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意街」之中國人是最健忘的民族：《故城故事》選摘（4）

二〇一一年，我在一個公開場合碰到馬眼鏡，他今非昔比，一副高端大氣的無框眼鏡取代了那副醜陋的黑框眼鏡，令他風度儼然，看去竟有了幾分德高望重的意思。年紀老了，他比年輕時反而神氣多了。要不是他走到我面前叫出我的名字，我一時竟沒認出他來。

自然，我們寒暄起來。說著一些在那種場合大家都會說的話：網絡上流行的新段子啦，養生保健啦，吃吃喝喝啦，突然他說：「陳書記你還記得嗎？」

「當然記得！」

「他上個月過身了。」

「啊！怎麼沒人告訴我？我知道了一定會去鞠個躬的。」

我望著馬眼鏡，他眼鏡後面的那雙眼睛也正在直望向我。於是，多年來一直壓在心頭的一些話語自然而然流了出來，我說：「他是個好人，我真的應當去送他最後一程，說聲謝謝—對了，我也應當謝謝你，那天⋯⋯那件事⋯⋯謝謝你！」

「那天？哪天？」馬眼鏡詫異道，「甚麼事？」

「你帶我去借書的事呀！你那位書友，」我提醒他，「那條巷子，那個老頭⋯⋯其實他並不太老，比我現在的年紀還輕。對吧？他是右派分子還是胡風分子？他叫甚麼名字？」

馬眼鏡一臉茫然地望著我，他又恍若從前那個剛從一場海難中生還的人了，散亂的目光越過我的肩頭望向我身後某處，茫然道：

「老頭？我不記得了。真的不記得了。如今我記性很差，像得了健忘症一樣，以前的事差不多都忘光了。」

「不記得了？那一年，在如意街，那群堂客們，王姑娭毑，你都忘了？還有林娭毑，我是後來才聽說，離廠不久她就去世了⋯⋯」

這時他的手機響了起來：「對不起，」他禮貌地朝我欠一欠身，「我接個電話。」

他把手機緊貼到耳朵上走了開去。看著他那微微傾斜的、煞有介事接聽電話的背影，我也沒有把握了：是不是真的有過那些人那些事呢？畢竟，就連田貝也跟我多年不見了。我們結了婚又離了婚。然後，都淡出彼此的記憶。中國人是記性最差的民族，這話是誰說的來著？

打破屋子裡死一般的沉寂的那個人，是王姑娭毑。當樓下鋪板門轟然關上的回聲消失在了沉寂中，王姑娭毑誇張地呼出一口大氣，攤手攤腳倒在陳隊長剛才坐過的那張椅子上。

「活該！」她氣恨恨地罵道，「你們這幫臭嘴巴，碰到厲害角色了吧！害得我也被他臭罵了一頓。你們就不能講點高級趣味的東西嗎？陳書記剛才講得好，講點抓革命促生產，講點理想講點信念。讓自己變高級點好不好。」

「講理想就講理想，」朱家裡的率先回過氣來，又恢復了平時的慓悍，「這還不容易。我小學時候講理想的作文還得了九十五分咧。我講我長大了要學習邢燕子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講我要作共產主義接班人，為了理想勇敢前進前進。這樣的話要好多有好多，保證可以講三天三夜。有味啵？哪個要聽？」

「那倒是的。」王姑娭毑嘆了口氣，表示同意，「講那些東西沒得一點味。都是假的。我同你們講句真話呀，活到這份上，還講甚麼信念理想。唉，我來世連人都不想作了。」

「那作甚麼？」有人笑道。

「我想作隻鳥，想飛到哪裡就飛到哪裡，那就不用這麼作牛作馬還聽不到一句好話。上班被領導罵，回家還要被屋裡那隻老鬼罵。」

「那我覺得還是作人好一點，」牛家裡的道，「只不過不要作我們這樣的人，要作陳書記那樣的人。當領導，想罵哪個就罵哪個。想幫哪個就幫哪個。還可以經常到賓館裡去，開會，吃飯，吃酒，睡覺。」

「我倒不想作領導，」滿妹子笑道，「當領導搞不好會被人揪出來批鬥。我只想來世變得像劉三姐一樣漂亮，有阿牛哥天天在樓下對我唱情歌。」

「滿妹子你講你還講！」牛家裡的故作驚訝地道，「剛剛被書記那樣一頓教育，你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懷念起黃色電影的黄色明星了。還笑還笑！難怪書記罵你沒皮沒血。我們這號老實人，臉皮子就薄得多，被他那樣一頓亂罵？老娘都沒臉作人了，也不想作人了，老娘現在只想變成書記屋裡的一條狗，想咬哪個就咬哪個。」

「沒得出息！」意見領袖粗嘎的嗓音響了起來，聽上去比平時更加粗嘎，「變麼子狗囉！老娘要變就變成一條狼，咬死那個摸羅拐告黑狀的老不死！哼，莫以為人家不曉得她是個甚麼東西，反革命分子的臭婆娘！坐了一屁股的屎不曉得香臭。」

我想起來了，我現在完全想起來了，那道出其不意的聲音就是在這時響了起來，就在我身邊，就在我耳邊，在意見領袖粗嘎的聲音之後，林娭毑開腔了。

來了這麼久，這還是我第一次聽到她當眾發言。平時不論人們怎麼嘻笑怒罵，就算那天出了流血事件，閣樓裡鬧得沸反盈天差點掀翻屋頂，她也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動如山，旁若無人地照作自己的事。現在她卻出其不意打破沉默，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我想變成一隻豬，」這位永遠隨身帶著一塊乾淨抹布的老人大聲宣告，「假如有來世，我想變成一隻豬。」

不知道是被她的氣勢鎮住了，還是等待她說出下文，隨之而來的那片靜默，無比漫長。漫長得無邊無際，好久好久，才被一陣劈里啪啦的動靜打破，只見林娭毑一邊站起身一邊道：

「可惜我現在還不是豬。我走了。再見。」

時至今日，發生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下午的那場事變依然歷歷在目，恍若眼前：在那間站不直身、站直身就頂天立地的閣樓裡，我們靜默無聲地看著那位白髮蒼蒼的老人緩緩站立起來，像要英勇就義似地抬起手抹了抹她那本來就一絲不亂的頭髮，先脫下一隻袖套，再脫下另一隻袖套，把它們一一疊好，放進自己手邊那個裝了一塊抹布和一盒萬金油的塑膠袋，拿著它往樓梯口走去。

沒有人出聲，每個人都被她鎮住了。就連鐵嘴鋼牙的朱家裡的也被驚倒，當那個端莊乾凈的身影從樓梯口消失，才發出一聲評斷：「神經！」

沒人響應她，也沒人笑。是大家還沒有從茫然懵懂的狀態中甦醒，還是為那位老人的言語行為所驚，意識到了自己地位的可憐可悲？我至今也不知道。

因為我跟著也離開了那個閣樓，離開了如意街。不知道是在夢境裡還是真的發生過，許多次，夜半夢迴，我看見自己站在那條人來車往的街口東張西望，徒然地追蹤那個乾淨端莊得不像凡人的身影。（推薦閱讀：謝錦芳專欄：台灣最缺系統領導力）

＊作者王璞，生於香港，長於中國。曾任職出版業與大學教師，現為專職寫作，本文選自作者小說新著《故城故事》（二０四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