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你用什麼標準來看，李靜宜可能都是台灣最暢銷、讀者群最廣泛的「譯者」之一。
她翻譯的《追風箏的孩子》（The Kite Runner），一共加印了四百多刷、將近一百萬冊；2020 年曾佔據暢銷文學書榜首的《正常人》（Normal People），也是出自她的譯手。
但若要論讀者數，她還有一項「作品」，恐怕才是幾乎每個台灣人都讀過的：她曾擔任台灣前總統李登輝的文膽；李登輝擔任總統期間，幾乎所有文告與談話，都曾經過她手。
比如 1995 年李登輝訪美期間，在康乃爾大學發表的，後來幾乎成為李登輝生前在台灣流傳最廣的名言——這篇講稿，就是李靜宜操刀撰寫的。
如果不說，大概很少有人猜得到，身材嬌小、笑容靦腆的李靜宜，曾經為台灣總統李登輝寫過無數講稿。不過身為總統文膽這種事情，當然不能隨便讓人知道，一直到李登輝卸任、李靜宜出版《》之後，才終於在書中揭露。
然而李靜宜並沒有因為總統文膽的身份而改變她的生活方式。在接下來三任總統任期中，她依然每天到總統府上班，白天埋首在公文堆裡，晚上則繼續執起譯筆，在書海之中筆耕，從 2004 年至 2017 年從總統府退休之前，一共翻譯了近 30 本書，產量未必遜於專業譯者。而退休之後的李靜宜，更開了一間出版社，一人兼起編輯、翻譯的角色，日子並不比在總統府時還要清閒。
李靜宜原本以為，幫李登輝擬稿的往事，大概只會埋在自己心底——直到李登輝於 2020 年七月傳出身體狀況惡化，李靜宜每天看著新聞，心緒跟著起伏不定，回憶也因為攪動而捲上心頭。深怕瑣碎記憶流逝的李靜宜，於是決定給自己一個禮拜的時間寫作，記錄自己與李登輝共事的片段與感想，最後趕在李登輝之前，出版了《漫長的告別》。
和李靜宜約訪，她的助理給了一個台北城南、位在河畔的地址，說可以直接到李靜宜退休後開的出版社拜訪。到了現場才知道，原來出版社就在一幢尋常的住宅大廈裡，「我家就住在樓上，每天上班、回家，就是坐電梯上下樓而已。」
這種安排，確實很適合她這樣的「工作狂」——事實上，二十多年前她和丈夫之所以把房子買在這裡，一部分原因就是距離總統府不遠，「我可以傍晚回來陪孩子吃飯，晚上再回總統府加班。」李靜宜笑著如此說道，語氣卻全無抱怨的意思。
永遠的「李總統」、身後的「李秘書」
就某個意義來說，李靜宜和李登輝一樣，都是 1990 年代台灣的縮影。
這種說法並不為過。於 1988 年因為蔣經國過世而繼任總統的李登輝，一直到 2000 年才卸任，任期貫穿了整個 1990 年代，也為不少八〇後的台灣人，鋪墊了兒時記憶的時代背景。
今日德國有個玩笑是，有些德國小孩從小大到只看過梅克爾當總理，於是以為總理是一個只能由女性擔任的職位。這個笑話，在台灣也有另一個版本：有些八〇後台灣人小時候曾經以為，總統是只能姓李的。
巧合的是，李靜宜的公職生涯，幾乎就是和李登輝的總統任期同步開啟的。
1988 年，李靜宜通過外交特考，開始進入外交部的發言人辦公室工作；當時台灣剛剛，新聞媒體百花齊放、有幾十家報社，而她一開始在外交部的工作，就是負責新聞聯繫，「那時每天看記者在走廊上來來去去，都能感覺到無限的可能性。」
現在回看，李靜宜的公職初體驗，確實充滿了 1990 年代初台灣熱錢湧動、樂觀向好的社會氣氛。
「現在很難想像，但當年的台灣人，每天都會有種又獲得多一分自由的感覺，彷彿枷鎖正在一個一個解開。」
出身雲林虎尾的李靜宜，就連講起國語，也都是 1990 年代的口音——那是本省人受過「正音國語教育」後的腔調，聲線悅耳、音頻柔和，但某些捲舌音的咬字卻又格外標準，帶著矯正後才有的清晰感，就像李安《飲食男女》裡朱家大姊講的國語那樣。
然而李靜宜並沒有在外交部停留太久。同樣是 1988 年，原本在史瓦濟蘭（Swaziland， 2018 年改國名為史瓦帝尼，Eswatini）擔任大使的邱進益受召回國，進入總統府擔任副秘書長。「邱進益畢竟是出身外交體系的嘛，可能覺得外交部的人比較耐操（台語詞彙，意指很能吃苦），所以就開始從外交部找人，想借調去總統府。」
當時正準備受外交部派送出國進修的李靜宜，連簽證、護照都辦好了，卻在聽到總統府的徵人消息之後，決定去面試看看。「其實也沒什麼原因，每天在外交部上班都看得到總統府，但還是好奇在裡面工作的感覺，所以就想試試看。」
因為這種理由而自願轉調總統府，在當時許多人看來都是難以理解的——李靜宜在總統府人事室報到時，承辦職員還不解地問她，「你為什麼要來總統府，薪水比較少你知道嗎？」李靜宜這才知道，原來總統府的薪水比外交部少了四分之一。
於是一隻好奇的小白兔，就這樣闖入了台灣政壇的權力中樞，一待就是近三十年。
「如果是元旦，講話內容就必須激勵大家往哪個方向努力，語氣要很陽光；如果是除夕，則要很溫馨。」
90年代：世界向台灣敞開大門
雖然李靜宜自己說，調任總統府沒什麼特殊的理由，但如果換個尺度來看，這件事情背後更大的驅動力，其實就是當時正在迅速轉變的世界局勢與兩岸動態。
「之所以要讓外交人員進入總統府，就是因為李登輝想要推動、引入新作法，因此需要有外交底子、英文能力不錯的人。」
李靜宜回憶道，她 1989 年底進入總統府時，台灣的景氣正好、共產陣營也頹勢盡現，而中國大陸又剛發生六四事件，國際局勢彷彿突然就在台灣人面前敞開了大門。「你會覺得那個環境是新的，而台灣在那個世界秩序裡面，是可能會有一席之地的。」
在這個背景之下，李登輝上任後做了很多突破，不只親自出訪與中國大陸維持邦交的國家，也開始在大量無邦交的國家增設代表處。這種新的路線，除了打破台灣過往「漢賊不兩立」的外交心態之外，也反映了李登輝不再堅持中華民國是「正統中國」的唯一代表，並開始默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
此外，李登輝也開創出很多「非典型」的出訪行程，比如 1994 年以「度假」名義出訪菲律賓、印尼、泰國，接著又在前往哥斯大黎加和南非的途中，以「過境」名義在美國停留——所謂的「度假外交」、「過境外交」，就是這麼來的。
然而因為「務實外交」而進到總統府的李靜宜，最後為何會成為總統的文膽呢？這個問題，就連李靜宜至今也不得其解，只能解釋是自己近水樓台。
「我當年在總統辦公室工作，所有的公文、講稿本來就會經過我的辦公室。」對文字敏感講究的她，為了讓講稿更貼近李登輝的語氣，開始順手潤飾起轉呈的文稿，於是久而久之，擬稿、改稿就成了她的工作。
「其實我也不是天生就會寫講稿、文告的人，但看多了就會慢慢找到邏輯。」二十多年下來，李靜宜也摸索出了些心得。
比方說，擬稿前她首先會釐清講話的場合和性質，「如果是元旦，講話內容就必須激勵大家往哪個方向努力，語氣要很陽光；如果是除夕，則要很溫馨。」其次則要確認，總統有沒有重大的政策或訊息，需要藉由某個場合宣布，不論直白或隱晦，李靜宜都得想辦法將訊息包裝在演講稿裡。
但李靜宜認為最重要的，還是必須適應總統講話的口氣——為此，她甚至還會在稿子上，幫李登輝標出換氣的時間點。「我們當然可以把稿寫得很好，但如果那不是他的口氣，演說就會像在唸稿子，但我們又不能讓大家這麼覺得，所以幫不同總統擬稿時，我的寫法其實都不太一樣。」
這些要點，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很困難——尤其是最後一點，如果不是真的長期貼近總統，其實並不容易做到。再說，李登輝往往只會提供一、兩個他想表達的重點，剩下的講稿內容，則必須由李靜宜自己建構，如果總統對擬稿、改稿的人不夠信任，那麼李靜宜也很容易做白工。
被視為李登輝心腹、曾任總統府秘書長的蘇志誠，在《漫長的告別》的新書發表會上，就這樣挖苦過「其他總統」。
蘇志誠說，有次某個總統找李靜宜改稿，她盡責地改完之後，還附上一個簽條，說明自己改稿的原因，然而稿子上呈之後就沒了下文。幾天過後，總統演講的內容，依然是李靜宜改稿之前的版本。
「所以說總統有兩種：一種能信任部屬，一種堅持己見、剛愎自用。哪種好？我不知道，因為我只追隨過一位總統，但你們可以問問李靜宜，她經歷過四位總統，應該是能比較高下的。」蘇志誠當時語帶玄機地如此說道。
被問到這件事時，李靜宜又靦腆笑了。「其實我只有在李登輝任期間，做過專職擬稿、改稿的工作；後來有些總統希望我寫稿，我都會婉拒，偶爾真有需要時才會去幫忙，但我不是專責的人，而且後面幾屆總統的講稿、文告，也都有一個團隊在負責。」
李靜宜總覺得，總統說話必須要有高度，不該講枝微末節的事情，「太多細節一來很容易被挑毛病，二來又太瑣碎，容易讓人分心、感覺不出力量。」
但究竟哪個總統好、哪個不好呢？如果你直接這樣問李靜宜，她自然是不會明說的。
兩岸風雲中的「國家級」翻譯
還有些幽微的差異，李靜宜說，或許是做翻譯的人才能懂的。
有一次，李登輝要在「國家統一委員會」致詞，因為涉及兩岸政策定位，事前必須由多個部會和幕僚召開會議，共同協商致詞內容。「後來各個部會東一句、西一句，寫出了一篇拼裝文稿，李登輝看了並不滿意，於是便交代我全文重寫。」
國家統一委員會
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經歷本土化、民主化過程中，為了處理與原有憲政體制扞格問題，特別成立的政府機構。於1990年10月7日，由時任總統李登輝宣布成立。其法源依據是《國家統一委員會設置要點》，非法定機關，為隸屬中華民國總統府的任務編組單位，設置的目的在「主導臺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發展，依據民主、自由、均富原則，力促中國統一。」國統會成立後共舉行十四次會議，最後一次會議於在1999年4月8日舉行，關於「國家統一」相關字樣已經不見，取而代之是「縮小雙方發展差距，促成兩岸融合」與「促進雙方關係正常化」。台灣政黨輪替、進入陳水扁政府時代後，國統會預算逐年縮減，2006年2月28日正式終止運作。
然而撰稿會議成員收到李靜宜重寫的講稿之後，卻將講稿最末的一個動詞，由主動語態改成了被動語態。李靜宜得知之後，堅決不願妥協，「主動語態才能給人雄心壯志的印象；改成被動語態，只會讓語氣在最後變得疲弱，嚴重影響演講的氣勢。」
李登輝後來曾和李靜宜說，「我心裡想什麼，你是最清楚的。」
多年之後，曾有不知道李靜宜就是總統文膽的朋友和她說，以前幫總統寫稿的人，句法比較有邏輯；李靜宜認為，這或許就是她長年翻譯、在中英文語境之間來回穿梭的意外好處，能留意到中文有時不太嚴謹的句法結構。
「很多人說中文沒有『文法』，但如果做過翻譯就會知道，一些稍微細微的更動，也能帶來幽微的變化。比如很多時候你還是需要一個動詞，語氣的強跟弱，也是體現在這個地方。但也就是因為中文沒有非常明確的文法規則，所以要說服別人接受自己的寫法，反而並不容易。」
話說回來，幫總統寫稿，有時也的確就跟翻譯沒什麼兩樣，都是在資訊不對稱的情況之下，試圖重建講者／原作者的旨意，幫助語言兩端的人彼此溝通。
由於李登輝的教育背景非常複雜，說話會夾雜國、台、日、英語，所以很多人總認為他講話是跳躍式的、很難聽懂，因此李靜宜必須用大部分人能理解的方式，再幫他重述一遍。
「有人會覺得，李登輝講話時經常前後兩句沒有關係，但那其實是因為他中間省略了些東西，所以我就必須想辦法把中間那段補起來，但這些都需要和他長期互動，才能做得到。」
還有一次，李登輝要李靜宜以他的名義，寫一篇司馬遼太郎逝世三週年的紀念文，讓她傷透了腦筋。
為了以李登輝的視角悼念司馬遼太郎，李靜宜於是找出了李登輝 1993 年和司馬遼太郎見面前後閱讀的書籍和談話記錄，試圖重建李登輝和司馬遼太郎互動的「上下文」，最後寫出來的結果，讓李登輝大為激賞。為此，李登輝後來曾和李靜宜說，「我心裡想什麼，你是最清楚的。」
仔細想想，這種回溯「上下文」的轉譯，跟書籍翻譯也有幾分相似——有時作者的原文太過刁鑽，無論如何就是看不懂，譯者也是只能搜尋原作者的經歷、引用的書籍，如此反覆推敲，才能逼近原意。
還有一種轉譯的意境，則是像她這樣「歷經四代總統」的事務官，才能體會到的。
「每次政權交替，就會有批新的政務官上任，他們總會需要熟悉環境的人，當他們和基層官僚的溝通橋樑。」而這種橋樑般的轉譯工作，就會落到李靜宜這樣的人身上。「其實我早在 2016 年就能退休了，之所以拖了一年，就是因為府方希望我能留下來幫助新上任的政務官熟悉環境。」
對李靜宜來說，「轉譯」和「擬稿」之間的關係和影響，很多時候也是雙向的——在讀者的心目中，李靜宜的翻譯作品一向以「口語化、很好讀」為名，或許就和她長年為總統寫講稿有些關係。
「我總覺得，書就是要拿來讀的，不流暢、不通順是不行的。我不喜歡讓文字讀起來不通順，或是要讀個兩三遍，才能知道在說什麼，但翻譯書經常就會有這種問題、容易有翻譯腔，所以我總會想辦法重組句子，從頭思考一句話如果是用中文寫的話，我會怎麼寫它，而不是單純把英文語句翻成中文而已。」
然而翻譯終究是翻譯，不能逾越譯者身份、替原作者代言——就和為總統擬稿一樣，李靜宜終究不是總統。「譯者只能盡可能地接近原作者的文風，不能距離原本的意旨和風格太遠，也不能只想著要滿足自己的創作欲。」
第二人生：真正的翻譯
這種對文字近乎潔癖般的嚴謹要求，也是李靜宜在退休之後決定開出版社的原因之一。熱愛「社會寫實派」偵探小說的她，一直都是約翰・哈威（John Harvey）的粉絲。
「在約翰・哈威的小說裡，主角都是同一人，所以我很希望系列譯本裡的主角，都能維持同一個講話的口氣。然而一般出版社總有其他考量，很難每本都找同個譯者來翻譯，但換了譯者，主角的語氣又會出現變化。」
於是乎，希望讓約翰・哈威的主角能在系列中保持同個語氣，又希望「做自己想做的書」的李靜宜，還沒等到正式退休，就先請丈夫登記創立了間出版社。現在的她，工作節奏幾乎和退休前沒有不同——白天處理編務，晚上專心譯稿。
這並不是李靜宜第一次在出版社工作。「當年唸研究所時，碩士論文寫著寫著，突然有點懷疑自己到底可以幹嘛，於是就先去找了份工作。」在剛解嚴的台灣，出版業是最蓬勃的產業之一，很多出版社幾乎是每一、兩個星期就會招募新人，人手永遠不夠；李靜宜當時看到牛頓雜誌出版社在招編輯，於是便去應徵。
「面試時總編輯告訴我，我的英文很好，但他不知道要讓一個學外交的人進去做什麼。」哭笑不得的李靜宜，於是和他說，不如就乾脆錄用自己、 看看到底能幹嘛，沒想到總編還真的被說服了。
說到這裡，李靜宜露出了苦笑。三十年前剛解嚴時，出版社還缺人缺到先錄取再說；現在輪到自己退休、能夠開出版社了，出版卻成了這麼難賺錢的行業。
當年進入牛頓出版社之後，出版社把其他編輯不想做的工作，都丟給了她，而她接下的第一個工作，就是做哲學辭典。「一接下這個工作，我就知道為什麼沒人想做。我把書稿的原文發出去找人翻譯，沒想到因為實在太難，根本找不到譯者願意接案，但我每個月還是得交代進度，於是只好開始自己翻譯。」
於是李靜宜就這樣誤打誤撞地，開啟了自己的翻譯人生。後來她又陸續接下了科學辭典、偉人傳記漫畫書的編輯工作，愈做愈開心，就連自己考上了外交人員，都還在猶豫是否要保留錄取資格，先在出版社做完一年，再去外交部上班。
有趣的是，明明在總統府做了快三十年的公務員，但李靜宜卻一直說自己不喜歡當公務員，「其實我是非常害怕一成不變的工作的。」當年之所以成為外交官，只是因為聯考分數剛好落到了政大外交系，然後順理成章地又唸了個外交碩士、報名了外交特考。雖然她語氣輕鬆，但在當年保守的氣氛下，女性在外交部裡十分少見，李靜宜報考那年，只開放了兩個女性名額。
「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種限制女性名額的作法有點不可思議，但當時很多長官對於使喚女同事有所顧忌，他們怕你體力不好、又有安全顧慮。如果我繼續留在外交部，不一定真能做到退休。」
那個時代的保守氣氛，也可以從蘇志誠在新書發表會上講的小故事看出。李登輝得知幫自己擬稿的人就是李靜宜之後，也感到非常詫異，還告誡蘇志誠不能和別人說——在那個時代裡，一個三十歲不到、剛進總統府的公務員，能替國家元首寫稿，政治界大概是不能接受的；如果公開了，李靜宜可能就沒法繼續做了。這與今日流行的總統幕僚年輕化、請網紅宣導政令的氣氛，大不相同。
「所有上呈總統的公文，都會經過我手裡，但出了辦公室，就什麼都不能說。再說，這種工作如果曝光了，難免就會遇到別人請託，但我們又必須避嫌，所以我都覺得這份工作做久了會沒朋友。」
於是雖然親戚、朋友都知道她在總統府工作，卻都不知道她的工作內容。
在還沒有手機的那個年代裡，有次李靜宜的弟弟在她家借住，和朋友正講著電話，卻突然聽到一個聲音插播進來，說有個重要電話要進來，要他把電話掛掉，原來是因為李登輝有事急著找李靜宜，一直打不進來，所以就叫電信局把電話插播了進來。
「但那個年代就是這樣，不會把公私領域劃得太清楚，做這份工作就是覺得我們二十四小時都在待機，老闆隨時打電話來找你都是正常的。我爸媽公婆都不知道我在幹麻，只覺得奇怪，沒看過公務員這麼忙的，直到《漫長的告別》出版之後才恍然大悟。」
現在的她，覺得自己像繞了一圈，在總統身邊經歷了一段奇妙的旅程之後，才發現自己始終都在努力做好「翻譯」這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