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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秀琪專欄:避免作弊,最好的辦法是先洩題嗎——從台灣選舉辯論史看媒體的提問權

鏡報

更新於 1天前 • 發布於 1天前 • 鏡報
選舉辯論不是候選人的私人活動,也不只是電視台製作的政治節目,而是一項具有公共性質的民主實踐。圖片由台北市長電視辯論會主辦單位提供

翁秀琪/新聞傳播學退休教授

2026年10月31日,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與沈伯洋舉行電視辯論。辯論結束後,引起最大爭議的竟不是兩人的政策主張,而是媒體提問的題目,早在辯論前兩天就已送到雙方競選團隊手中。

由於蔣萬安回答媒體提問時低頭看稿,引發部分觀眾質疑是否有人事先洩題。主辦單位TVBS隨後澄清,10月15日協調會中,兩個陣營已同意提前提供題目,並於10月29日下午4時同步送達。

TVBS新聞部資深經理范立達說明,這項安排沿襲2022年由TVBS與三立共同主辦的台北市長辯論。當年三位候選人(蔣萬安、陳時中、黃珊珊)陣營同意事先取得媒體題目,目的是避免有人私下洩題,造成資訊不對等;2026年則延續相同做法。

這個說法有部分道理。既然雙方事前同意、同步取得題目,就不能簡化成某一方作弊,更不應與私下洩題混為一談。然而,候選人之間的程序公平,是否就代表一場選舉辯論已經符合新聞專業的要求?

當媒體把具體問題提前交給候選人,我們看到的究竟是民主社會的公共問責,還是一場準備充分的政策發表會?

從專家提問到公民參與:台灣二十多年的辯論史

台灣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自2004年正式登場以來,提問制度經歷多次變化。

2004年陳水扁與連戰的首場辯論,由公視董事長吳豐山主持,邀請王榮璋、朱敬一、王業立、林靜萍及黃崑巖等五位民間專家學者提問,藉由不同專業領域檢驗候選人的治國能力。

2008年馬英九與謝長廷的辯論,則首創公民影音提問。主辦單位從456件投稿中選出20題,涵蓋經濟、農業、教育、人權及同志婚姻等議題,並在辯論前一天公開,媒體甚至以「Open Book」形容這樣的辯論形式。

這說明事先公布具體問題,並非2022年才出現的新做法。但2008年是將公民提問向全社會公開,2022年則是媒體將自己準備的問題提前交給候選人陣營,兩者的制度及新聞專業意義不同。

2012年總統大選,由公共電視與「四報一社」——《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蘋果日報》及中央社——共同主辦三場辯論,包括兩場總統(國民黨:馬英九;民進黨:蔡英文;親民黨:宋楚瑜)及一場副總統候選人(吳敦義;蘇嘉全;林瑞雄)辯論,均由公視董事長趙雅麗主持。

2011年12月3日該次總統辯論的首場,由中央社呂志翔、蘋果日報郭淑敏、聯合報羅國俊、中國時報王美玉及自由時報鄒景雯等五位總編輯或副總編輯提問;12月10日副總統辯論同樣採媒體提問;12月17日第二場總統辯論,則改由12個公民團體代表提問,涵蓋人權、司法、勞工、環境、教育及住宅等議題。

這項安排讓媒體與公民社會分別扮演提問者,也顯示台灣曾嘗試透過不同場次的設計,擴大公共議題的代表性。

2016年:網路連署讓公民參與議題設定

2016年總統大選,公民參與進一步進入數位時代。當年由公視、四報一社、三立、Google及網路媒體沃草等九個單位共同主辦,安排兩場總統及一場副總統候選人辯論。

2015年12月27日公視製播的首場總統辯論,仍由五家媒體代表提問;2016年1月2日三立製播、陳雅琳主持的第二場,則引進網路公民連署提問,由蔡英文、朱立倫及宋楚瑜三位候選人回答。

透過沃草與Google合作的「總統,給問嗎?」平台,民眾可以自行提問,也可以連署支持其他問題。平台將議題分為勞工、教育、醫療、環境、兩岸等15類,連署超過1,000人的問題才具備抽選資格。最後從42道符合條件的問題中抽出5題,涵蓋科技、司法、財經、經濟及勞工,包括政府是否應推廣免費上網、如何縮短數位落差等。

值得注意的是,候選人陣營代表參與正式問題的抽選,因此這項制度並非完全不讓候選人事先知道題目。但它的民主意義,在於讓公民透過公開連署與抽籤參與議題設定,而非由媒體或競選團隊壟斷提問權。

從2008年的公民影音提問,到2016年的網路連署,台灣已經展現另一種可能:在保留媒體獨立提問的同時,也能透過透明制度擴大公民參與。

2020年總統辯論由公視新聞部製作人陳信聰主持,媒體提問者包括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白德華、蘋果日報副總編輯蔡日雲、聯合報總編輯范凌嘉、中央社總編輯陳正杰及自由時報總編輯鄒景雯。

2024年則由公視董事長胡元輝主持,五位提問者為台視鄔凱雯、三立呂惠敏、鏡電視廖芳潔、中國時報周慧如及中央社王思捷。

從上述資料中,我們看到媒體的提問人,從報社總編輯、副總編輯為主,逐漸納入電視主播與主持人,反映了新聞媒體生態與選舉傳播形式的變化。

然而,無論由誰提問,根本問題始終相同:媒體究竟有沒有獨立決定選舉辯論問題的權力?

回顧歷屆辯論,公開資料多著重主持人、提問者、發言時間及抽籤順序,對於具體問題能否事先提供候選人,卻缺乏清楚一致的公開規範。

台灣自己的選舉法規,早有不同答案

其實,台灣並非沒有明確規定。

台灣現行法規對於選舉辯論的提問獨立性,早有明確要求。依2024年8月21日修正、目前仍有效的《公職人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辦法》第18條之1,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及縣(市)長選舉的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經三分之二以上候選人同意,可以採取辯論方式。條文並明定:「發問人發問之問題,由發問人自行決定。問題內容不得事先告知候選人。」這顯示台灣正式選務制度早已承認,獨立提問與問題保密是辯論的重要原則。

當然,公辦政見發表會與商業媒體主辦的候選人辯論,法律性質不同。前者受選務法規約束,後者主要依主辦單位與候選人陣營協議運作。但法律不直接適用,不代表其制度理念沒有參考價值。

如果台灣的公辦辯論已明文禁止事先給題,媒體自行主辦的辯論,為什麼反而認為提前交付問題,才是確保公平的最好方法?

不能因為擔心有人偷看考卷,就讓所有考生提前拿到考題。影片截圖

國際經驗:公開議題,不等於公開問題

英國國會圖書館整理的2010年大選電視辯論規則,明確要求具體問題由編輯團隊獨立決定,不得事先提供給編輯團隊以外的人,甚至可在辯論開始前繼續修改。BBC在2024年大選期間也表示,參與辯論的政治人物不會事先看到問題。

美國總統辯論委員會長期採取類似原則:主持人可以提前公布經濟、外交、國家安全等討論主題,但具體問題由主持人獨立決定,不事先提供候選人。

預告議題,是讓候選人做好政策準備;預告具體問題,則可能讓候選人預先設計回答。前者有助提高政策討論品質,後者可能削弱辯論的臨場性與問責功能。

2016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CNN政治評論員Donna Brazile曾提前向希拉蕊競選團隊透露提問資訊。相關電子郵件曝光後,CNN與她終止合作。

當然這與台北市長辯論不同。美國事件涉及特定陣營私下取得資訊,台北則是雙方協商、同步給題。但它仍提醒我們,媒體提問的獨立性與保密性,是新聞專業可信度的重要基礎。

避免有人偷看考卷,最好的辦法是大家一起看嗎?

此次台北市長辯論,最值得討論的是主辦單位提出的理由:為避免有人私下洩題,所以事先把題目交給所有候選人。這反映一種值得警惕的制度思維:當我們擔心制度遭到破壞時,究竟應強化防護,還是乾脆取消原本需要保護的原則?

如果擔心洩題,合理做法應是強化編輯保密、限制接觸人員、建立資訊安全及責任追究機制,而不是直接讓所有候選人提前取得問題。就像不能因為擔心有人偷看考卷,就讓所有考生提前拿到考題。

當然,選舉辯論不是考試。候選人不應被迫回答刁鑽的冷知識問題,媒體也不該以讓候選人出糗為目的。臨場回答的價值,不在於測驗記憶力,而在於觀察政治人物如何理解問題、組織論證、處理政策衝突,以及面對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公共政策經常沒有簡單答案。候選人能否承認政策存在成本與取捨?能否在不同價值之間作出判斷?面對質疑,是直接回答,還是以漂亮口號迴避?這些能力與未來的公共治理密切相關。

2026年台北市長辯論保留了42分鐘候選人交叉詰問,因此不能說整場辯論都失去臨場性。但候選人之間的交叉詰問與媒體提問,具有不同的民主功能。前者是競爭者之間的政治攻防;後者則應代表公共利益,追問候選人可能不願回答,甚至雙方都不想碰觸的問題。

媒體如果放棄這種獨立提問的機會,還能如何彰顯自己在選舉辯論中的不可取代性?

如果媒體認為事先給題有助政策討論,至少應在辯論前向觀眾公開說明。攝影李鍾泉

候選人可以協商程序,不能決定新聞專業

我們從選舉辯論的公共問責價值檢視,每一場選舉辯論,至少涉及三個層次的公平。

第一是候選人之間的程序公平,包括發言時間、提問順序、答辯機會、資訊取得,甚至候選人穿上鞋子以後的身高是否對等。

第二是媒體的專業獨立,亦即主持人與提問者能否不受競選團隊影響,自主決定公共問題。

第三是選民的知情權。選民不只需要知道候選人準備好的政見,也有權觀察他們面對意料之外的問題時,如何反應與判斷。

這三種公平不能互相取代。

候選人可以協商辯論時間、發言順序及答辯長度,但媒體是否應把具體提問也列入協商範圍?這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如果媒體認為事先給題有助政策討論,並非完全不可辯護。但至少應在辯論前向觀眾公開說明,讓大家知道自己看到的是經過準備的政策問答,而不是即席媒體質詢。

更理想的安排,是區分不同環節的功能:政策主題可以提前公布,公民提問可以透過公開程序事先選定;媒體提問則應維持獨立與保密,並賦予提問人適度追問權。

台灣的選舉辯論已有二十多年的經驗。與其每逢選舉就由電視台與候選人陣營重新協商,不如由新聞專業團體、公共媒體、學界及公民社會共同討論,建立明確的辯論準則。

選舉辯論不是候選人的私人活動,也不只是電視台製作的政治節目,而是一項具有公共性質的民主實踐。

我們希望候選人準備充分,也希望他們接受真正的公共檢驗;重視候選人之間的公平,更不能忽略媒體自主權與選民知情權。

一場好的選舉辯論,不應該是讓候選人把準備好的答案說得漂亮,而是讓選民看見,當答案還沒有準備好時,他們如何面對問題。如果所有問題都可以事先準備,那麼辯論最後檢驗的,究竟是候選人的治理能力,還是競選團隊的文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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