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憲後首例　死刑「改判」無期徒刑　台灣邁向實質廢死的配套措施

隨著大法官釋憲後，台灣逐漸走向實質廢除死刑的道路。然而，這一議題在社會中仍具高度爭議。面對廢除死刑可能帶來的司法與社會挑戰，如何借鏡他國經驗並完善配套措施，成為當前討論的核心。

羈押環境與刑求議題：現狀與人道反思

台灣的羈押環境長期以來備受批評，有如「刑求的變相工具」。過去，有企業高管反映，看守所環境惡劣，甚至讓人誤以為有意透過不人道條件逼迫嫌疑人認罪。然而，羈押並非刑求，其合法性不容置疑，但如何改善讓其環境更具有人道精神值得探討。因為羈押應是司法程序中的保障措施，而非懲罰手段。

同時，羈押期間嫌犯的基本人權與人道待遇，應成為司法改革的一部分。台灣社會普遍存在「被羈押者必有罪」的偏見，但事實上，羈押僅是確保審判程序進行的手段。如何在人道基礎上設計更合理的羈押環境，是廢除死刑後司法配套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死刑存廢的核心爭議：社會共識與法治難題

死刑存廢的爭論，時常因極端案例而升溫。例如，最近這幾天引起輿論關注的一起縱火案造成8人死亡，犯案者與這8人有親屬關係，一審犯案者被判決死刑，但二審改判無期徒刑。此類結果會讓民眾疑惑，甚至對司法信任度產生動搖。目前法律規定三審一致判死刑才能執行，此高標準也讓部分民眾認為正義難以伸張。

日本的經驗提供了另一視角，日本雖無明文死刑條款，但透過社會共識與司法默契，針對「極為可惡、泯滅人性」的案件，例如殺害至親、無差別殺人、恐怖主義行為等，仍有可能判處死刑。這種模式避免了死刑的濫用，同時維繫了社會的公平感。然而，若台灣類似縱火案中殺害多人仍未判死刑，將可能引發更多關於死刑適用範圍的討論。

台灣目前的法官制度，將壓力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導致判決可能因個人信仰或立場而有所偏差。若有法官因宗教信仰或理念反對死刑，可能影響整體判決的公平性。這不僅增加了社會對司法的疑慮，也讓法官成為潛在威脅或收買的對象。

終身監禁與人道懲罰：廢除死刑的替代方案

有學者認為，廢除死刑的關鍵，在於是否能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終身監禁被視為可行選項，但須搭配強制勞動或其他懲罰措施，確保懲罰效果能夠取代死刑。一些學者與民間團體提出，對罪大惡極者可採取「人間地獄式」的終身隔離生活，例如送往隔離地區勞動與服刑，讓其面對長期的悔罪與社會服務。

這種制度在倫理與實際操作上，或許能減少支持死刑與反對死刑陣營之間的對立，為社會提供一種兼顧懲罰與人道的折衷方案。然而，實施這類替代方案需要立法層面的配套，確保法律明確且具有操作性。

法律修訂與配套設計：明確標準與共識整合

目前的大法官釋憲制度，為死刑議題提供了新的討論空間，但現行法律條文的模糊性與操作上的高標準，使得許多案件無法執行死刑。未來，立法院其實可以考慮修訂相關法律條文，例如針對「極端惡性案件」設計不需全體法官一致同意即可執行死刑的條件，以提高司法效率，同時避免社會疑慮。

此外，立法者應更多參考國際經驗，結合台灣的社會現實，訂立更清晰的死刑適用標準。針對特定情況設計明確的裁量範圍，不僅能減輕司法機構的壓力，也能更好地滿足社會對司法公正的期待。

從政策爭議到理性討論：政治人物的責任

死刑存廢並非單純的道德或法律問題，而是一個需要理性討論與共識整合的社會課題。然而，當前的政治環境中，許多政治人物熱衷於爭吵與選邊站，缺乏對政策的深入討論與長遠思考。這種現象阻礙了死刑議題的有效解決，也讓社會錯失了深化公共政策的機會。

制度改革與社會共識缺一不可

死刑存廢的爭議並非非黑即白，而是需要透過配套措施與社會共識的結合，達成更符合人道與正義的法律制度。無論是改善羈押環境、引入終身監禁替代方案，還是修訂法律條文，都是邁向實質廢死的重要步驟。

最終，如何讓台灣在死刑存廢議題上走出自己的路，避免僅是簡單模仿他國經驗，將是未來改革的關鍵。唯有透過政策設計與理性討論，才能讓台灣的司法體系真正實現公平與正義。

延伸閱讀

• 大股東、董事捍衛自家股價　15家上市櫃大股東11月敲進自家股千張以上　
• 下一場疫情來臨前：台大研究揭示「教室通風」對新冠防疫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