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會怎麼救恆大？台灣對DRAM公司、美國對雷曼的經驗顯示　這2點是關鍵

作者 : 林宏文

圖片 : 達志

根據彭博的報導，中國政府日前出手，由瀋陽政府以100億元人民幣收購恆大集團所持盛京銀行的二成股權，並要求這些款項需用作償還恆大對該行的債務，以防止恆大風險繼續蔓延。

不過，這個動作同樣也惠及這家已陷入困境的地區性銀行投資者，其中包括恆大創始人許家印諸多一起打撲克的牌友。

這些牌友中不乏知名人士，例如身家達235億美元的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富，他也是香港已故億萬富豪鄭裕彤的長子，另外還有香港上市公司中渝置地創始人張松橋、被稱作香港「殼王」的孫粗洪、香港最大豆奶王朝富豪後裔的羅琪茵，還有華人置業的劉鑾雄及其家族等。

對恆大的鉅額債務來說，這100億元人民幣不過是「杯水車薪」，接下來恆大這個未爆彈還有得爆，更不用說除了恆大這個燙手山芋外，中國大陸遍地都是房地產泡沬，從融創中國、花樣年、富力地產、SOHO中國、華夏幸福、綠地集團等，一大堆資不抵債的集團該如何救，這是中國政府目前很頭痛的問題。

大企業出事，政府該不該救？該如何救？這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議題。

從自由競爭的原則來看，企業出事，原本政府沒有出手相救的道理，否則企業快垮了都等著來救，無異鼓勵大家把爛攤子丟給政府。但是，真實世界一向不是如此，有些企業影響範圍太大，甚至衝擊社會秩序，或引發資本市場骨牌反應，因此每次有「大到不能倒」的企業出事，每個國家幾乎都會出手相救。

至於要如何救？要救誰？考量因素應該是先看影響程度有多大，如果不救會有什麼後果；此外也要思考，這家企業到底有多重要，值不值得救，救了會產生什麼效益及後果等問題。

過去台灣曾多次面臨重大企業或產業風暴，從金融業的銀行、保險公司，到電信業的WiMAX 廠商，以及電子業的DRAM及面板等，都出現過重大虧損與資不抵債等問題，最後政府處理的作法也都不盡相同。

在銀行及保險業部分，例如被力霸集團掏空的中華銀行，是由金管會下令金融重建基金接管，另外虧損嚴重的國華人壽，也在金管會委託保險安定基金擔任接管人，這兩個大案子分別都耗掉國庫近500億元，且政府接管時都全力保障存戶及保險戶權益，並盡力維持員工工作權等。

台灣放棄WiMAX和DRAM　避免浪費資源

拿人民血汗錢去「拯救」被掏空的銀行及壽險公司，當然引起很大爭議，因為這會嚴重破壞市場自由競爭及優勝劣敗的機制，但過去政府一直堅持金融穩定的底線，絕對不允許有金融秩序引起社會動盪的情況發生。對於存款及保險的每一塊錢都受到100%保障，對民眾來說很正面，但對於金融產業長期的發展來說，就不見得是好事。

另外在WiMAX產業部分，一度被視為4G電信新規格的WiMAX，台灣包括政府及民間總計投入675億元，但最後因全球主要電信營運商抵制，加上主導者英特爾決定放棄，因此近700億元全部成為泡沫。

當時六家民間WiMAX業者對政府沒有支持產業發展很有意見，但全世界WiMAX產業都沒有成功案例，政府沒救也是對的，否則恐怕賠更多錢。

至於賠掉數千億元的DRAM產業則是另一回事。嚴格來說，政府雖有要求銀行展延貸款，也鼓勵業者合組台灣記憶體(TMC)公司，但最後還是沒有談成，基本上政府是選擇放棄DRAM。

不救DRAM產業有很關鍵的原因，因為產業虧損已是無底洞，政府若要救，要投入的資源遠超出政府能力，更重要的是，DRAM產業淘汰賽太快，台灣企業幾乎都沒有關鍵技術，全是為人代工作嫁，而且許多台商倚賴的技術母廠也陸續退出，就算一時止血，但未來命運一定充滿變數。

至於面板產業當年的虧損一樣很巨大，但產業情況與DRAM稍有不同。由於台商面板廠擁有自家技術，但缺乏韓商擁有的下游品牌出海口，而且當時大陸面板業尚未崛起，台灣面板廠似乎還有機會一搏，在考量諸多因素下，友達、奇美（現在的群創）等都透過政府支持的銀行團債務協商，得以度過難關。

談完台灣政府對瀕危企業的救援方式，也可以來談談美國及中國的情況。

前面提到政府救企業的考量因素，其實都是從理性思考的角度來看，但實際上到底那個因素比較重要，還有最後誰會幸運地成為政府救援的對象，相信還是有很大的自由心證空間。

顯然，要看做決策的人想救哪些人，就像恆大旗下那麼多轉投資企業，為何選擇一票許家印牌友持有的盛京銀行，這個決策的重點到底放在那裡，很可能是彭博這一篇報導想點出來的焦點。

此外，中國房地產泡沬如今已經成形，接下來排隊等出事的企業還有很多，部分有辦法的人選擇先跑，像SOHO中國的潘石屹，還可以出現在美國看網球比賽，至於跑不掉的則要看誰的後台硬，還有在這場政治清算中是否站對邊，這是富商與當權派一場你死我活的「魷魚遊戲」。

同樣的考驗，也可以用來檢驗美國在2008年金融海嘯時的處理方式，當時也有一堆大到不能倒的企業出事，但美國政府為何放任雷曼倒閉，卻對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提供了大量救助款？根據《旺報》之前的報導，一份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結果顯示，最終沒有救雷曼，很大程度是因為「時機」問題，還有部分的政治考量。

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論文看來，倒下的是雷曼而不是其他機構的主因是「時機」問題，因為雷曼不像貝爾斯登，是第一批獲得紓困資金的機構，此後媒體和政界對金融機構紓困的強烈反對，斷了雷曼獲救的前路；雷曼也不像AIG，正是雷曼的倒下讓決策者充分意識到，讓AIG成為第二個雷曼，可能葬送整個美國經濟。

另外，雷曼也不像摩根士丹利，其接受聯準會注入流動性時，救助的做法已經成為拯救美國經濟的「標準配備」，至於雷曼更不像高盛，畢竟它沒有培養出像鮑爾森一樣出色的校友，可以影響政府決策。

因此，若從雷曼垮台的整個過程來看，除了時機與命運等因素外，顯然與政府決策者的關係仍是一個重要因子。中美兩大國從貿易到科技無所不戰，兩大國也不斷宣稱本身的體制有多優越，但在援救大企業的決策上，最終還是逃不過「人性」與「關係」這兩個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