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運動員的汗水與淚水　凝固成時代的靈魂

運動員的生命高峰宛如流星，當劃過夜空的那一剎那，極其耀眼，卻也易逝。

「運動員最輝煌的光景真的很短，但當我們意識到要去追溯、要去留住的時候，常常只剩下一陣風，或是滿心的遺憾。」剛上任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館長謝仕淵，也是目前正在台史博展出的「亞洲在場：台灣與亞洲運動會特展」策展人，語氣裡滿是對於運動家與歲月「交戰」後的敬畏與遺憾。

「亞洲在場：台灣與亞洲運動會特展」的「亞洲在場」，指的是亞洲彰顯文化的主場，是台灣展現自信的主場，更是所有人共築未來的主場。亞洲運動會不僅是一場運動賽事，更是大型的社會集體記憶銘刻，每個世代的台灣人透過對賽事的觀看與支持，創造出專屬於該世代的時代記憶，進一步認知、丈量自我與社會、國家乃至國際的關係。

不只是國際賽事　也叩問「我們」是誰

該展覽便以亞運為題，討論著在亞洲運動會中，「亞洲」意味著什麼？是依據地理位置、政治實體，還是文化界限來定義？透過探究亞運的前世今生得以窺見，亞運不只關乎運動，更是釐清何謂「亞洲」的歷程。

參與亞運，不僅是運動員爭取榮耀的舞台，也是企圖在國際社會中定位「我們」是誰。誰代表「我們」、「我們」用什麼名字參賽。展覽中呈現在冷戰的背景下，中華民國主張代表中國的意識形態，受到共產集團的強力挑戰，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後，中華民國的亞運會籍在1973年遭排除，1974年德黑蘭亞運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次登場。自此，台灣有近20年未能踏上亞運的賽場。

1990年北京亞運，雙方奧會經過談判，確定以Chinese Taipei的中文稱謂，「中華台北」的名義重回亞運。展品中光是展出三件運動員外套就可以眼見國際政治攻防的歷程，外套上的代表團徽章就有「中華民國」、「中華台北」、Repubic of China、Chinese Taipei、R.O.C等等，這些都是過去會使用、識別自我的名字，也是台灣在亞運賽會史的縮影，身分角力之艱辛，可想而知。

從小徽章到行李箱　銘刻集體記憶

這些小到每一個徽章，大到運動員服裝與代表團行李箱，精彩到每一個得獎者的獎狀、獎章與獎盃，雖然是運動員個人的生命史，但更是大型的社會集體記憶銘刻。每個世代的台灣人透過對賽事的觀看與支持，創造出專屬於該世代的時代記憶，進一步認知、丈量自我與社會、國家乃至國際的關係，運動家文物與保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籌備運動主題展覽的過程裡，團隊像是一群與時光搶人的追光者。謝仕淵以「亞洲鐵人」楊傳廣與吳阿民為例，在過去刻板的媒體敘事裡，他們往往被簡化為「為國爭光」的冰冷符號，然而個人生命裡的掙扎、身為原住民在體制下遭遇的偏見，全被隱沒在金牌的光環背後。

楊傳廣是生於台東馬蘭部落的阿美族人，最早接觸的運動是棒球，擔任投手，隨後轉入田徑，1954年馬尼拉亞運會拿下十項全能金牌，1958年東京亞運成功蟬聯金牌。1960年羅馬奧運奪下十項全能銀牌，成為台灣奧運史上首位獎牌得主。謝仕淵說，楊傳廣可以說是1960年代前後最受到媒體關注的體育人物，現在可以看到的媒體報導甚至影片紀錄非常多，但媒體卻經常用具有汙名性質的「傻將」之稱描述楊傳廣。

楊傳廣奪金時刻　媒體也瘋狂

舉例來說，1954年5月4日楊傳廣首奪亞運金牌時，《聯合報》的專電報導中，也稱楊傳廣為「傻將」，比賽過程中也指出「楊傳廣今日頭上紮手帕一條，完全山地作風，華僑觀眾叫他『土包子』，在他競賽時，都叫土包子加油。」當時的《中央日報》則會用「他大概就是所謂肌肉發達，頭腦簡單一型的人」來描述楊傳廣。為了讓楊傳廣「重新活過來」，團隊歷經千辛萬苦，才在國訓中心找到一座塵封的雕像，讓這位傳奇選手的昂揚姿態，重現在展場的光影之中。

但也不是每一次的搶救，都能有美好的結局。

2025年花蓮光復鄉遭逢大水，謝仕淵團隊心急如焚地趕赴現場，因為多年追索台灣全民運動史的他知道，花蓮縣光復鄉誕生太多在台灣運動史上極其出色的選手，他與成大學生組成的工作小組搶在水患全然淹沒之前，在滿室的泥濘中，將1966年曼谷亞運勇奪男子十項全能金牌得主吳阿民老先生珍藏了一輩子的賽事文物搬上車，帶回館內妥善防護。那是歷史的幸運。

但同為當地極具代表性的阿美族優秀田徑選手，主攻短跑、五項全能的田阿妹，她一生最珍貴的榮耀與記憶，卻在洪水裡被無情沖走，什麼也沒有留下。

跨越時空凝聚　與近百珍貴文物對話

「那一刻你才會懂，歷史的流下或消亡，充滿了殘酷的隨機與遺憾。」謝仕淵感嘆，「我們到底要怎麼告訴現在與未來的運動員：『別怕，你們的汗水與付出，我們會幫你好好守著』？這是我們這一代人，必須對歷史交出的答卷。」

謝仕淵知道，如果不主動伸出手去搶救，去呼籲，那些曾經支撐起台灣人集體記憶的，運動家的熱血與靈魂，終將在大雨、洪流與歲月裡，無情消失，終究不復記憶。

可喜的是，這份對歷史的執著與守護，正逐漸匯聚成改變的力量。展場中呈現的近百件珍貴文物，正是運動部近年深耕文史研究、推動全國性文物盤點所結晶出的成果。這些文物跨越了時代，在展場空間裡靜靜述說著屬於台灣的運動史。

四成來自民間的捐贈

現場有1958年東京亞運足球金牌，有吳阿民踏過風霜的運動鞋；有「三鐵皇后」吳錦雲當年那一張張字跡斑駁的訓練課表原稿，有1990年代時像全能好手李福恩的訓練表，這些都是將青春揮灑在極限挑戰中的真實血淚。

歷史並未在這裡停下來，當代名將如「拳擊女王」陳念琴、「台灣最速男」楊俊瀚，以及滑輪溜冰選手黃玉霖等人的貼身物件都在現場同步展出，新舊世代運動員的戰袍與裝備在此交會，看見了台灣運動精神的優雅交棒。

謝仕淵說，這些收藏有4成來自民間的捐贈。例如第一位參加奧運的台灣運動員張星賢，早年前往早稻田大學就讀，戰後將其個人文物完整捐贈予台史博。

張星賢在戰後因其滿洲經驗而被貼上標籤，後半生過得極為低調，但他透過自傳與書信，留下了珍貴的世代記憶。而在這些早年赴日發展的運動員背後，處處可見台灣文化協會評議員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理事楊肇嘉傾力支持的身影。

楊肇嘉當時為了讓台灣人能站在世界舞台上被看見，無私資助了包括張星賢、音樂家江文也，以及差一步就能成為台灣首位女性奧運選手的田徑運動員林月雲。

國立運動博物館　紀錄贏家、守護尊嚴

謝仕淵表示，團隊在研究整理的歷史書信中，看見林月雲在1932年奧運選拔賽前一週不幸生病、最終以些微差距落選後，寫給楊肇嘉的信件。信中第一句寫道：「身為本島人女性……」文字裡的懊悔與不甘，展現了近代台灣女性運動員在複雜政治與社會環境下的奮鬥軌跡，對土地的深情與身為女性的自覺，穿越了近百年的時空，依然溫熱得讓人落淚。如果沒有這些文物的保存，這些深刻的靈魂嘆息，該在哪裡安放？

泛黃的物件與手稿，打到磨損的舊棒球，或是運動會裡一張張笑得燦爛的黑白照片。這些由民間一點點匯聚而成的物件，帶著深沉的家族記憶與生命重載，讓運動文物的保存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功績展示，而是刻劃出一個個有血、有肉、有眼淚的「人的面孔」。

謝仕淵表示，近年來台史博在展覽構思上，始終貫穿著一條隱性的主線——「台灣與世界」，「過去討論台灣歷史，往往習慣將台灣當成一個獨立且無法被跨越的邊界，好像自己就是一個封閉的世界。然而，若要真正理解台灣的定位，就不能僅僅從台灣內部的單一視角出發，而是必須將台灣放在更大的區域脈絡，包括台灣與亞洲、台灣與世界來重新審視。」

運動是談論台灣歷史最好媒介之一

「過去二三十年的歷史研究，嘗試用更多元的視角理解台灣。」謝仕淵表示，「當我們談環境史、談海洋史，不見得要以國家作為唯一單位，反而會發現我們與周邊區域有著更密切的連結，「當台灣作為一個世界公民，我們究竟能給這個世界帶來什麼貢獻？這才是當代台灣歷史最值得探討的課題。」

運動，則是談論台灣歷史最好的媒介之一。

謝仕淵認為，台灣社會長久以來習慣以「台灣之光」或「錦標主義」來理解運動場上的一切。勝負與奪牌往往被當作評價運動價值的唯一指標，「但這種扁平化的看待方式，忽視了運動最核心的本質。運動場上彼此雖然是對手，但很多時候反而能夠互相理解、互相尊敬。」

謝仕淵表示，運動的世界不該只被狹隘的國家身份所鎖定，運動員在訓練與競技過程中的投入，能夠跨越國界產生一種共同的理解與尊重。

謝仕淵也說，運動領域更是當代討論「社會平權」的核心場域。在歐美等國，運動背後所牽涉的種族、性別不平等與社會偏見，早已被納入國家級博物館的討論範疇好比美國非裔歷史文化國家博物館已經將運動列為常設展，美國自然史博物館也經常舉辦運動主題特展。

相較之下，東亞地區自近代引進西方運動以來，運動往往被轉化為國家動員與榮耀的「體育」，導致體育類博物館的觀點相對落後。謝仕淵期待，運動博物館的成立不應只是建造一座展示勝負與獎盃的「名人堂」，而是要將運動作為一個討論種族、性別與社會平權的公共平台。唯有從多元議題著手，台灣對運動的觀念才能趨於完整。

亞運終有落幕，特展會關閉，歡呼聲散去，英雄也終將老去，但那些曾經為了理想而燃燒的歲月，不該只剩灰燼。搶救運動文物，不只是在保存幾件舊物件，而是要保存那些曾經在跑道上衝刺、在球場上撲倒的青春與靈魂，為他(她)們點亮一盞燈。告訴他們，也告訴未來的運動家世代：你們奮力拼搏過的每一個瞬間，台灣都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