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無法上演「鐵拳教育」？作家砲轟人本團體：要老師當聖人
即時中心／高睿鴻報導
韓劇《鐵拳教育》近日火遍世界各國、狂刷收視率榜首，並引爆網路熱議，如何保障教師的「教權」、能安心教書免受不肖學生傷害，也頓時成為許多民眾關注的焦點。然而，雖然劇中的「教權局」輔以暴力、強制手段，成功「馴服」眾多校園不良少年及恐龍家長，讓曾經歷混亂課堂、甚至見證無數校園霸凌的教師及民眾，都紛紛直呼過癮；但同時，卻也認為「爽劇」情節不會發生在現實世界，網路上也有作家解釋，為何台灣沒能上演「鐵拳教育」。
韓劇《鐵拳教育》爆紅！不良少年橫行校園 教師「教權」遭嚴重侵害
由於現代民主社會，多半已禁止教師體罰學生、濫用權力虐待青少年，因此即便有偏差或犯錯行為，頂多僅能口頭叮嚀。並且，為保障學生因權勢不對等、遭受教師壓迫而不敢發聲，社會更逐漸提供完善的檢舉制度，隨時能檢討、甚至撤換不適合的教師。雖然立意良好，但如今也越來越多民眾，感受到這套制度的弊病，當教師無法體罰學生，後者便可能有恃無恐；甚至恐變本加厲，教師因擔憂遭學生或家長檢舉、報復，而不敢對學生施予程度適當的管教。
也因此，當今諸多社會，都已出現「學生不聽從老師」、甚至反過來傷害教師的案例；以及，當校園發生嚴重霸凌事件，教師也更容易擔憂自身被報復、陷入麻煩，所以選擇不介入，造成不良少年把持課堂的荒謬場面。因此，韓劇《鐵拳教育》近日打中許多觀眾的內心、甚至成功製造共鳴，不僅許多教師大嘆，在教學現場的無奈「活生生地在大螢幕上演」；也有不少民眾，因學生時期曾見過類似霸凌案件，而感到心有戚戚焉。
面對這樣的輿論與感嘆，知名作家張胤賢在其網路專頁「令狐少俠的講古教室」也忍不住引用劇中經典台詞，質問說「為何台灣不能有『鐵拳教育』？如果老師怕學生，還有辦法好好教育他們嗎？」該名作家說，這句話不知逼哭了多少台灣第一線老師，「這部劇之所以爆紅，不只是因為解氣，是因為它戳中了教育現場最深的痛」。
「令狐少俠的講古教室」發文指，《鐵拳教育》設定的背景，是在校園秩序崩壞的韓國；校園暴力猖獗、家長過度干預、老師嚴重被凌遲，因此政府成立「教權保護局」，派遣特勤小組以強烈手段重建校園秩序，呈現「終於有人替老師出頭」的快感。但為何這部劇在台灣也特別有共鳴？張胤賢直言，「因為台灣的教育現場幾乎和韓國一模一樣，我們必須透過觀劇，來達到集體焦慮的憤怒宣洩」，就如同30年前在威權統治年代，八點檔古裝劇《包青天》居然收視爆量、甚至紅到新加坡，就是因為大家集體投射出對「包青天」的渴望。
韓國為何能拍出《鐵拳教育》？作家：社會當中有「恨」
首先，張胤賢分析，為何韓國能拍得出這部劇集。他表示，因為韓國有「恨」、甚至是「恨的民族」，過去韓國夾在中、日兩大國之間，特殊地理位置使其在歷史上飽受外敵侵略；近代韓戰爆發，更導致至今無法抹平的南北分裂，這種長期遭受壓迫、正義無從伸張的集體創傷，在韓國文化中，逐漸凝結成一種獨特的情感結構，「恨」。
張胤賢繼續說，如今，韓國教師也長期遭受怪獸家長以《兒童福利法》惡意控告，導致校園秩序徹底失控。他表示，據統計，2018至2023年間，全韓高達百位以上教師選擇輕生，而壓垮體制的最後一根稻草，就是頂級明星學區的「瑞二小學教師輕生事件」；他表示，死者李老師生前遭權貴家長深夜連環電話轟炸、當眾咆哮，最終選擇在教室「以死明志」，這場悲劇瞬間引爆全韓教師壓抑已久的「恨」。
因此張胤賢說，數十萬教師走上街頭，將這股強烈「恨能量」，讓韓國政府迅速通過「教權保護四法」；然而，修法速度遠趕不上大眾對校園失控的焦慮，聰明的影集編劇，便虛構出國家認證的特勤單位，執行體制無法完成的「合法體罰」。「螢幕上那一拳，打的不僅是學生的氣焰，更是大眾對恐龍家長、特權犯罪者的集體怨氣」，他說，也正是這種「歷史之恨、民族尊嚴、教權浩劫」揉雜而成的背景，才讓這部遊走暴力邊緣的劇集，成為最合理的集體療癒劑。
台灣教師不敢反抗？作家怒轟「校事會議」制度 再嗆人本團體：教師被形塑成聖人
至於台灣方面，張胤賢則表示，國家於2006年通過《教育基本法》修正案，讓台灣正式成為全球第109個禁止校園體罰的國家，「《教師法》能保障教師權利，而《教育基本法》能維護學生受教權，兩法相輔相成，本該是一樁美事」。但他說，由於執政當局刻意塑造「政府疼惜學生」的美好形象，以博取年輕選民的認同，教育政策開始大幅向「學生權利端」嚴重傾斜，同時大規模縮減教師管教權。
張胤賢批評，後續執政當局還順水推舟、藉由高舉「保護學生」旗幟，聯合對教師充滿敵意的家長團體，訂定凌駕於《教師法》之上的「校事會議」機制；如今，只要有任何家長投訴，學校就必須啟動校事會議，情節嚴重者可直接解聘。他怒轟，由於校事會議啟動程序過於草率，導致校園內爆發大量的濫訴事件，其中高達9成以上的案件，最終都以「無罪（不成立）」結案，不僅嚴重浪費社會成本、更造成多位教師不堪名譽受辱，而選擇輕生。
「原本宣稱要處分壞老師的機制，卻演變成濫殺無辜的制度屠刀，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既然如此，為何教育部遲遲不廢除校事會議？」，張胤賢質問說，因為校事會議早已成功製造「寒蟬效應」，原本不聽話的老師，現在通通乖乖聽話了；少數還想反抗的老師，「就繼續用冗長的審判流程折磨他們，跳一個，算一個。等到不聽話的人都跳光了，留下來的自然都是順民」。他表示，這無疑形成了一個荒謬的局面，黨外時期，這群人向威權體制抗爭、終於贖回教師的自由之身；然而，這些人後來卻反過來限縮教師權力，試圖將教師再度馴化為體制價值的宣傳者。
因此，張胤賢直言說：「這使得台灣教師即便心中有恨、有痛，最終也只能在社群平台『脆』的同溫層發洩與訴苦」。並且，他也批評，當台灣影視作品處理校園暴力、或社會黑暗面時（例如《我們與惡的距離》），核心焦點通常落在「探討加害者的成因」、「結構性社會補網」與「社會和解」；也習慣將資源與思維放在「公視式的溫柔反思」，而不是「韓劇式的私刑復仇」。
因此，如果今天由國家成立一個「教權保護局」進入校園執法，張胤賢表示，哪怕只是虛幻劇情，大眾也不會認為這是正義，反而會將視其為「警總復辟」或「校園白色恐怖」，馬上會引來人本教育基金會等團體的強烈抨擊。他說，在這種社會制約下，教師就被自然被塑造成，必須用「愛的教育」感化學生的聖人；也絕對不許「鐵拳教育」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