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孕母爭議 李安妮持反對態度：「個人自由」不能成為辯護理由
Newtalk新聞
立法院上週審議《人工生殖法》草案，民眾黨立委堅持要將代理孕母制度納入修法草案，甚至還因此拒絕配合民眾黨「兩年條款」辭去立委，引發社會兩極討論。對此，前總統李登輝的女兒、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委員兼李登輝基金會董事長李安妮昨（12）日表示反對代孕制度，並表示代孕制度並非只是「多一項生育選項」這麼簡單，因為代孕會讓第三方女性承擔不可逆身體風險，且受益者往往是經濟與社會充足一方，更認為「個人自由」更不能成為代孕辯護的理由。
李安妮表示，先前她在臉書上貼了一個大字報，把「代孕」視同和「殺人放火、蓄奴纏足」一樣，是對生命的不尊重，對人權的踐踏，因此不但不能「有效開放」，還要用刑法伺候。如同她預期的，她就被問到一個問題：既然公開支持婚姻平權，為什麼卻又對代孕持如此強烈反對立場？這樣的質疑看似直覺，卻其實混淆了兩個本質完全不同的倫理問題。
她指出，自己支持同婚，是因為國家不應因性傾向而差別對待成年人之間的親密關係。婚姻平權處理的是「誰被排除在法律保障之外」，它關乎平等、反歧視與公民身分。但代孕，從來不只是「多一種生育選項」那麼簡單。
李安妮表示，代孕是一種制度安排：它讓第三方女性承擔長期且不可逆的身體風險，透過契約與市場機制，滿足他人對家庭與血緣的渴望。這個制度的核心問題，不在於動機是否善良，而在於風險與代價是否被公平承擔。在現實中，懷孕的風險（包括健康併發症、心理壓力、生育後遺症）幾乎完全由代孕女性承擔；而主要受益者，則往往是經濟與社會資源更充足的一方。這種高度不對稱的結構，無法靠「雙方同意」或「完善契約」來消除。
她認為，僅僅訴諸「個人自由」並不足以為代孕辯護。公共政策早已承認：即便雙方同意，器官買賣仍被禁止；即便家庭需要，童工仍屬違法；即便有市場需求，販運人口也必須刑事化。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當交易涉及身體完整性，且風險不可逆、權力不對等時，國家有責任劃下界線。
李安妮指出，有人主張，以「利他代孕」或「嚴格管制」作為折衷方案。但從各國經驗來看，動機難以驗證、灰色市場外溢、監管成本高昂，最終往往只是把商業化推向地下，卻讓女性承擔的風險依舊存在，甚至更加隱蔽。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懷孕被制度化為一種可規格化、可違約、可求償的「服務」，女性的身體就不再只是個人生命歷程的一部分，而成為他人需求的基礎設施。
她表示，主張禁止代孕，並非否定同志家庭，也不是反對多元成家。恰恰相反，這是一個關於「文明自制」的選擇：承認不是所有渴望都能轉化為權利，更不是所有技術可能性都應被制度化，這句話特別要送給像柯P這種自認為科學理性的白痴，也請他去讀一讀Michael Sandale寫的《反對完美》一書。
李安妮強調，國家存在的意義，不只是促成市場運作，而是在必要時限制市場，保護那些最容易被制度消耗的人。當一個制度必然依賴特定群體的身體承擔代價，禁止它，不是極端，而是一種對人權的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