

2021年，台南市議員曾質詢當時的台南市府，當時市府一年僅編列1萬元，補助各區公所進行獨居老人盤點。以台南為例，當時內政部統計有37,000多戶「獨居老人宅」，市府實際列冊關懷的獨居長者卻只有1,708人。儘管兩者統計方式不同，巨大的數字落差讓議員質疑政府是否掌握了真正需要關懷的獨居長者，而資格又交由37個區公所各自認定，被批評可能形成「一市37制」。

當時六都的標準也有差異*。光是「子女住在哪裡」 對獨居的認定亦不相同，台北、新北的長者若有子女住在同一縣市，原則上不列冊；高雄曾以同一行政區為判準；桃園、台中、台南則由地方依實際情況審酌。

六都的標準也有差異*：2020年台南市政府「老人保護暨獨居老人聯繫會報」，109年度第1次老人保護暨獨居老人聯繫會報會議紀錄1090727，附件三曾比較六都獨老定義的差異。

「前幾年看戶籍根本看不到啊，孩子跟長輩放在同一戶，但孩子都在外國或外縣市發展⋯⋯最後是（長者頻出狀況）像燙手山芋，」投入老人福利30年的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老盟）祕書長張淑卿指出，20年來，被列冊關懷的獨老人數沒有太大變化，但實際需要關懷的人數「絕對遠比目前高出好幾倍」。過去尋找獨居長者主要仰賴被動通報，這雖是民政、社政體系的「法定業務」，卻是「長期不受到重視」的工作。

張淑卿說，在老盟持續倡議後，全國對獨居長者已有較一致的認定框架*；但即使如此，若缺乏在地鄰里、公寓大廈管委會等的回報，依舊很難估計有多少長者陷入孤立。

較一致的認定框架*：衛福部自2024年起調整獨居老人統計口徑，統計對象由「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擴大為「獨居老人」；地方政府實際列冊、服務的認定方式仍可能有所差異。

張淑卿說「長者的社會孤立」是被忽視的議題。她回憶疫情期間*，老盟連續兩年針對六都的長者進行抽樣調查，結果發現有5成受訪長輩，在過去3個月內沒有任何人跟他說過話。「當時我們就覺得非常可怕，」她說，沒有人注意長者身體的退化、數位落差又不易求援，一旦無法對失能、跌倒或緊急狀況預判和準備，「長者陷入社交隔絕和斷鏈，就可能孤獨死。」

疫情期間*：衛福部自2024年起調整獨居老人統計口徑，統計對象由「列冊需關懷之獨居老人」擴大為「獨居老人」；地方政府實際列冊、服務的認定方式仍可能有所差異。

那些隱形脆弱的「老老」與「雙老」照顧

除了高齡獨居者外，台灣高齡家庭另一個逐漸浮現、卻不容易被「獨居」統計看見的風險，是兩個人住在一起，彼此卻已沒有足夠的照顧能力。

根據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2026年的最新統計*，兩名老人居住在一起的宅數約19萬多宅，相當於38萬高齡者，處於「老老同住」狀態。這些家庭未必都需要照顧，但當其中一人失能、失智或健康惡化，另一名同樣高齡的家人往往就成為主要、甚至唯一照顧者。

最新統計*：025年第4季底全國僅老人人口居住總宅數90萬4,415宅，其中，一名老人人口宅數69萬8,808 宅、兩名老人人口宅數18萬6,578宅。

新聞指出，2026年第1季最新統計，全國「僅老人居住宅」數量已上升到近92萬宅，僅一名老人人口宅首度突破70萬宅，僅2名老人居住宅則有19萬多宅。

「獨居老人宅」為內政部不動產資訊平台依住宅與戶籍資料所做的住宅統計，與社政系統經資格認定、訪視後的「列冊獨居老人」定義及統計單位不同，兩者不能直接視為母體與子集。

台北市北投清江里里長李炳廉擔任里長已12年，清江里8,000多位里民中，65歲長者的比例從15%提高到22%，他自己也是73歲的長者，「我們的里民正處於高齡者的『登出階段』。」每一年，李炳廉都有不同的挑戰，他經手過「孤獨死」案件，得負責通報並到警察局筆錄；今年他遇到的是失智者增加，經常忘了帶鑰匙就出門，讓他不得不推出「為失智者寄放鑰匙」的服務。

李炳廉也發現，「老老照顧」的里民在增加，以往長者是60幾歲彼此照料，現在是80與90歲彼此照料。80多歲的太太全天候照顧102歲的先生，詢問里長還有什麼資源可用；60幾歲的中配推著被截肢、坐輪椅的70多歲先生，在社宅一起生活。

這正是台灣快速增加的「老老照顧」家庭：家庭看似有兩人，但實際可提供照顧的人力卻可能只剩一個，而這名照顧者的照顧能力也因老化而同步耗損。

劉千嘉說，大約從2011年因一起社會案件開始注意「老老照顧」的高風險。台北市3名七旬姊弟同住，兩位姊姊相繼死在家中，弟弟伴屍多日，直到鄰居聞到異味報警，但3人當時都不在列冊關懷的獨居長者名冊。「社會新聞的悲劇都是這種，社會都覺得只要家中有人，這個就是OK的，雷達就不會響。」

另一類則是父母與成年子女一起老去的「雙老照顧」家庭。子女可能因工殤、臥床、失能、身心障礙，到了父母70、80歲，仍在照顧50、60歲成年子女。近期最受矚目的案例之一，是2025年，因照顧重度腦麻兒子50年的八旬老母林劉龍子*，擔心自己先走後，癱瘓兒會沒人照顧，她悶死兒子後再自首。劉千嘉說：「這在過去我們不會識別出來，就覺得這就是正常的一家人，有年輕的人力。」

林劉龍子*：最後雖被判處刑期，在2026年被特赦。

預見支持網絡消失的中壯年

但如果再往前追，這些支持網絡的斷裂，往往早在一個人成為「老人」以前，就已經開始。

還未跨過65歲這條線的鄒惠（化名），在十年間先後照顧、送走雙親。她是家中長姊，有弟弟妹妹，手足把照顧雙親的責任丟給單身的她；等到父母離世、鄒惠才意識到自己晚年的照顧與生活，可能得一個人面對。

鄒惠不願意手足看到她對外受訪，於是化名。她說：「我後來和兩位學姊到醫院簽預立醫療決定書（AD）*，做彼此的見證人，但沒想到，其中一位學姊已過世。」

預立醫療決定書（AD）*：Advance Decision，一份事前表達醫療意願的文件和規劃書，民眾在參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後，預先表達一旦未來「符合特定臨床條件」（如不可逆昏迷、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等）時，對於「維持生命治療」、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的意願。預立醫療決定書須有兩名見證人在場見證，或經公證人認證。

學姊的離世讓鄒惠看到，即使提早做了生前安排，原本以為可以彼此協助的人，也可能先一步離開，自己仍可能走向孤立。她有眼疾，有心臟病，近來還出現嚴重氣喘，每回出門，背包裡總會隨身攜帶救命藥硝化甘油，「這個藥是要避光儲存，又很小顆，身體如果出事，我得把包包卸下來，要找到藥，手要不抖把它倒出來，放在舌下⋯⋯」她像是在腦中預演了各種可能會出現的緊急情況，包括該寫下來讓陌生人知道流程。

手機裡寫的緊急聯絡人是大她9歲的學姊，也是她指定的醫療委任代理人*。「我都60多歲，妳想她都幾歲了？」

醫療委任代理人*：《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0條，有對醫療委任代理人詳細說明。

鄒惠還能為自己的老後預做準備，但對另一群尚未跨過65歲門檻的中壯年人來說，孤立的危機已經提前發生。

第一線社工告訴我們，近年在實務現場，開始遇到一些45至64歲的中壯年人，因罹患重病、重大事故或長期失業，突然失去自理生活的能力；如果又沒有親屬照顧，也不符合身心障礙、低收入等福利資格，就可能落在現有制度分類的縫隙。

「我發現這幾年下來，45歲到64歲中壯年需要被安置的人數增加，可能突然罹癌、重大車禍或是長期失業，無法照顧自己生活，但又不見得有身障狀態，」社工子綠（化名）說。

子綠解釋，身心障礙者有《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老人則有《老人福利法》作為安置依據；但對不具這些身分的中壯年人，實務上即使已經失去自理能力、又無親屬照顧，要由政府介入安置，仍缺乏相應的法源依據。

他們有時會尋找當事人的子女協助，卻也經常遇到子女主張，父母年輕時未盡照顧義務，向法院申請免除或減輕扶養義務。最後，社工甚至得另外尋找資源，為這些沒有相應福利身分的人籌措安置費用。

這群被社會福利身分排除的中壯年人，有些便輾轉住進了護理機構。

經營20年的台南市鹽水區天佑護理之家就有8成住民不到65歲，有30多歲的慢性精神病患者，也有50多歲、中風又離婚的大學職員。他們的共同處境是，家屬不負擔照顧費用，也不探望。

護理背景的院長趙秀桃觀察到，近5年來，與家庭斷聯的人逐漸增加。最明顯的是，就連住民過世了，親人還是不出面；從《報導者》盤點的死亡公告資料來看，天佑護理之家經手過的無主案件數是全台前三多。

「我要把他冰著*嗎？我做不到。」趙秀桃除了自掏腰包祭拜亡者、請法師帶路，若公費塔位被柱子擋住，她還倒貼5,000元重新選位，希望亡者能住得舒服一些。

冰著*：指冰在殯儀館的冰櫃裡。

這些住民的告別式，通常只有她一人出席。她也曾詢問家屬是否願意來「拜一下」，家屬大多不肯，「他說給妳做就好，謝謝妳。」趙秀桃說，就連安葬證明，也只有她願意收存。

看見關係，才能看見孤立

現有依年齡、戶籍與福利身分建立的分類，很難看出一個人是否陷入孤立。

辨識出誰正在失去支持，是第一步。2026年，衛福部預計投入62.5億元推動「擴大獨居老人服務實施計畫」，要在兩年內結合社政與民政系統，實地訪查70萬名潛在獨居長者*，並依風險與需求將他們分級。

潛在獨居長者*：「115年度擴大獨居老人服務實施計畫」的服務對象除了：65歲以上1人獨自居住老人，還包括65歲老人有下列情形，經各地方政府評估需關懷服務者，得視同為獨居老人，包括：

直系血親卑親屬未居住於同一直轄市、縣（市）

同住配偶年滿65歲

同住者無照顧能力

目前的等級分為一、二、三、四級，未來等級愈高，被服務的次數愈多。

劉千嘉則認為，未來兩年的訪查，很仰賴第一線訪員在現場的辨識能力。過去戶籍與普查資料多是「事實性資訊」，例如跟誰住、身體狀況如何、是否失能；這次的訪查表格已進一步了解「多久跟親友、鄰居互動，以及遇到困難時有沒有可以求助或商量的對象」。她認為，有這樣的調查，一定比沒有調查好，若能進一步掌握關係的親疏遠近，以及這些關係在真正有需要時能否被動員──例如誰能提供協助、多久能到場*──才更有機會辨識「實質孤立」的人。

誰能提供協助、多久能到場*：目前衛福部的「獨居老人生活關懷表」的普查調查表裡，有詢問「與親友互動、與鄰居互動的頻率」，可以知道「有沒有聯絡、可以找誰」；但劉千嘉看過調查表格後，認為，目前還無法從此表格中知道「真的有需要時，這個人能不能幫、能幫什麼、多久能到」。

她舉簡單的問題，若能在訪查時，更細緻尋問：若突然生病或跌倒，是否有人可以到場協助？大約多久可以到？以及陪同就醫、買菜送餐或處理生活事務等不同需求，是否有人可以協助的問法，比廣義且抽象的「困難」更能夠讓老人理解。

但辨識出來後呢？

張淑卿說：「你去盤點，敲敲門，跟長者訪視完，對他們來講，只是一個又來拜訪老人的戶口調查的人員。」真正關鍵的是，能否從訪視中立刻發現需求、連結資源，同時找出仍有能力的健康長者協力社區。

而目前這套盤點仍以長者為對象。那些「非老非障」、沒有福利身分卻已陷入孤立的人，未來能不能被辨識，這是不少受訪者共同的擔憂。

當家庭與血緣不再必然成為最後的安全網，而職場社緣、鄰里地緣*也逐漸變淡時，我們如何讓一個人在需要時有人出現，也能在仍有能力時，為自己的老與死做準備？

職場社緣、鄰里地緣*：社緣主要指透過職場、工作建立的社會關係；地緣則指鄰里、社區、地方的連結。

劉千嘉認為，人們對家的想像在解放中，未來的家庭不一定是以婚姻或血緣結合的家庭。

「可能幾個好朋友，或者是不同職業地位的人，一起共老，住進共老宅或大家選擇了一塊地，在這邊互相扶持，有關係、沒關係也好，那這個能不能算是一個家庭？」

老盟也在推動「孤獨處方箋」，讓社區裡同樣感到孤獨、但仍有餘力的長者，走出家門協助另一群長輩。它試著翻轉「獨老」等於脆弱、需要被照顧的想像：獨自生活的人，也可能成為別人的支持。

同時，第一線公務員也從「有名無主」死亡等無緣死案件的衝擊，意識到生前規劃的重要性。新北市社會局社會救助科科長郭宏昇去年開始針對「已獲得收容安置的街友」推廣預立遺囑，讓弱勢者能提早規劃，有助於減少遺物或遺體管理上的爭議。

也有一些中壯年人，開始在還有能力安排自己人生時，主動談論未來的老後與死亡安排。萬國法律事務所資深合夥律師黃三榮2019年成立「台灣澄雲死生教育協會」，包括鄒惠在內，80多位來自各行各業的會員，8成是女性，最年輕的會員僅30多歲。他們一起討論「一個人的老後規劃」（Solo Aging Planning）：如果未來沒有家人承接照顧、醫療決定、身後事時，自己可以先做什麼？

「我們要盡量避免的是，這個社會不要造成孤老，但是要尊重獨老，」黃三榮說。

從法醫每天收到的相驗清單往前看，當一個人死亡多日才被發現，或成為「有名無主」者，關係的斷裂往往早已發生。快速增加的無主案件已衝擊第一線行政現場；受訪的里長、課員、檢察官與法醫師都認為，政府應設立孤獨死專責部門，統籌從死亡現場到後續遺物處理等跨部門工作。

在比台灣更早面對高齡、孤立問題的日本與韓國，孤獨死與社會孤立已不只被視為個人或家庭問題，而被納入國家政策。韓國2021年施行《孤獨死亡預防及管理法》，要求政府定期提出預防計畫、調查孤獨死並建立高風險者早期發現機制；日本則於2024年施行《孤獨與孤立對策推進法》，由中央到地方建立跨部門的網絡，找出隱性孤獨者。

但制度能接住的，仍只是其中一部分。這不只是政府的挑戰，也是個人、家庭、社區的挑戰。

日本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在《一個人的臨終》一書中提醒，無論古今，家人是最強而有力的「社會關係資本」，但「有家人就可以放心」的時代已經過去。

一個人生活，不必然意味著孤立地死去。只是當家人不再必然成為最後的安全網，我們都需要重新回答：誰會在我們需要時出現？誰能陪我們走到最後？

上野千鶴子的回答是：

建立足以取代家人的支持網絡。如果沒有，就從還有能力的時候開始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