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佑宗獨家專欄】亂潑髒水！只會把中間選民送給對手
這兩天，台北市長蔣萬安及藍營人士，拿沈伯洋在2014年一篇探討毒品政策的舊文章進行負面攻擊，企圖將對手扣上「挺毒」的政治標籤。然而，卻在極短時間內，遭到網友集體翻車與輿論回擊，這種挖十年前舊帳打擊對手，最後卻演變成迴力鏢重傷自己的尷尬場面，這就是一種「暗黑競選」（dark campaigns）遭遇選民與網路輿論強烈反噬（backlash）的典型縮影。
「暗黑競選」何時能達到打擊對手的效果？又在何種條件下會遭受選民的反噬？2024年刊登在政治學國際權威期刊《Political Communication》，由Philipp Mendoza、Alessandro Nai、Linda Bos等三人組成的研究團隊，運用歐洲28個國家、175個政黨，以及近2萬名受訪者的跨國大數據，為我們提供一個非常清晰、且發人深省的實證解答。
為何選民會發動「反噬」？
候選人的競選語言，可劃分為正面宣傳（自評政績與政策）與「暗黑競選」。後者包含兩個重要面向，第一個是「負面競選」（negativity），候選人將焦點放在批判對手的政策缺陷、執政紀錄或個人品格。第二個是「不文明競選」（incivility），候選人使用粗暴、貶低、尖酸，或公然違反社交禮儀的言語，來非人化與污名化競爭對手。
社會心理學的相關研究指出，良好的民主體制運作，需奠基在公眾的社交規範與行為期待上，選民要求政治人物必須維持基本的禮貌、互相尊重，以及非衝突的理性態度。當候選人越界採取強烈的負面抹黑，或粗暴不文明的言詞時，無異公然撕毀民主對話的社交契約。這不僅無法說服社會大眾，反而會在選民心理引發強烈的「期待違背」（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一般選民會將這種攻擊性語言標籤化為「心胸狹隘」（mean-spirited）與「政治機會主義」（opportunistic），並判斷該候選人缺乏跨黨派合作的包容力，更不具備穩健領導政府的治理能力（less likely to lead a successful government）。這種對政治品格與治理威信的嚴重扣分，正是暗黑競選引發選民反噬的深層心理根源。過去多項研究早已指出，攻擊性言論可能對被攻擊目標的信任度造成損害，但也會大幅度拉低攻擊者自身的政治評價，形成一種「迴力鏢效應」（boomerang）。
然而，既然選民討厭潑髒水，為何採用激進攻擊策略的政治人物依然層出不窮，甚至屢屢得到勝選？
因為選民手中「沒有更好的人選」
為破解這個悖論，Mendoza的團隊提出「替代選項假說」（alternatives hypothesis）。反噬效應真正爆發的戰場，在於個體選民的心理抉擇與選項對比。當選民「擁有其他同樣好或更好的替代政黨」時，如果選民在意識形態上，還有其他「至少同樣吸引人」的備選政黨（例如立場相近的中間政黨或第三勢力），發動暗黑競選的政黨，將遭受劇烈的選民懲罰。選民會直接將政治支持流轉給其他替代選項，導致攻擊者支持度顯著重挫。
但當選民「缺乏其他可行的替代選項」時，如果發動攻擊的政黨，是該選民在意識形態上的「唯一選擇」（死忠的支持者），即使選民主觀上不喜歡攻擊性語言，反噬效應將被完全壓制。也就是極端的攻擊言語，能發揮動員與鞏固基本盤的效果，進一步拉抬鐵粉對該黨的支持度。
忽略中間選民，「暗黑競選」會成為一種政治自殺
在傳統藍綠結構板塊鮮明呈現一對一對決，缺乏有力第三勢力的選區時，候選人往往會越罵越兇，越潑髒水基本盤越凝聚。然而，暗黑競選（抹黑與攻擊）從來就不是用來「說服中間選民」的良藥，而是高度成癮、專門用來「注射給死忠鐵粉」的政治興奮劑。這兩種選民的心理機制完全相反，中間選民手中握有豐富的「替代選項」，對負面競選極度敏感，潑髒水只會觸發強烈反噬，將他們直接推向對手。而鐵粉因在陣營內「別無選擇」，激進的言語反而能製造危機感，轉化為同溫層的投票衝力。最慘烈的戰略失誤，莫過於候選人被同溫層的歡呼蒙蔽，誤把「動員基本盤的興奮劑」，當成「吸引中間選民的大補丸」。尤其在中間選民已佔關鍵因素的戰場上，這種藥不對症的狂暴攻擊，最終必將遭到中間選民以選票進行最殘酷的血洗。
Mendoza的團隊，給所有珍惜民主質素的選民一個無比強烈的啟示，選民手中的「替代選項」，就是遏止惡質暗黑競選最強大的武器。在年底的台灣地方選舉中，當候選人與側翼再次拉開嗓門，發動不文明的抹黑與泥巴戰時，中間選民與理性的公民，不應只是感到厭煩或選擇冷漠割捨。相反地，選民應當意識到自己手中「尋找並支持其他優質替代人選」的權利。當極端潑髒水的候選人發現，每一次不文明的攻擊，都會讓中間選民果斷流向其他備選政黨時，「暗黑競選」才會真正成為所有政治人物，不敢輕易觸碰的政治禁忌。
●作者：張佑宗／臺大社會科學院院長、臺大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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