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裡明明覺得可以，就在前面了，就一步的距離而已，但就是做不到。好像有一個黑盒子在那裡，讓人很害怕，可是一旦打開來，裡面很可能什麼都沒有……」
這是蔡伯鑫在小說《空橋上的少年》描寫拒學生張朋城的字眼，他是國內稀缺珍貴的兒少精神科醫師，全台只有200多位，平均未滿18歲的兒少約2萬人才能分配到一位。蔡伯鑫在2020年曾經以拒學生為主角，寫下《空橋上的少年》一書。「雖然特徵都模糊過了，但個案是真實存在的，也真的在我選擇次專科有點迷惘的時候，影響了我的生命經驗。」蔡伯鑫道出他與小說主角「張朋城」相遇的由來。
一個是台大醫學系的學霸、一個是精神科日間病房的17歲拒學生，兩人的生命經驗卻有了共鳴。
學霸＝人生勝利組 這是我要的人生嗎？
蔡伯鑫雲淡風輕形容自己：生長在很正常、沒有太多負面經驗的中產階級家庭，自己能力剛好可以滿足社會的期待。「身為一個從小很不叛逆，別人眼中就是在軌道上長大的一個孩子。」蔡伯鑫自嘲地聳了聳肩。
蔡伯鑫說自己平凡，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其實是一路第一志願建中、台大醫學系的「人生勝利組」，青少年階段蔡伯鑫思考著：「我能做到別人的期待，但自己想要什麼呢？」他才突然發現，這一路上似乎很少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填志願時其實留了一個心眼，我天生色弱，我知道台大醫學系不收色弱的學生，所以故意填上去（等著被刷掉），沒想到後來台大修改了色弱的限制，我就上了。」這是蔡伯鑫的叛逆，但沒想到還是走到主流。台大醫學系是許多學子夢寐以求的第一志願，當蔡伯鑫坐上這個位置時，仍然在尋找內心的渴望。直到要選擇次專科的那一年，他遇到了日間病房的「張朋城」。
「遇到這個『謎一般的』拒學生，大家都想知道他為什麼拒學？為什麼回不到了學校？被卡住、還沒辦法繼續前進的狀態，讓我有些共鳴，也因此我非常受到個案的吸引。」
蔡伯鑫所選的專業「精神科醫師」，被父親評價為「醫學系中的哲學系。」蔡伯鑫其實心中也同意，「我對人性始終好奇，選擇兒童少年（精神科）領域的專業，也是覺得會在他們身上看到希望。」帶著這份共鳴的震動，蔡伯鑫走進了「張朋城」的心門。
生命經驗的共鳴 看見拒學生冰山下的創傷
「經過相處才知道，原來『張朋城』成長過程遭遇了很多事情，或許這些經驗埋下了種子，就像是一點一點累積看似微不足道的創傷，但很多時候，他們也說不出自己拒學的原因。」當時蔡伯鑫因為是受訓的身分，因此只陪伴了「張朋城」一年，但是他看到了孩子深層的創傷之下，仍然想要往前走的意志。
一個成績優異的精神科醫師，為什麼會跟拒學生「張朋城」有生命經驗的共鳴？
蔡伯鑫認為，對未來的迷惘、追尋生命意義等，這些是每個人都可能遇到的歷程，「我只是夠幸運夠會讀書，可以到達讓大家看起來OK的位置。如果不是夠幸運或是能讀書的孩子呢？他們要怎麼長大呢？我從他們的故事裡總是學到更多。」
蔡伯鑫坦言，身為臨床工作者，其實知道這些願意來掛號、現身在諮商室、還會接輔導老師電話的拒學生，「至少他們願意走出來求助，我知道還有很多完全關在家裡，或者表現上看起來還好，但心裡已經快崩潰的拒學生。」因為深入陪伴拒學生的經驗，蔡伯鑫看見拒學生內心的困頓與意志，「卡住了要前進，真的好難好難，但這些痛苦和壓抑之下，他們還是能在幫助下，一點一點的，在人生路上前進，這真的很了不起。」
坐在診間的蔡伯鑫只能被動地等待拒學孩子上門求助，他期待《空橋上的少年》能跨越空間的限制，安頓那些不願或不能來診間的拒學生，「讓他們知道自己絕對不是孤獨的，如果需要求助，很多人都在這裡。」對蔡伯鑫來說，這本書是對所有拒學家庭的陪伴、鼓舞、安慰和召喚。
給拒學家庭的三個暖心建議
最後，蔡伯鑫也給拒學家庭的三個暖心建議，即使狀況很卡、現實很難，如果拒學生和家長還有一點力氣可以行動的話，希望他們能一點一點地往前進。
一、用「還好嗎？」取代「為什麼？」
我們會對孩子問「為什麼？」通常不自覺帶有想要找到原因、推進解決方法的目的，而這個目的也許會對孩子造成壓力，在日常聊天時不妨改用「還好嗎？」來開啟對話，讓親子的溝通氣氛更像聊天，也讓孩子感受到被關懷。
二、維持作息、跟孩子一起規律做點小活動
白天活動、晚上睡覺，除了能增加孩子跟外界的接觸機會，規律生活也能幫孩子建立時間感。規律性會帶來安定感，小活動不管是一起打一小時電動、出去散步、一起到巷口買一樣零食等，行動能讓人帶來「我能我可以」的價值感。
三、積極求助，你不會是一個人
家長幾乎都撐得很累，儘量尋求任何協助，除了輔導、諮商、身心科，有個可以讓家長吐苦水的聽眾也好，不要全部自己扛。
作者簡介｜蔡伯鑫醫師
1981年生，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現為基隆長庚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著有《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空橋上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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