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做夢會過得比較快活，多做點夢又何妨？」2020年母親節，由大慕影藝、凱擘影藝、台灣大哥大及華研國際音樂聯合出品的《做工的人》開播，觀眾也開始跟著主角「噗嚨共三人組」經歷了一場包裹了糖衣的發財夢。
《做工的人》改編自作家林立青的同名暢銷書，是導演鄭芬芬睽違七年之後，再度執導的台劇，在短短六集的篇幅中，她打破了主流與非主流、國語和台語、還有對社會階級的刻板印象，不但在IMDb獲得 8.4高分評價，更為近年來的「台劇復興」再創新局。
覺得心裡空空時，就埋首書寫故事
2009年以電影《聽說》在台灣打開知名度，2018年以《快把我哥帶走》在中國創下了3.7億人民幣票房；鄭芬芬不是個多產的導演，但她的作品題材多元、敘事巧妙、情感刻劃細膩，總是能帶給觀眾特別的體驗。
儘管已躋身億萬導演之列，鄭芬芬仍不改低調個性。從小喜歡看故事書、漫畫、電視、電影的她，是政大廣電系的第一屆畢業生，當時台灣電影正處於低谷，想朝影視界發展的鄭芬芬畢業後選擇先到製作公司拍攝廣告片，接著跳槽廣告公司擔任創意總監，雖然收入還不錯，卻覺得心裡空空的，唯一的慰藉就是埋首書寫故事。直到2004年，鄭芬芬受邀擔任公視單元劇《手機有鬼》的編導，一舉拿下金鐘獎「戲劇類編劇獎」，在電視界闖出知名度後，她才正式脫離了廣告圈。
「戲劇帶來的療癒，是最吸引我的一件事。」
2007年，鄭芬芬憑藉著《沉睡的青春》獲得新聞局優良電影劇本佳作，終於爭取到執導第一部劇情長片的機會。《沉睡的青春》從一對小情侶的故事展開，慢慢揭曉藏在清純愛戀之下，關於青春早夭、死黨情誼的秘密，電影在平溪、菁桐車站和樂生療養樂等地取景，影像風格獨特、敘事步調徐緩清淡，作為一個新銳導演，鄭芬芬展現在這部電影處女作上的編導功力是有目共睹的。《沉睡的青春》先後入選韓國富川奇幻影展、香港亞洲電影節、法國杜維爾亞洲影展，並獲得了新加坡亞洲新人影展最佳劇本獎。
其後，鄭芬芬重新回歸電視，繼續打磨自己。「戲劇帶來的療癒，是最吸引我的一件事。」在鄭芬芬心中，一齣戲等於一段人生，每個人會看到的面向都不同，觀眾不管是因為經歷過類似的人生經驗而被觸動，或是從旁觀者的角度領會他人的人生，都是一段愉悅且充滿收穫的旅程，這也是著迷於戲劇，至今從未倦膩的原因。
2009年國片賣座冠軍《聽說》故事靈感來自一篇讀者投書
鄭芬芬通常自己寫劇本，2009年國片賣座冠軍《聽說》，是她的第二部劇情長片，這部與當年聽障奧運會結合的電影，構想來自報紙上刊載的一篇讀者投書，投書者用文字描述自己愛上一位聽障朋友的心情，「我當下就被感動了，靈感馬上湧現出來。」大學輔修心理系的鄭芬芬笑說自己喜歡看報紙，聽別人說自己的故事，更喜歡觀察人，只要有某一段情節、或是心情觸動到她，就會忍不住想發展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鄭芬芬寫劇本，有時候從一個角色開始，有時候也會單純從某種幽微的情緒出發，只要有了想說的情緒，她就會用盡全力去豐富這個故事。
近年來，台灣觀眾對於社會寫實題材的影視作品接受度越來越高，但這類的劇本其實很難寫，編劇本身除了要有豐富的閱歷、敏銳的社會觀察能力之外，更需要紮實的田野調查、及議題整合能力，才能舖排出豐厚且具說服力的故事背景，寫出深刻動人的劇情。
為改編《做工的人》花兩年時間走訪工地
鄭芬芬的每一部劇本都經過長時間的田野調查，決定改編《做工的人》這本散文集後，她足足花了兩年時間走訪工地，為了完全進入工人的世界，還拜託林立青帶她去認識工人，從蓋房子的過程、不同工種的技術細節、到工人的文化、互動與溝通、還有他們看待自己及世界的方式，鄭芬芬都想知道。
透過這樣的觀察和親身感受，鄭芬芬在劇本中重新塑造了許多原著中沒有的角色，「《做工的人》要講的不只是工人，而是一種小人物的精神，我只是透過工人將這樣的精神展現出來。」而且從一開始，鄭芬芬就決定以喜劇的方式帶著觀眾進入工人的世界，不做尖銳的階級控訴，「觀眾要先認識他們、理解他們，才會在意他們的權益。」
笑著笑著就哭了：《做工的人》看似荒誕的劇情，卻是扎心的現實
在《做工的人》當中，不管是想發財想瘋了的哥哥阿祈、鬱鬱寡歡的弟弟阿欽、或是整天嘻皮笑臉苦中作樂的怪手司機阿全，鄭芬芬塑造出的角色飽滿立體，各有各的可愛和可恨之處，看似荒誕的劇情裡藏的全是扎心的現實，讓觀眾笑著笑著就哭了。
《做工的人》播出之後，鄭芬芬意外發現，身邊其實就有許多工人的子女，他們因為這部影集，而主動與她分享自己的故事。「其實工人子女真的很多，但他們沒有習慣去說父執輩的工作內容，也許是覺得別人沒興趣知道，所以從未主動提及。」但《做工的人》做出了口碑與收視之後，大家開始注意到這沉默的一群人，工人的子女也願意主動開口談論，並進一步關心自己的父執輩，「這真的是做一齣劇最棒的地方了！」鄭芬芬笑說。
「培養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想法很重要。」
愛看書、電影，也喜歡跟朋友出門吃美食、旅遊，鄭芬芬其實是低度社群媒體使用者，除非是為了田調蒐集資料，她不會讓自己成天掛在網路上。幾年前中國的機會找上門，向來不給自己設限的鄭芬芬到了當地，原以為很快就有戲拍，沒想到因為種種磨合，十年都沒有產出。在這段段長長的低潮中，鄭芬芬依然靠著寫故事調劑、療癒自己。「雖然完成後又會遇到同樣的挫折輪迴，」她無奈地說，「但可能因為我太愛這份工作了，也知道自己只有做這件事情才快樂，所以就一直堅持下來了。」
至於編劇與導演在角色上的分野，鄭芬芬並不視之為衝突，認為比較像是角色的換位思考。她會在過程中隨時切換，並再三地詢問與提醒自己，有沒有被編劇的文字限制了想像？或是在完成劇本後，站在導演的角度思考，同一段文字有沒有另一種更好的詮釋方式？
靠著換位思考的彈性，鄭芬芬的作品裡是沒有「老哏」這種東西的；一來她不喜歡做別人做過的東西，二來是她總是在挑戰，要將故事說得跟別人不一樣，「我常常花很多時間看同樣題材的影片，確認是不是有雷同的部分。」只要發現有類似之處，鄭芬芬一定會修改，「培養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想法很重要。」她正色說，急於成功或佔據某個位置，對創作是沒有幫助的。
未來，鄭芬芬還想嘗試科幻片、藝術片，挑戰更多複雜的議題，並且更深刻去探討人性，嘗試多元影像創作的模式，《做工的人》為台劇開拓出一片新視野之後，鄭芬芬的創作之路還很長，不知下一次，她還會去過誰的人生？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臺北文創》原文請點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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