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代父母調查｜千禧父母來了！更平等、更焦慮、更能共親職

千禧世代成為父母　

重新定義四大教養觀

《親子天下》二〇〇八年創刊，以雜誌月刊頻率透過深度報導，回應當時父母對於教育、教養知識和訊息的需求，那是第一代看書養小孩的世代。創刊至今年滿十五年，當年讀《親子天下》養小孩的父母們，隨著孩子成年，已卸下教養幼兒和青少年的重責大任。接棒的新世代父母——出生在一九八一年至二〇〇〇年的千禧世代，他們在經濟最富裕、台灣錢淹腳目的時代中成長，童年和青少年時代浸淫在快速的政治民主化轉型和伴隨而來的教育開放環境中，卻也經歷一九九七年的金融風暴，是台灣在二戰後，首度的經濟衰退。

千禧世代的男性和女性有均等的受教育機會，也有同樣的自我實踐要追求，成為父母後，他們想要如何重新定義親職？

晚婚、不生，是對千禧世代的第一個刻板印象。台灣少子化現象，在近二十年益發嚴峻，對經濟發展而言，少子化或許是危機，但對婚育的當事人而言，卻是一個深思熟慮後的選擇。

千禧世代父母和上一代父母有什麼不同？在成為父母的旅程上，又需要什麼樣的支持？

現在三十五歲左右的千禧父母，在台灣創下許多新第一，他們是最晚婚、最晚生的世代。台灣女性的頭胎平均生育年齡在二〇一二年首度突破三十歲大關，二〇一九年更邁入三十一歲才生頭一個小孩。二○一九年的台灣人口出生率還首度創下全球最低，根據「世界人口綜述」的「二〇一九年各國出生率」估計，這一年台灣婦女平均生育人口僅一·二一八人。

成長於民主時代，千禧世代父母也期待重新定義「父母」和「親職」。

他們是覺醒父母的第一代：

尊重小孩、看重關係與親密感大於成就

千禧世代父母成長於民主開放時代，他們的父母開始學習用民主方式教養，但還處於轉型中：心中有理想，但現實還沒法完全做到。千禧世代父母期許自己走出新路，反對威權、講究平等。

以出生於解嚴後第一年、一九八八年的千禧世代為例，他們出生時台灣已經解嚴，「髮禁、報禁、不能出國旅遊……」對他們而言，都是父母輩老人的傳說。從小就見證台灣總統直選、政黨和平輪替……用民主方式選擇自己的政府和未來，是再自然不過的大環境（見二〇頁表）。

因此千禧父母更尊重小孩，相對重視兒童權利，雖然多數在童年期間曾被自己父母體罰，但當自己成為父母時，就不希望再用這樣的方式對待子女。

在《親子天下》的「新世代父母調查」裡，逾八成家長表示，不會遵循父母教養自己的方式來教養下一代（見圖1-1）；即便只有一六％的人是在零體罰的環境下長大，但是面對孩子，有五〇％的千禧父母在「對孩子從不體罰」的自述裡，選擇「同意」、「非常同意」（見圖1-2）。

「我打我女兒時，那個歇斯底里的樣子，其實就是我母親當年對待我的樣子，」Ashley的孩子即將升小一，她坦承在女兒更小的時候，幾次因為女兒太黏，連上廁所都要跟進來，她忍不住出手打了小孩。事後回想，她說自己成了「最不想成為的樣子」。

不願意再複製上一代威權、高壓的教育方式，千禧世代父母因此更重視情緒教育，要成為「覺醒父母」。然而，這並非一蹴可幾，因此有更多的掙扎，也需要更多的協助和支持。

二〇二二年人本教育基金會調查，仍有近四成家長會用體罰管教，但有高達九六％家長曾使用講道理及溝通的方式管教孩子。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在記者會上表示，家長在現實與理想上不斷拉扯，「一邊打，一邊講道理」，需要更多親職教育的協助。就像Ashley看書、上線上課，學習覺察，才慢慢做到不打不罵的管教。

新世代父母更自由、開放，也更願意跟孩子一起玩。《親子天下》調查，有九八％的家長認同「和孩子一起玩」是重要的家庭生活，但只有三九％的千禧父母，經歷過和家人一起玩的童年。二〇〇八年《親子天下》創刊號以「玩出大能力」作為封面故事，引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倡議「玩」對兒童發展各項能力的重要。當時的社會氣氛，「玩樂」是不值得鼓勵的。但是透過玩所培養的非認知能力，至今受到重視。像是特公盟（臺灣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的成立，強調兒童的遊戲權，推動全台特色公園，其中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讓孩子在遊戲場互動，培養與人相處、協商、解決衝突的能力。

對父母來說，「一起玩」也是創造品質時間（Quality Time），排除工作和外界干擾，全心全意陪伴孩子。導演盧建彰曾在演講時談到，認真陪伴小孩、一起玩就會好玩，「有人會說，帶小孩到處玩，小孩長大也不一定記得，但是沒有關係，我們（父母）會記得，我也在享受這個時光，」盧建彰說。

他們是教改父母的第一代：

重視教育選擇權，第一名可以有很多種

千禧世代在教改的氣氛中成長，大約在國小時經歷一綱多本的教改，課本不再只有國立編譯館版本，教科書開放，建構式數學進入課本，但四年後部長又宣布不再獨尊建構數學；此外，他們在小學階段開始實施鄉土教育、英語教學……

國中升高中，二〇〇一年時以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基測）取代聯考，僅作為升高中的一部分依據，希望不再以困難的考試篩選人才。升大學則是透過多元入學管道，沒有分分計較的肅殺，人人都能進入大學。

但是在教育這樣大鳴大放的時代成長，想要進入心目中的理想學校，反而變得很多變，沒有一條明確的道路，在鬆綁和開放間拉扯，結果到底是成就了學力衰退，還是多元有創意的一代？

身為當事人，千禧世代父母自己是教改第一代、被實驗的先鋒，子女又迎上十二年國教、一〇八課綱，可說是一輩子都在經歷教改的一群人。「他們從小體驗到多樣性的選擇，太習慣什麼東西都可以選，」自學教父陳怡光從實驗教育的角度觀察台灣教育環境的改變，認為年輕家長「更願意、也想要做選擇」。

根據《親子天下》調查，近一半的家長會考慮讓小孩就讀學區公立學校之外的選擇（見圖2-2）；近四成家長在孩子三歲前就會開始搜尋上小學的資訊，九％更是未滿一歲就開始搜尋（見圖2-1）。

即使是公校，仍有學校必須「一出生」就設籍，迫使家長得提早布局。「我們在購屋時就買學區宅，至少到國中都可以在附近就讀，國小的話，走路五分鐘就到學校，」邱崇宇的小孩讀中班，但他在小孩出生後就買好房子，他口中離家很近的國小，是桃園年年列為總量管制的學校。

在此同時，實驗教育也提供家長另一種教育的想像。曾怡萱的小孩四歲，她也正和先生討論，要不要讓孩子讀實驗教育，「我和先生都是升學主義下長大，所以我們就在想，能不能讓小孩念實驗教育？但我們也會擔心，實驗教育沒有考試的訓練，孩子會不會考大學時就卡住了？因為在台灣好像還是要有不錯的學歷，才比較有未來。」

位在選擇學校的十字路口，曾怡萱的擔心很寫實，說出家長「不想要隨波逐流」，卻也擔心獨樹一格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他們是數位原住民父母的第一代：

依賴社群養小孩，資訊多卻更焦慮

千禧世代父母成長時代就有網路，中學就開始以智慧型手機、臉書、YouTube作為生活日常。千禧世代家長因此更善於利用通訊軟體、數位社群作為育兒工具，各式網路社團、社群，成為現代版的同村共養。

根據《親子天下》調查，父母在面臨育兒困境時，除了會尋求專業媒體、親朋好友的協助外，也會用Google找答案、看YouTube、到父母社團或討論區提問、向網紅發問，而他們最常使用的社群媒體，以臉書、LINE和IG最多。

吳幸芳自認是手機重度使用者，她參與的數位育兒社群「少說也有十個」。甚至和團購英文教材的家庭組成LINE共學團，自行找老師上線上英文課。他們也會一起出遊，找有英文導覽的活動參加，生活幾乎都跟社群綁在一起。

即便是沒那麼熱衷社群育兒的家長，也會把社群當作資訊來源。像是小孩剛上小學的鄧婷方，從小在美國長大，婚後才回到台灣，因為對台灣的教育環境不熟悉，她特地加入社區、學校的家長群組。雖然不太會在裡面發言，但是透過觀察、閱讀別人的分享，對附近學校的風評也是清清楚楚。

家長透過社群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但無形中也造成「比較」的壓力。小孩已經讀國小的小玲（匿名）談到，女兒有一次戶外教學要自備午餐，她因為工作忙碌，不得不買超商食物，結果一到了午餐時間，學校群組叮咚作響，全是其他孩子媽媽親手製作的造型便當照片，「對比那些便當，我竟讓我的孩子吃那麼差，」即使已經過了很多年，小玲想起這件事依然充滿愧疚。

巨量的資訊，帶來了便利，卻也帶來焦慮。「徵英文寫作學伴，目前還有兩個名額」、「請問有人了解〇〇小學的校風和課業壓力嗎？」育兒社群的每個叩問都讓家長擔心，會不會讓孩子落隊了？資訊發達，讓千禧世代父母的資源變多，但是相對的，各種疑問、質疑也變多，不論來自路人、長輩、網友，乃至於自己。輔仁大學社會系副教授兼系主任石易平表示，現在的父母要不斷做功課、做決定，深怕漏掉什麼、做錯了決定，就會害了小孩。

數位環境裡資訊的供過於求，加上教改後愈來愈複雜的升學途徑，讓千禧世代父母面臨的不只是「貧富落差」的危機，更多的是「資訊落差」帶來的M型化。獲得愈多資訊的人愈有優勢，也可能讓弱勢家庭變得更弱勢。台南市龍崗國小是所靠近海邊的迷你小校，四季吹著海風。七十多歲的祖父王東發是家中四個小孩的主要照顧者，家境清寒、隔代教養，只能仰賴政府補助，以及孩子父親在工地一天最多兩千元的薪水過日子。

當中產家長運用育兒社群團報課後才藝，王家小孩在學校參加夜光天使班，因為能在學校待到七點，而且晚上有便當吃；當其他家長討論著要不要跨區就讀，或是讀實驗學校，王東發的煩惱是「小孩在學校有吃飽嗎？」生活的艱難讓他們沒有太多選擇，學校成為他們的重要依靠。弱勢家庭的資訊落差，更不容易幫助孩子在多元複雜的教改學制下，像一般中產階級家庭提早預備。這也是許多偏鄉學校在考慮廢併校時，最放不下的一群人。

他們是性別平權、典範轉移的第一代：

爸爸更想共親職、媽媽勇於自我實現

隨著教育制度的變革及普及化，愈來愈多人具高等教育學歷。根據內政部統計，二〇一八年台灣有超過一百四十八萬人具研究所學歷，其中女性占四成，約五十八·五萬，比十年前增加逾一倍。

教育的普及也帶動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台灣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在二〇一二年首度突破五〇％，二〇二〇年，單就二十五至二十九歲女性來看，勞動力參與率為九〇·五％。此外，兩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差距也在二〇二〇年達到十年來最低，僅差十五·八個百分點。

和男性有著同樣的學歷和工作，女性卻背負養育幼兒的傳統刻板印象，成為千禧世代的女性在生育子女時，躊躇不前的主要考量。

不只女性期待可以在工作自我實踐和照顧家庭上得到平衡，年輕爸爸同樣也期待可以陪伴孩子成長。勞動部統計，二〇二二年男性申請育嬰留停的人數首次突破兩萬，占比達二五·五％，等於每四名育嬰留停的人裡，就有一名男性。

《親子天下》調查，若不考慮經濟或是收入需求，在小孩學前階段，父母傾向全職育兒的比率為三成至三成六，儘管母親願意全職在家育兒的比率較高，但父母雙方的差距僅五個百分點（見上頁圖4-2）。

小茉（匿名）的先生在公務機關上班，曾因照顧兩個孩子請了四年育嬰假，「除了接送、做家事，他也會陪小孩運動、做美勞，」小茉說到，先生顧孩子很有成就感，最後辭掉工作，在家全職育兒；家中經濟則由小茉來負責。

得人資源整合有限公司長期關心台灣職場與家庭難以兩全的困難，創辦人蔡淯鈴分析，這個數字意味著父親希望有多一點時間跟小孩在一起，好好扮演父親的角色。

然而要能夠共親職，除了個人意願，職場的友善程度也很重要。盧韋伶全職在家顧一個三歲半的孩子，她希望先生提早下班分擔育兒工作，先生公司答應提供「提早一小時上班、提早一小時下班」的彈性，盧韋伶一直稱讚先生公司，是企業形象最好的見證者。

《親子天下》調查，當問到職場友善家庭的程度與措施對家長選擇工作時的重要性，超過九成的人回答「重要」、「非常重要」（見上頁圖4-1）。「疫情下很多人都居家工作，代表企業要給員工上班地點和時間的彈性，並非不可能，」蔡淯鈴說。在《親子天下》的調查中，問家長最希望職場推動什麼友善家庭措施時，「彈性工時」、「居家上班」位居第一名和第三名（見上頁圖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