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裡明明覺得可以,就在前面了,就一步的距離而已,但就是做不到。好像有一個黑盒子在那裡,讓人很害怕,可是一旦打開來,裡面很可能什麼都沒有……」
這是蔡伯鑫在小說《空橋上的少年》描寫拒學生張朋城的字眼,他是國內稀缺珍貴的兒少精神科醫師,全台只有200多位,平均未滿18歲的兒少約2萬人才能分配到一位。蔡伯鑫在2020年曾經以拒學生為主角,寫下《空橋上的少年》一書。「雖然特徵都模糊過了,但個案是真實存在的,也真的在我選擇次專科有點迷惘的時候,影響了我的生命經驗。」蔡伯鑫道出他與小說主角「張朋城」相遇的由來。
一個是台大醫學系的學霸、一個是精神科日間病房的17歲拒學生,兩人的生命經驗卻有了共鳴。
學霸=人生勝利組 這是我要的人生嗎?
蔡伯鑫雲淡風輕形容自己:生長在很正常、沒有太多負面經驗的中產階級家庭,自己能力剛好可以滿足社會的期待。「身為一個從小很不叛逆,別人眼中就是在軌道上長大的一個孩子。」蔡伯鑫自嘲地聳了聳肩。
蔡伯鑫說自己平凡,但是在一般人眼中其實是一路第一志願建中、台大醫學系的「人生勝利組」,青少年階段蔡伯鑫思考著:「我能做到別人的期待,但自己想要什麼呢?」他才突然發現,這一路上似乎很少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填志願時其實留了一個心眼,我天生色弱,我知道台大醫學系不收色弱的學生,所以故意填上去(等著被刷掉),沒想到後來台大修改了色弱的限制,我就上了。」這是蔡伯鑫的叛逆,但沒想到還是走到主流。台大醫學系是許多學子夢寐以求的第一志願,當蔡伯鑫坐上這個位置時,仍然在尋找內心的渴望。直到要選擇次專科的那一年,他遇到了日間病房的「張朋城」。
「遇到這個『謎一般的』拒學生,大家都想知道他為什麼拒學?為什麼回不到了學校?被卡住、還沒辦法繼續前進的狀態,讓我有些共鳴,也因此我非常受到個案的吸引。」
蔡伯鑫所選的專業「精神科醫師」,被父親評價為「醫學系中的哲學系。」蔡伯鑫其實心中也同意,「我對人性始終好奇,選擇兒童少年(精神科)領域的專業,也是覺得會在他們身上看到希望。」帶著這份共鳴的震動,蔡伯鑫走進了「張朋城」的心門。
生命經驗的共鳴 看見拒學生冰山下的創傷
「經過相處才知道,原來『張朋城』成長過程遭遇了很多事情,或許這些經驗埋下了種子,就像是一點一點累積看似微不足道的創傷,但很多時候,他們也說不出自己拒學的原因。」當時蔡伯鑫因為是受訓的身分,因此只陪伴了「張朋城」一年,但是他看到了孩子深層的創傷之下,仍然想要往前走的意志。
一個成績優異的精神科醫師,為什麼會跟拒學生「張朋城」有生命經驗的共鳴?
蔡伯鑫認為,對未來的迷惘、追尋生命意義等,這些是每個人都可能遇到的歷程,「我只是夠幸運夠會讀書,可以到達讓大家看起來OK的位置。如果不是夠幸運或是能讀書的孩子呢?他們要怎麼長大呢?我從他們的故事裡總是學到更多。」
蔡伯鑫坦言,身為臨床工作者,其實知道這些願意來掛號、現身在諮商室、還會接輔導老師電話的拒學生,「至少他們願意走出來求助,我知道還有很多完全關在家裡,或者表現上看起來還好,但心裡已經快崩潰的拒學生。」因為深入陪伴拒學生的經驗,蔡伯鑫看見拒學生內心的困頓與意志,「卡住了要前進,真的好難好難,但這些痛苦和壓抑之下,他們還是能在幫助下,一點一點的,在人生路上前進,這真的很了不起。」
坐在診間的蔡伯鑫只能被動地等待拒學孩子上門求助,他期待《空橋上的少年》能跨越空間的限制,安頓那些不願或不能來診間的拒學生,「讓他們知道自己絕對不是孤獨的,如果需要求助,很多人都在這裡。」對蔡伯鑫來說,這本書是對所有拒學家庭的陪伴、鼓舞、安慰和召喚。
給拒學家庭的三個暖心建議
最後,蔡伯鑫也給拒學家庭的三個暖心建議,即使狀況很卡、現實很難,如果拒學生和家長還有一點力氣可以行動的話,希望他們能一點一點地往前進。
一、用「還好嗎?」取代「為什麼?」
我們會對孩子問「為什麼?」通常不自覺帶有想要找到原因、推進解決方法的目的,而這個目的也許會對孩子造成壓力,在日常聊天時不妨改用「還好嗎?」來開啟對話,讓親子的溝通氣氛更像聊天,也讓孩子感受到被關懷。
二、維持作息、跟孩子一起規律做點小活動
白天活動、晚上睡覺,除了能增加孩子跟外界的接觸機會,規律生活也能幫孩子建立時間感。規律性會帶來安定感,小活動不管是一起打一小時電動、出去散步、一起到巷口買一樣零食等,行動能讓人帶來「我能我可以」的價值感。
三、積極求助,你不會是一個人
家長幾乎都撐得很累,儘量尋求任何協助,除了輔導、諮商、身心科,有個可以讓家長吐苦水的聽眾也好,不要全部自己扛。
作者簡介|蔡伯鑫醫師
1981年生,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現為基隆長庚兒童青少年精神科醫師。著有《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空橋上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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