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年新聞看極右翼崛起：歐洲庇護政策緊縮，排外情緒高漲，難民該往何處去？
帶著種族主義的極右翼勢力在歐洲不斷攀升，德國另類選擇黨（AfD）在德國東部地方選舉成為第一大黨；法國國民聯盟（RN）代表人物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在 2022 年總統大選中，與現任總統馬克宏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進入第二輪選舉，雖然最終以 41.45% 的得票率不敵馬克宏，但其支持度已明顯大增。
由於極右翼主張反移民難民，尤其針對穆斯林族群。極右翼勢力的擴張，某種程度象徵著歐洲整體社會對難民的反彈，也影響歐洲各國逐漸收緊庇護政策。READr 統整歐洲 5 個國家（德國、法國、英國、西班牙、奧地利）的歷年新聞資料，發現在歷經幾波難民潮後，這些國家的主要政黨對於庇護政策都愈來愈保守，庇護難民態度都漸趨負面，難民潮趨勢也與極右翼崛起時機不謀而合。
「我70歲了。我和我的丈夫踏上旅程，希望能夠與我們在歐洲的孩子們團聚。我有糖尿病，最近剛做完心臟手術，仍在接受治療，我無法再待在一個戰爭中的國家。在徒步穿越土耳其和巴爾幹地區後，我沒有想到我會被鎖在法國的一個集裝箱裡，被迫坐在椅子上過夜，沒有人回答我尋求協助的呼喊。」——來自敘利亞的女性，《無國界醫生組織》2023 年 8 月法國及義大利邊境報告《DENIED PASSAGE》。
「我和我兄弟從阿富汗徒步而來，我們試圖越過義大利和法國的邊界，去德國和我們的家人團聚。在山路上，警察開始追捕我們，當我們試圖逃跑時掉進了一個山谷。無國界醫生的醫護人員為我們治療，但我們在山谷裡失去了所有的財物。我們不得不穿越土耳其、希臘和巴爾幹地區，才到達一個讓我們感到安全的地方。我們沒有想到，即使抵達歐洲後，我們仍然需要繼續逃跑。」——來自阿富汗的男子，2023 年 8 月《無國界醫生組織》法國及義大利邊境報告《DENIED PASSAGE》。
「警方在梅頓攔下我們，強迫我們在集裝箱裡過夜，但我妹妹非常害怕。她 10 歲，還有殘疾。她在我們的國家遭受暴力，因此我決定帶著她一起離開。我無法理解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對待我們。我曾希望在歐洲，殘疾人士能夠獲得更多的幫助。」——來自幾內亞的男性，2023 年 8 月《無國界醫生組織》法國及義大利邊境報告《DENIED PASSAGE》。
由於難民壓力升溫，歐洲整體難民政策變得更加保守，沙特馬許觀察，許多國家的移民辯論愈來愈尖銳、政治化，「『控制』這個詞不斷出現，民粹主義者最常提出的解方是修建圍牆、推回（非法移民）船隻、將難民和移民轉移到其他國家，這些『解方』往往違反國際法和基本人權，且我們從過去經驗中知道，控制邊界無法阻止真正絕望的人。」
持續湧入的難民壓力、庇護與否的社會輿論、極右翼反難民的種族主義論述，一定程度影響歐洲極右翼勢力的壯大及歐洲整體轉向緊縮的庇護政策。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卓忠宏表示，自 2015 年難民潮以來，難民議題在歐洲國家持續發酵，尤其是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包括德國東部、法國南部、西班牙南部、義大利南部等等，這些地區都讓極右翼有很大的操作空間，「經濟不好，人民就會愈來愈排斥外來移民。」
「難民變成國內問題的出氣筒、代罪羔羊。」卓忠宏進一步解釋，極右派的主要論述不脫離：失業率上漲，是因為移民難民搶走工作；社會治安敗壞，是因為難民偷拐搶騙；社會福利縮減，是因為政府挪鉅額預算去照顧難民，「難民移民是政治經濟的絕對弱勢，不管今天政客怎麼講，他們很難去反駁，極右翼政黨就靠這套論述獲得當地人的支持。」
而人們埋單這套論述，也是因為歐洲時勢的改變，卓忠宏指出，2010 年後歐洲陷於債務危機，難民又大量湧入歐洲，接連而來的新冠疫情、俄烏戰爭、以哈衝突，再再影響歐洲經濟，反移民者會覺得，「我們就已經在過苦日子了，你難民又進來造成我這麼大的困擾。」
此外，卓忠宏觀察，有許多年輕人支持極右翼，正是因為從 2010 年債務危機、2015 年歐洲難民潮，剛好就是他們唸書到出社會的階段，他們身處整體經濟不斷下滑的困境裡，更容易將矛頭指向難民。
德國、法國、奧地利都面臨著相同的政治社會情勢：隨著難民收容壓力升溫，仇外的極右翼勢力持續擴張，社會種族仇恨氛圍也不斷高漲。
回顧 2015 年難民潮時期，旅德獨立記者林育立指出，高峰期每天都有一萬人進入德國尋求庇護，「德國處於非常緊急狀態，但當時全國都動起來，很努力很認真收容這些難民，全國都發揮同理心要去接納這些難民。」各地都有帳篷、體育館改建成收容所等，當時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宣示：「我們可以做到！」敞開國門歡迎這些無處可去的難民。
「當時情況很感人，也受到全世界稱讚。但當（難民）人數愈來愈多的時候，社會反對聲音就愈來愈多。」林育立表示，現在各地方政府的難民收容所都達到飽和狀態，難民生活條件愈來愈差，最近的民調也顯示，德國一半民眾認為，無法再接納這麼多難民。
即便難民潮已經過去，申請庇護難民數下降，但對德國來說，安置難民的壓力卻沒有因此減少，林育立解釋，除了接納 2022 年的 120 萬烏克蘭難民，2015 年申請庇護的敘利亞、阿富汗難民多數到今天仍留在德國，「難民安置的壓力是不斷累積，所以德國另類選擇黨才會一直主打難民問題根本無法解決。」
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成立已久，該黨成立初期的訴求為反歐盟、反歐元，要求德國退出歐盟，林育立指出，「當時他們（另類選擇黨）支持率很低，但因為難民危機，他們高舉排外大旗而快速崛起。」他強調，只要世界有戰爭，難民問題就不可能被解決，那極右翼就會一直有操作空間，現在另類選擇黨已經成為德國政治版圖上的重要勢力。
他觀察，另類選擇黨的策略不外乎宣揚難民排擠國內資源、穆斯林文化與歐洲文化不同、加強社會對穆斯林有暴力傾向的刻板印象，「再加上德國過去曾發生幾次難民殺人事件，一次次更強化社會這個刻板印象。」
此外，經濟弱勢族群，對外來者會有更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也更容易相信這套論述，林育立指出，另類選擇黨的支持者主要來自偏遠地方，尤其是德國東部，「其實這些地方外來人口非常少，他們根本看不到難民出現在生活中，但這些地方經濟不好，人口也愈來愈少，他們會把困境投射在難民身上，對外來人充滿恐懼，進而支持反對難民的另類選擇黨。」
德國自由黨議員法蘭克・穆勒（Frank Müller）表示，移民政策涉及國內安全，例如 2016 年柏林布賴特沙伊德廣場 （Breitscheidplatz）的恐怖攻擊事件，民眾不解政府為何沒能即使遣返這些未獲難民資格的人們。 穆勒強調，庇護權是德國重要的價值，一旦有人濫用庇護權，就必須嚴格管制，自民黨始終認為需要更有效地管控移民，「2015 年後的移民政策缺乏控制，我們必須重建對法治的信任，並保護我們的自由不受那些不願融入或排斥開放社會的人侵害。」
穆勒雖然對移民採取保守態度，但他也認為另類選擇黨操作種族主義無助於解決問題，他表示，另類選擇黨利用穆斯林移民及恐怖攻擊事件來加深德國民眾的恐懼，激起德國社會的敵對氛圍，「他們通常為複雜問題提供簡單答案，這是民粹主義的運作模式，主要議題包括反歐盟、反 COVID-19 限制和反移民，他們成功利用 TikTok 等社交媒體吸引年輕人。」他強調，真正關鍵問題在於政府是否能解決移民問題，否則只會讓不願解決問題的民粹政黨受益。
相較於上述政黨對難民移民的保守態度，德國綠黨向來保持正面庇護態度，綠黨議員鮑里斯・米亞托維奇（Boris Mijatović）指出，不論是難民、歐盟移民還是第三國移民，有超過 90% 通過就業和德語鑑定，順利融入德國社會，而德國也需要這些人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困境。
他批評，恐懼是極端政黨的驅動力，極右翼指責移民尋求庇護是為了社會福利，無視許多移民對經濟的重要貢獻，另類選擇黨部分黨員呼籲將數百萬移民及有移民背景的德國人遣送至其他國家，不論其是否有工作，甚至無視其德國公民身份，「這喚起了德國歷史上最黑暗時期的記憶，並助長公共言論的仇外情緒。」
米亞托維奇進一步表示，現在社會辯論聚焦移民造成福利、教育、居住等情況惡化，以及犯罪和安全議題，「這些辯論導致社會對難民更具有敵意，但必須強調的是，難民本身並非這些社會緊張局勢的根源，德國長期存在這些挑戰，這些問題因爲移民潮加劇，但並非由其引起。」
奧地利也同樣出現右傾現象，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政治系博士、朝陽科技大學社工系副教授黃全慶表示，奧地利極右翼自由黨成立已久，在九零年代非常強勢，當時因為主打南斯拉夫移民議題而成為國會第二大黨；2015 年奧地利同樣受難民潮影響湧入大批難民，奧地利自由黨成功入閣；今年國會大選，奧地利自由黨成為國會第一黨，取得歷史性的勝利。
黃全慶指出，自由黨黨主席赫伯特・基克爾（Herbert Kickl）自稱其為人民的首相，批評傳統政治人物不是真正站在人民這邊，「他很重要的口號就是『奧地利優先』，強調奧地利要是奧地利人的奧地利，而不是大量外國人的奧地利。」
他觀察，這次自由黨的選票多數來自人民黨支持者，這兩個政黨其實都對外國人較不友善，人民黨訴求嚴格限制外來移民，但自由黨除了限縮政策，還帶著對移民更高的仇恨值， 自由黨成為第一大黨的選舉結果也反映出民眾對難民更強烈的負面情緒。
與德國另類選擇黨的支持者相近，奧地利自由黨的選票也多來自鄉下地區，這些地方的選民反而沒那麼常接觸到外國人，最多外國人的維也納反而是向來對難民較友善的社會民主黨贏得最多選票。
即然接觸不到難民，那排外情緒從何而來？黃全慶分析，911 事件以來，這 20 幾年大大小小的恐怖攻擊事件，是社會對穆斯林不信任的主要原因，擔心自己隨時成為下一個受害者。所以即便難民支出並未給奧地利財政帶來太多負擔，或是政府已經降低收容人數，都無法排解社會反穆斯林的情緒。
他表示，其實移民難民犯罪率並沒有明顯高於本國人，但只要發生恐怖攻擊事件，加上政黨、新聞媒體的炒作，「社會就會有一種恐慌情緒，渲染力非常高。」
歐洲境內不時發生恐怖攻擊事件，今年 5 月德國西部城市曼海姆（Mannheim）發生男子刺傷警察及反伊斯蘭組織成員，嫌犯為居住在德國約 10 年的阿富汗公民，過去未曾有犯罪紀錄。
今年 8 月，同樣在德國西部城市，索林根（Solingen）發生隨機持刀砍人事件，造成 3 死 8 傷，嫌犯為 2022 年來德國尋求庇護的敘利亞難民，隨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也在社群上坦承犯案，並將發動攻擊的男子稱為「伊斯蘭國士兵」，引發社會譁然。
不只如此，美國流行樂天后泰勒絲原本預計今年 8 月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辦演唱會，卻因為奧地利當局發現伊斯蘭極端份子將有恐怖攻擊而取消演場會。林育立表示，自 2015 年的難民危機以來，極端伊斯蘭主義者不斷吸收這些孤身跋涉幾千公里來到歐洲的難民，這些人與周遭環境疏離，讓他們更容易被這些極端主義者影響，這些恐怖攻擊事件導致民眾失去安全感，同時也讓德國政府轉向更嚴格的難民庇護政策，例如在今年恐怖攻擊不久後，德國政府馬上遣返超過 20 位阿富汗難民。
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也對此表示，「非正常移民必須減少」、「這是恐怖主義，針對我們所有人的恐怖主義」。
卓忠宏則指出，近年發生在法國的小規模恐怖攻擊，有一部分來自在國內出生長大的穆斯林移民，「他們從小接受法國的教育思想，在法國土生土長，可是當一個伊斯蘭恐怖份子的宣傳號召影片出來，他們竟然就迅速認同他們的理念，變成極端地反抗教育養育他的國家，族群認同遠遠大於國家認同，法國政府也對此非常不解。」
他認為，伊斯蘭移民難民在進入歐洲國家後，政府並沒有提供適當的融入政策，「移民難民第一代是對法國感激，願意讓我們在這裡生活下來，可是第二代第三代，在成長的過程裡面不斷被歧視，沒有受到平等對待。」即使他在這個國家長大、擁有該國國籍、會講該國語言，都無法建立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這才是他們無法融入該國的關鍵。
今年一月法國通過《新移民法》，被外界批評為史上最仇外的移民法案，不僅限縮合法移民多項福利津貼，也更嚴格驅逐非法移民，導致移民、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生活更加惡化。
在不斷收緊庇護政策的氛圍下，大量難民被阻絕在法國邊境之外。無國界醫生組織長期救援難民，他們在2023 年報告中指出，在法國跟義大利邊境的城鎮文蒂米利亞（Ventimiglia），無論申請庇護者的個人情況或脆弱程度，均被無差別地遣返回義大利。「這些病患大部分都經歷非常危險的旅程才抵達歐洲，卻被集體驅離，其中包括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孕婦及遭受虐待和性別暴力的倖存者。」
無國界醫生法國專案總管拉斐爾・托拉克（Raphaël Torlach）表示，在法國北部，每年有數百人經過文蒂米利亞通往英國，然而法國當局不時拆除難民營地，迫使他們離開法國，而這數百名難民只能在惡劣的環境下掙扎生存。2023 年，根據法國難民與無國籍人士保護辦公室（OFPRA）的數據，法國共登記 16.7 萬件庇護申請，其中約有 60% 的尋求庇護者無法獲得住所，數百人被迫露宿街頭，健康狀況因此惡化。
托拉克表示，自 2015 年以來，法國每半年就會以「持續性威脅」為由，像是恐怖主義威脅、人口流動威脅，而重啟內部邊境管制，以防堵難民移入。此外，在法國及義大利邊境，法國也不斷投入大量執法人員、軍事設備，每天都有數十名流動中的人遭到逮捕，並被驅逐回義大利，其中包括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家庭和尋求庇護者。「這種邊境軍事化的政策在義大利邊境和法英邊境均已被證明成本高昂且無效，但在加萊（Calais）和文蒂米利亞，當局不僅忽視需要保護的移民、尋求庇護者和難民，甚至危及他們的生命。」
他批評，人們經常在未經個別情況審查的情況下被非法拘留，隨後便被遣返，這些倉促的程序不尊重難民申請庇護的權利，以及獲得律師及醫療的權利，也違反國內及歐盟法律、《日內瓦難民公約》和《兒童權利國際公約》。
與法國趨勢一致，德國也不斷收緊庇護政策，米亞托維奇表示，德國將尋求庇護者轉送至他們最初提交申請庇護的歐盟國家，並且恢復邊境管制、削減無合法居留身份者的社會援助。
林育立則舉例，過去申請難民資格必須等上一年，但現在德國政府加速處理，希望快速遣返沒有難民資格的尋求庇護者，以減緩國內收容壓力及財政支出，「在德國邊境開始嚴格檢查，確保過境車子沒有難民，希望在邊界就阻擋這些沒有資格申請的人。」
不過，林育立強調，即便政策逐漸收緊，但德國基本法裡的庇護政策並沒有改變，基於人道理由仍持續收容難民，在難民身份審查過程中也會提供吃住及生活費，德國對難民的慷慨也來自於德國歷史，過去納粹時期，非常多德國人在國外受到庇護，所以德國對難民的根本原則沒有改變。
不同於對中東難民的態度，歐洲國家幾乎一致歡迎烏克蘭難民，2022 年 3 月歐盟達成共識，前所未有地啟動臨時保護計畫，只要是烏克蘭難民都可以在歐盟成員國內獲得至少一年的臨時保護。
林育立表示，烏克蘭難民入境德國後，不需要經過申請難民的繁瑣程序，他們可以馬上定居、工作、上學，甚至有免費的健康保險、社會津貼等，目前德國已經收容 120 萬的烏克蘭難民。
林育立回想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時，自己到德國柏林中央火車站觀察，平均一兩個小時就有一班火車從波蘭滿載難民而來，「這些難民主要是女性，帶著小孩、棉被、寵物下車，現場很多義工在發物資，甚至很多人舉牌子說：『可以來我家睡覺』，那個景象我永生難忘。」
如果與俄烏戰爭初期相比，整個社會對烏克蘭難民接納程度確實在降低，開始有些質疑聲音，要限制他們的福利，「但我必須要說，很多都是極右翼、保守派的聲音，而且是在快要選舉的時候，利用這些來撈選票。」整體社會對烏克蘭難民支持度降低，但絕對不是不支持。
相較於中東難民被拒絕的困境，托拉克表示，曾收到其他國際協會報告，該份報告指出「一些庇護請求被拒，並稱烏克蘭難民的庇護優先於其他尋求庇護者或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他強調，歐盟各國積極庇護烏克蘭難民，這代表歐洲確實有能力提供人道救援，「但即使到今天，非烏克蘭籍的人們仍然受困於各國限制性邊境政策，持續被拒絕援助。」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系所長高佩珊認為，選舉結果來自民眾對保守黨長期執政的失望，「本來大家以為脫歐後就沒有移民問題，但現在不論合法非法的移民都攀向高峰，保守黨承諾的政策都沒做到，使得工黨隔了 14 年重新拿回執政權。」而工黨政策傾向給難民身份，讓他們工作、繳所得稅，反而有助於國家整體經濟發展。
高佩珊指出，由於合法及非法移民不斷增加，在 2022 年達到最高峰，且許多移民來自非歐盟國家，在英國極右翼政治操作下，移民議題常成為國內選舉主要辯論議題、媒體焦點，尤其近年英國經濟低迷、失業率增加、醫療和社會福利支出增加，英國政府只能提出一系列法案縮減移民條件及相關福利。
高佩珊進一步表示，根據牛津大學去年的民意調查報告顯示，英國國內對於移民問題看法不同，52% 民眾認為應該減少移民人數，但與歐洲鄰國相比，英國民眾對於移民的態度顯得較為積極，且能明確區分移民類型，例如多數民眾贊成讓外國醫護人員更容易移民至英國，補充國內勞動力不足困境。
英國長期存在非法移民議題，每年有將近 3 萬名非法移民試圖搭乘小船跨越英吉利海峽偷渡至英國，許多是來自中東或北非為躲避國內動盪不安或尋求生活經濟穩定的人們，不僅讓英國庇護系統不堪負荷，小船翻覆的不幸事件也屢登上媒體版面。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黃琛瑜解釋，這些人要在英國尋求庇護取得難民資格，必須經過漫長的審查程序，一等就是好幾年，「在等待過程裡，他們就只能住在很糟糕的旅館、軍營大通舖，甚至有點像鬼屋，然後食物很糟、環境也很糟，讓人精神崩潰。」她還說，前陣子英國傳出醜聞，俄烏戰爭的難民，尤其是沒有父母的孤兒，被送進旅館後，晚上就被人蛇集團一車一車綁走。
「這些人（尋求庇護者）不是進來享受免費又很好的收容地方，你很難去形容那樣可怕的環境，但他們又沒其他地方可去，就只能待到有一天政府願意發難民許可，」黃琛瑜接著說，即便這些人成功取得難民身份，在英國生活也非常困難，由於工作技能不高、語言不通，求職成功率非常低，很多人在逃難過程就已經身心受損，「他們在英國就是又窮又病又苦，對他們來說就是人間煉獄。」
在難民收容壓力下，今年 4 月由保守黨提出的《盧安達法案》在下議院通過，該法案旨在嚇阻非法移民偷渡入境，未來進入英國尋求庇護的人將被轉移至非洲國家盧安達安置，但該國是高度不穩定國家，恐危及難民安全與人權，因而招致各界批評，該法案也遭歐洲人權法院判定違法。今年工黨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上台後，迅速廢除該法案。
不論工黨或保守黨執政，都必須面對難民不斷湧入的壓力，尤其是來自英吉利海峽的非法移民，黃琛瑜表示，去年英國政府花費約 2 千億台幣安置難民，「不把難民送去其他國家，英國政府就必須繼續付錢安置，但可以付到什麼時候？」
她指出，目前工黨政府的難民政策先不討論把難民外包給哪些國家安置，而是聚焦控管源頭，加大力道打擊人蛇集團、加強邊境管制，阻斷非法走私入境英國的移民，「各黨政策不同，但目標是一樣的，就是不要讓更多非法移民落腳英國，尤其每年都有許多非法移民為跨越英吉利海峽而喪命，這其實是人間悲劇，每個國家都不希望這樣事情不斷發生。」
除了難民、非法移民議題，英國其實也有許多合法移民，黃琛瑜表示，2004 年到 2014 年，將近 200 萬移民從東歐移入英國，有些小鎮接收超過 30 萬移民，「假如我們是當地人，也會覺得乞丐趕廟公，這麼多人來是想幹嘛？」加上移民跟當地人的零星衝突、新聞不斷出現移民引起的騷亂、恐怖攻擊等，社會反移民的情緒持續增加，不論是難民、非法移民還是合法移民。
今年 7 月底，英國發生一名青少年持刀闖入兒童舞蹈班攻擊事件，造成 3 名兒童死亡、8 名兒童受傷，儘管警方表示該事件與穆斯林移民、恐怖攻擊無關，但網路假訊息指稱「兇手是移民」引發極右翼團體反移民示威暴動，包圍當地的清真寺並扔石塊洩憤，造成警民衝突，超過 100 人被捕。
「我以前在英國念書時，就可以感覺到他們對外來族群的歧視，他們認為只要是社會治安敗壞、犯罪事件，就一定是移民做的，有很明顯的種族歧視。」黃琛瑜說，移民議題存在英國社會已久，對當地人心理、經濟、生活都有很大的影響，只要是與移民有關的衝突事件，都很容易被放大檢視。
「2016 年英國脫歐公投，是極右翼操作排外情緒最成功的一個案例。」黃琛瑜指出，英國改革黨的前身為英國獨立黨，當時不斷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仇視外來者，「他們說如果英國繼續留在歐盟，之後土耳其加入歐盟，英國的邊境等於直接拉到伊拉克、敘利亞，穆斯林可以直接跑到民眾家裡。」
此外，極右翼也不斷醜化穆斯林移民，黃琛瑜舉例，「他們甚至會說如果繼續留在歐盟，外來移民增加，英國女性遭集體性性侵的風險將會增加，無所不用其極地製造反移民言論。」她強調，英國長期為移民組成的國家，許多政治人物都是移民二代，包括前首相蘇納克便是印度移民的第二代，「移民沒有造成太大社會問題，只能說這種仇外情緒是非常廉價的政治資本，極右翼分化群眾來獲得選票。」
黃琛瑜認為，英國下議院有 650 席，而英國改革黨今年只取得 5 席，相較起來算少數，「尤其他的選票非常分散，英國主流民意應該不會支持英國改革黨的主張，而這個黨還能發光發熱多久，取決於歐洲政治經濟發展。」如果俄烏戰爭順利結束，極右翼可能就不會有炒作空間，但如果戰爭持續，或是以哈衝突擴大，那就會是完全不同情形。
此外，政府也會利用「簽證政策」來控管難民人數，西班牙難民組織 CEAR 解釋，該政策嚴重影響難民資格認定，「使得來自敘利亞、葉門或巴勒斯坦等國的人民，難以入境西班牙，簽證政策成為邊境管制的工具。」
CEAR 進一步說，當政府發現某國的庇護申請數增加，便會要求其過境簽證，實際上就是為了阻礙難民獲得在西班牙尋求國際保護的機會，例如 2011 年，這一措施針對敘利亞難民實施，2019 年針對巴勒斯坦難民、2020 年針對葉門難民、2022 年針對土耳其、今年則針對肯亞、塞內加爾。
該組織表示，因為西班牙減少合法申請難民資格的途徑，這些尋求庇護者只能冒著各種生命危險抵達西班牙，甚至暴露於性暴力、人口走私威脅下；而在入境西班牙後，則面臨冗長的等待時間，使成千上萬的人無法正式提交申請，從而被迫陷入法律上的灰色地帶，無法順利就業、居住，獲取醫療和教育等基本權利。
此外，近年西班牙國內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也顯著增加，CEAR 統計，去年有 1606 起仇恨犯罪事件，比2022 年增加 33.1%，且有 604 起與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有關。難民在就業、教育、租屋都面臨歧視，2022 年，CEAR 就接到 1570 件難民的求助。
在極右翼呼聲的 X（前稱：Twitter）裡，也可明顯看見對穆斯林難民的歧視，例如以持刀的穆斯林青少年畫面配上短語「這些新『年輕人』正在進入你的社區」，以此暗示未成年的難民恐造成社會安全問題，同時，呼聲也不斷批評政府花費過多預算在難民身上，「在塞維利亞，一個人必須工作將近 3 年才能支付養一個未成年外國人的花費。」
隨著全球移民及難民數量持續增加，歐洲收緊庇護政策，逐漸呈現右傾的保守趨勢。林育立舉例，義大利正計劃在非洲的阿爾巴尼亞建立難民收容中心，以阻止難民不斷移入義大利，「這就看出來歐洲政策不斷收緊，盡量不讓人進來歐洲，就算入境，如果你不容易申請到難民身份，就把你遣送到其他國家，達到嚇阻效果，希望愈來愈少人進來。」
托拉克則進一步指出，自 2015 年以來，歐盟的移民政策逐步加嚴，並採取「庇護外包」的方式，透過財政支持和軍事援助，將移民安置壓力轉移至發展中國家，以防止移民潮湧入歐洲，「這些有害政策非但無法減少歐洲移民問題，反而助長了我們團隊在移民路線上所看到的極端痛苦。」
去年 12 月歐盟通過新「移民與庇護協定」，卓忠宏表示，該法案成立「歐盟移民與庇護局」，由專責機構及人員負責整個歐洲的難民協調，並按照人口比例分配難民，如果不願意接收難民的國家，例如匈牙利，則須提供資金援助，由其他國家協助些接收。
卓忠宏解釋，歐盟難民配額制歷經 3 年才談判成功，而這項法案雖然成功協調難民分配，但整體的難民政策仍持續緊縮，「現在歐洲各國作法是先在邊境擋下難民，擋不了的話，再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給歐盟各國，但就只做到這步，後續難民如何融入，語言、職業訓練等都沒有，這也導致許多難民轉入黑工，衍伸其他社會問題，變成惡性循環。」
歐洲各國確實收容壓力增加，但托拉克強調，從歐洲各國積極庇護烏克蘭難民的趨勢來看，代表歐洲確實有能力提供人道救援，而且根據法國經濟社會與環境委員會（CESE）最新民調，不到兩成的法國人認為移民問題會讓他們感到擔憂。
托拉克表示，歐洲各國應停止把人們的苦難政治化，應該優先考量尋求庇護者的安全，「確保有尊嚴的收容環境、庇護權以及對兒童和最弱勢群體的保護，並非在人道主義與國內政治經濟穩定之間做出取捨，而是對基本人權的尊重。」
沙特馬許則認為，社交平台上的錯誤資訊、虛假訊息和仇恨言論正加劇難民、被迫流離失所者和無國籍人士在現實中的傷害，並阻礙人道主義行動，這並非單一組織能夠解決的難題，各國政府、科技公司等必須共同努力防堵假訊息激化種族仇恨，聯合國難民署也正於當地組織合作阻止假訊息的散播。
CEAR 也認同應積極打擊針對移民和難民的仇恨言論，促進跨文化共存，並有效落實反歧視法規，尤其是促進難民在經濟、社會、醫療、文化方面的基本權利，確保難民能順利融入當地社會。
在協助難民融入議題上，德國是少數有投注大量資源的國家，林育立表示，這些移入德國的穆斯林難民語言不通，思想教育也跟歐洲寬容開放的文化很不同，因此，德國除了免費的語言課，還有許多「融入課」，不只是教德國政治、歷史等，還包括很多生活化的內容。
例如當時成立的「zanzu」網站，就列出德國人有不同種類的情感關係，包括穩定關係、結婚、同居或分居、單身、異性或同性關係、多伴侶關係、臨時性關係，這些看似微小的觀念，卻是不同移民族群融入德國社會的一環。
即便德國社會種族仇恨問題加劇，但林育立回顧德國歷史，從二戰結束後，德國有一波波的難民入境，納粹時期被驅趕的德國人再度回到德國、冷戰時期東德逃到西德的難民、阿富汗戰爭難民、敘利亞內戰難民等，「你可以看到社會不斷調適接納難民，而最後難民也成為社會各領域的一份子，融入德國社會，在我看來覺得是某種定律，這些人最後都會成為德國社會重要的一部分。」例如 2015 年入境的敘利亞難民，只要在德國順利找到工作、居住滿 5 年就能夠申請德國國籍，因此這幾年德國國籍主要申請族群就是敘利亞人，他們都是德國社會很重要的組成。
歐洲整體緊縮的庇護政策，恐影響此次以哈衝突的難民庇護權，學者們均不樂觀歐洲會敞開大門接收這群難民，黃全慶就認為，除非真的大量難民湧入歐洲，讓歐盟不得不討論難民配額，否則奧地利，甚至整歐洲會持續收緊難民庇護政策。
卓忠宏則觀察，目前尚未有大量以哈戰爭的難民湧入歐洲，不過歐洲也非常緊張以哈衝突擴大，「歐洲迅速召開高峰會，把阿富汗、以色列外長請來會談，雖然沒有太大成效，但他就是擔心戰事擴大，到時候倒霉的又是歐洲。」
沙特馬許則強調，世界上多數難民會逃往距離家園最近的國家，因此大部分的難民其實都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國家庇護，或是在自己國家內部流離失所，目前黎巴嫩的情況，約有 120 萬人在國內流離失所，而有 42.5 萬人逃往敘利亞，向外移動的數量非常少。
「請記住，大多數人都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離開自己的家，」沙特馬許表示，過去 10 年歐洲慷慨接納被迫逃離的人們，「我們希望這種團結不會減弱，當難民必須移動到歐洲時，應該向他們提供所需要的保護，直到他們能夠安全和有尊嚴地返回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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