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性侵案走進司法訴訟（上）：當單方指控成為唯一證據，如何不陷入「完美被害人」迷思？
自今年5月開始，從一位政治工作者引用熱門台劇《人選之人》的一句「我們不要就這樣算了」台詞開始，政治、藝文、教育、演藝圈等領域，陸續有受害者公開揭露自己的遭受性騷擾經歷，台灣的Metoo運動就此延燒。除了職場和校園中的言語或肢體騷擾，也有越來越多受害者揭露遭猥褻、強暴等性侵害經驗，引起廣大共鳴。
在法律定義上，性騷擾是對違法他人意願他人，實施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行為，常見如襲胸、親吻、摸身體、開黃腔等，性騷擾雖造成他人心理或生理上不快，覺得被冒犯，但侵害程度較小，處罰程度相對輕。性侵害則是在未經本人同意、也不是兩情相悅的情況下，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藥物控制或其他違反個人意願的方式發生性行為，因為對身體自主權嚴重侵害，刑度重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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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害一旦發生，學校、社工或醫院必須通報，檢警須主動介入調查，當案件走進司法訴訟程序，受害者必須站出來公開指控對方，同時揭露自己受到侵害的事實和過程，並接受調查檢視、在法庭上與對方對質、攻防等，台灣每年約有近5000件的防害性自主案通報，起訴案件約為1/3，法院審理後，定罪約為3成。過程中，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及社工扮演什麼的角色？他們怎麼在幫助被害人的同時也權衡被告的權益和案件偵辦的完整？
性侵通常發生在熟人間、私密住所，導致蒐證困難
據統計，非職場或校園的性騷擾，加害人為「陌生人」占70.3%；然而性侵害有六成都是認識的人所為，親密關係佔了約三成，發生地點有超過一半都在家中。
律師楊仲廷指出，民事訴訟通常有契約可依循，當事人會先想到解約或違約的後果，盡量留下證據。例如開車的人裝行車記錄器，因為交通事故是「可預期的」，會有保持警戒、隨時蒐證的心理準備。然而一般人不會預期自己被伴侶、朋友、家人侵害，也不太可能住所隨時蒐證。兩者思維完全不同。因此性侵害在提告、偵辦調查到定罪，蒐證成為案件的關鍵。
過半案件不起訴，定罪率仍略低於一般案件
2019年到2023年5月，約4年半期間，通報的性侵案有2萬1000件，起訴7765件，不起訴10729件，起訴率約在三分之一。進入法院審理後，有6572件被定罪科刑，定罪率8成8。相較於刑事犯罪的整體定罪率高達9成6，妨害性自主罪比起其他犯罪更容易「逆轉」無罪，關鍵就在證據。
刑事犯罪多以毒品、公共危險罪為大宗，毒品可透過毛髮或尿液檢驗，酒駕透過酒測、行車記錄器和路面監視器等「直接證據」，檢察官掌握這些證據起訴，被告很難否認，定罪率當然高，但經常發生在「密室」且沒有目擊證人的防害性自主罪，是缺乏直接證據的。
有不少審理經驗的台灣高等法院法官汪怡君說，性侵案被告約七成都採「無罪抗辯」，也就是被調查起訴後，到法庭上仍不認罪，這也是讓定罪不容易的原因之一。
一名偵辦過多起性侵案的檢察官A指出，他們會盡力調查、確保證據完整性、可信度才起訴，這點和其他刑事案件沒有不同，但要說服法官在相對單薄且不直接的證據中形成心證，打擊被告抗辯的可信度，並不容易。性侵案容易在審理過程中反覆，因被害人、證人的說詞都可能改變，他就曾經手一案原本一、二審都判有罪，到了三審證人翻供，無法取得法官信任，改判無罪。
曾在性侵專庭多年、現職司法院刑事廳調辦事的文家倩法官說，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法官要到「毫無合理懷疑的確信」被告有罪才能判有罪，假如只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被告就可能無罪。然而在性侵案件中假如要把所有證據門檻拉到這麼高，通常很容易就判無罪，因為乏直接證據，其他補強證據很難達成「百分之百的確信」水準。
當唯一證據只有單方面指控，如何不落入「完美被害人」迷思？
當性侵案件進入司法訴訟，須檢視三個要素：
- 性行為有無發生：如果性行為或猥褻行為都沒發生，可能會改為性騷擾防治法的訴訟。
- 違反個人意願：在性行為發生的當下，有一方不想要。訴訟中通常在此階段的攻防辯論最激烈。
- 被告是否知道對方不願發生性行為：《刑法》一般來說只懲罰明知故犯者，「知道」對方不願卻還是強迫才成立犯罪。
由於蒐證的侷限，性侵案證據幾乎只有被害人的說詞，也就是「被害人單一指述」。律師楊仲廷表示，除非被告自白，否則「單一證據」是性侵案常態，不管是檢察官或法官都必須檢視其他證據來決定是否採信單一指述。
客觀證據如驗傷報告，證明被害人因受性侵導致處女膜、肛門撕裂傷，或身上有掙扎扭打留下的痕跡。不過律師和檢察官都直言，實務上除非遭陌生人性侵，很少有人在熟人性侵時發生肢體衝突，常見的反應是驚訝、猶豫、不知所措、消極迴避等。這樣的物理證據「可遇不可求」。且被害人通常不會第一時間驗傷，而是隔一陣子才去醫院，舊傷痕如何被認定是性侵造成也是問題。
楊仲廷說，雖然有點嚴苛，但建議遇到性侵害立刻報警、去醫院，因極可能會留有毛髮、唾液、體液等各種證據。但當事人通常第一反應是回家洗澡，過了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月才說出來。許多家內性侵案更要等到被害人成年離家、脫離加害人，才有辦法調查。檢察官A直言，這種事隔多年的案件不僅幾乎找不到直接證據，連被害人、證人記憶都已模糊，辦起來更困難。
司法上常見的蒐證方法，包括檢視被害人的「事後反應」。被害人是否離開現場、迴避加害人、和加害人的互動和對話、向其他人求助或描述自己遭到侵害、在網路留下心情紀錄、工作上學是否受影響、情緒起伏反應，甚至被醫學鑑定證明出現創傷症候群。這些在偵辦中會發揮很重要作用。
汪怡君說明，除了被害人說法，法官審理時會看很多周圍的蛛絲馬跡，他曾遇過幾個案例，有的被害人在路上看到打扮和加害人相似的人會緊張害怕，有被害人看到類似當年受害場景會痛哭，這些心理創傷反應可能是案發很久後，在社工或心理師的紀錄中才出現，不一定會在案發後筆錄就有，但都可用來拼湊真相。
不過楊仲庭也強調，即使有醫生的驗傷報告或是創傷症候群診斷，被告的辯護人或法官也會質疑這是完全採信被害人的單一說法，是「被害人的故事版本」，所以不能因為有醫療人員背書就認為被害人「完全可信」。
法官文家倩則提到，期待「完美被害人」是常見迷思，好像要有固定反應才是被害人，造成被害人受檢討，形成二度傷害，這也是近年司法不斷檢討調整的。每個人成長背景、個性、性觀念不同，審判依賴經驗法則，但法官的經驗不一定是被害人的經驗，如果被害人恢復佳，很快走出來，也沒有創傷症候群，應該為此感到慶幸。然而如果造成「可能不是真的被性侵」的印象，好像反而是在懲罰被害人。
勵馨基金會的社工督導張妙如也說，有時檢察官解讀證據會有迷思，例如有個常見的是「明明受過高等教育，當下卻沒有反抗或脫身？反應不合常理」。張妙如反問「什麼是常理？」在metoo運動後，更應該擴大「常理的範圍」，被害人不是每次都只會哭或逃，每個人面對危機要怎樣反應才能順利活下來，有人可直接和對方衝突，有人凍結，有人順從。張妙如表示，過去會看到有些不起訴書，除了針對證據不足，還會攻擊檢討被害人，所幸在不斷努力下，司法人員接受很多教育訓練，目前已有進步。
不過檢察官A直言，這是兩難，辦案不可能只靠一個人講的話就起訴或判有罪；被告說他有取得對方同意，被害人說沒有，不可能直接選擇相信一個人的說法，還是要旁徵許多證據來佐證，每個證據都必須經的起檢視和考驗，所以即使有些問題讓被害人不舒服，他們發現不合理處還是必須追問，這些細節對於起訴和定罪都非常重要。
除了被害的反應，案發經過的合理性也是攻防重點。楊仲庭就曾接手過一強制猥褻案，當時行為人主張自己在向睡夢中的被害人「求歡」因此撫摸身體，對方醒來後拒絕，行為人也沒繼續。兩人話紀錄看起來就像一對感情好的情侶，事發地點在被害人的家中，律師就主張行為人是受邀才前往，且被害人還陪同搭車，主動開門，這些證據累積成一個「故事版本」，傳遞的是「真的有強制性嗎？」。
另被告說法在案發前後的「一致性」也會是關鍵，從筆錄到檢察官偵詢、法庭上的說法，是否變來變去？文家倩說，有時過太久很難記得細節，但審理時會注意的是，基本事實是否一致，如兩個人當天在哪裡見面、性侵行為如何開始和結束，至於細節有出入不會影響法官的心證太多。
如何證明「非合意性行為」：從違背意願到積極同意還有段距離？
在性侵案的訴訟中，「合意」是最難證明的，通常會成為案件爭點。
在妨害性自主罪當中，要求證明「強制性」。原本要件是「抗拒」，後修法改為「違反意願」已有所進展。在metoo運動出現後，許多性平團體希望能走得更遠，除了「no mesns no」還要「only yes means yes」，即「積極同意」的概念。
文家倩說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刑事判決就是引用這概念，不是要被害人自己證明有講no，而是要被告證明說對方有講yes，這是舉證責任的轉換。刑法的要件是「違反意願」，但違反意願很難證明，是要說出來，還是推拒、閃躲也算？常常變成被害人要一直舉證自己有說no、被告也有聽到。訴訟重心都在被害人身上：「你到底有沒有說no？」
這個關鍵判決的意義是不再只看被害人有沒有說no，就算他沒說no，只要沒說yes，就可能是性侵。變成被告要證明yes的存在，對被害人保障更周延。文家倩表示，他支持這個判決的見解。但也有人認為要將法條中的「違反意願」解讀為積極同意仍有距離，所以還是要靠立委修法。目前性別團體推動的「積極同意性自主模式」修法草案，將增加「未得同意性交」、「過失未得同意性交」等罪。
汪怡君則認為，他可以理解婦女團體推動「積極同意」的概念，但是他在實務上辦理多年性侵案的經驗來看，除非是喝醉斷片的撿屍、乘機性侵，很少有真正的「意願完全空白、可有可無」的情境，沒有讓加害者可以辯稱「你沒說no，就是yes」的空間。
汪怡君認為「身體是誠實的」，兩個人在猶豫要不要發生性行為時，身體觸碰的當下一定會有反應，這時yes或no通常就很明顯。他幾乎沒有看過說yes但其實是no的，假如心裡傾向接受也沒覺得不舒服，不會表現出no；假如不想要，就算沒說出口，也會有轉頭、轉身、推開、退後、退縮等動作和表情，是對方可看到也理解的。所以即使沒修法，目前法院處理判定的標準跟民間團體期待的「積極同意」也沒差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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