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小說時，作者總有自己的策略，而《鳥歌》的策略很簡單：全面攻擊。我前一部小說使用旁敲側擊的手法，不按照時間順序敘事，因為我認為這樣才能清楚表達主題。我在《鳥歌》則反其道而行，因為我想盡可能將這本書寫好；為了故事的一致性，我選擇直言不諱，從不扭曲事實；且這本書提到的戰爭應該是英國軍事史上最聲名狼藉的一天。倒不是我認為所有小說都該這麼寫，只是我深信這本小說應當如此，畢竟它不是諷刺小說；我只在標題稍微屈服，讓文意更為含蓄［偶爾會有人問起，我也許該在此解釋一下，書名並不僅僅是為了象徵「新生命」或「新希望」；它承載了許多意義，但最重要的是暗示著自然界對人類的冷漠──在此的人類行為，如菲力普．羅斯（Philip Roth）所說，人類展露了最糟糕的那一面〕。
在開場的章節中，我在文句上費了一番功夫，以強調主角對社交與性的恐懼，並展現出當代社會的合宜禮節。儘管很少人會注意到這個題材，不過一些人偶爾會提到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但我想這可能是因為他是英國人唯一認識的法國小說家。我想所有注重現實細節的作家，寫到情感強烈的故事時，多少都從福婁拜那兒學了一兩手；我還得感謝兩位偉大的法國作家：司湯達（Stendhal）與左拉（Émile Zola）。描述戰爭場面時，我設法運用不同的語法營造出不安感，例如減少形容詞、增加動詞數量；當情節進入當代後，我則以更短的篇幅、中性化的敘述，強調伊莉莎白認定自己的人生「不再那麼劇烈了」。
我寫《鳥歌》的過程（原本的副標是「血與肉」，中途被我剔除了）極其瘋狂，我能夠每天寫完一千五百字後，再搭地鐵到帝國戰爭博物館，埋首閱讀無數的館藏檔案，直到閱覽室關門。晚上，我會夢到自己身在戰壕，無人對我開槍、也無人下令我攻擊；戰壕只是純粹在那裡，猶如我就是在那裡生活。寫作時，我偶爾會被情緒淹沒，但在這種時刻，我又有個不變的原則：停筆。因為讓每頁文字填滿我的感受，並非是我的目的，而應要篩選出那些足以觸動讀者的細節。
儘管我已經十年沒有拾起這本書，我仍必須承認《鳥歌》是快筆完成的作品；因為某些章節的結尾鬆散（多半是刻意），也有些草率收筆之處，但我當下真的無法壓抑那股一氣呵成的衝動。完成這部小說時，我將它寄給了軍事史家馬丁．米德爾布魯克（MartinMiddlebrook），他在林肯郡（Lincolnshire）經營雞舍為生，但他的作品《索姆河戰役首日》（The First Day of the Battle of the Somme，暫譯）是我許多細節的借用來源。
起初，他下了一些無禮唐突的註解（「不可能！」「他們屬於兵團！不是師團！」），到後期已很少見。我也曾請教倫敦大學的教授道格拉斯．強森（Douglas Johnson），他在法國文學上的造詣，為拙作《金獅酒店的女孩》助力頗深。最後我寄給出版社，三位專業人士閱讀完畢後，全體一致希望我多加考量以下幾點：第一，伊莉莎白應當成為女權主義的典範，擁有成功事業；第二，應釐清她與同事在當地義大利小餐館吃午餐時，誰點了什麼餐點。
得知他們對驚悚的血肉模糊場景無議，我確實感到如釋重負。我將「從石拱門站搭地鐵回家」，改成「從希斯洛機場搭計程車回家」；我也將伊莉莎白公司的周轉金提高了百分之五十，還讓艾琳點了千層麵；以上修飾，或許就是柏第．伍斯特
特（Bertie Wooster）口中的「不出幾秒就完成了」。
我借用了泰戈爾的詩句寫墓誌銘，引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戰死沙場的威爾弗雷德．歐文回到前線前寫給母親的訣別信。修潤完一些細節後，我便靜候著本書的出版；然而在小說付梓之前，我就先飛到了紐約，此時我的前一本作品《傻瓜的字母表》（A Fool’s Alphabet，暫譯）才剛剛發行。編輯致電給我，請我前往她位於曼哈頓摩天大樓中的辦公室。她從《鳥歌》的打字稿抬頭，哀傷地望著我，表示小說太長了，除非我大幅刪減戰爭章節，否則無法出版。她還說，要不要考慮將時空背景設定在近代戰事？我說，不要，我不打算這麼做。
當時腦袋因時差而迷迷糊糊的我，就這樣蹣跚地走回第六大道，滿懷挫折。我們花了近乎三年的時間，才在美國找到願意出版這本書的出版社。藍登書屋最後以略低於我為一家八卦雜誌寫「名人評論」的稿酬買下精裝與平裝版的版權。我並不介意；我很高興這部小說終於付梓了，總算有出版社願意發行。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五日，《鳥歌》於英國出版，翻閱日記時，我回想起曾在當天下午兩點接受了當地電台的個人專訪；我還接受了倫敦《旗幟晚報》（EveningStandard）的專訪，但這段專訪只出現在賽馬版，標題是〈這種長相的人寫的書，怎麼會讓人感到不舒服呢？〉。
還有讀者寫信為我打氣，也有一些針對小說的評論（迴響五花八門），但僅止於此；《鳥歌》沒有出現在暢銷排行榜，也
沒有入圍任何年度文學獎。精裝本只賣了九千本，但就一本題材被認定為如此強烈鮮明的小說而言，已經很不錯了。那一年十二月的行銷期結束後，先前因感染肺炎而住院的我也康復了，便開始著手寫作自傳《致命的英國人》（TheFatal Englishman，暫譯）。
其實，《鳥歌》的最終任務就是奉獻，我原本想藉此對為國捐軀的諸君致意，但為免太過虛假刻意；所以我將本書獻給我的兄長愛德華，在我寫下每個字時，他都在外工作奮鬥，無論我如意或是不順遂，他都一路陪伴我，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兒時的我們對人生滿懷豐富的憧憬，也帶給了我寫作的靈感。伊莉莎白父親打高爾夫球的日期，愛德華看了一定覺得很熟悉，因為那也是他的生日，還有他弟弟打球的分數實在很低，愛德華看了也許很不以為然……（推薦閱讀：李忠謙專欄：百歲季辛吉談「第三次世界大戰」—人類命運繫於美中和平，如何處理台灣問題是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