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追溯人類歷史的足跡，國家似乎是文明進程的終極形態，農業革命則是通往國家的必經之路。然而，James C. Scott 在《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書中，對這一線性敘事提出了詰問。他指出，穀物不僅是一種食物，更是國家形成的基石，而國家的出現並非純粹的進步，反而可能是人類自由的犧牲品。這樣的觀點讓我們重新審視中國的封建體制起源，尤其是以「家國同構」為核心的政治哲學，並將其與 Scott 的「國家形成理論」進行比較。
什麼是《反穀》？
Scott 的《反穀》從政治人類學的視角切入，深刻揭示了穀物在國家形成中的角色，並探討了早期國家對人類的影響。本書主要提出以下幾個關鍵論點：
一、穀物的政治「作用」
Scott 認為，穀物不僅是一種食物，更是一種易於監控和徵稅的資源。穀物的固定生長周期和集中儲存特性，使其成為國家產生的基礎，演變為國家擴權的工具。早期國家偏愛穀物，而非根莖類或其他農作物，正是因為穀物有助於實現中央集權化的資源控制。
二、國家形成的代價
Scott 強調，農業的定居化帶來了自由的喪失、階層的壓迫和健康的下降。他認為，早期國家是基於強制性農業的社會結構，這種結構以榨取勞動力和資源為核心。人類因此失去了狩獵採集社會的流動性與自由，換來了集中權力的國家機制。
《反穀》中國家形成的觀點與中國封建體制起源的比較
Scott 將國家形成的動力歸因於經濟與政治控制，認為穀物農業的出現是早期國家運作的關鍵。然而，這一解釋在分析中國封建體制時顯得不夠全面。中國封建體制的起源，一般被認為是以西周分封制為基礎，通過土地分配與血緣連結形成的國家治理模式，其核心是「家國同構」的觀念，這種結構不僅以血緣為基礎，還將家庭倫理與國家治理緊密結合，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與政治模型。
「家國同構」的多重意義
「家國同構」意指家庭結構與國家制度在功能和理念上的高度一致性。在這一框架下，國家的統治模式模仿家庭中的倫理秩序，而家庭的倫理規範則反映在國家治理中。這種結構的形成有以下幾個層面值得深入探討：
一、倫理與政治的交融
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中，家族倫理如「孝」、「悌」被視為國家治理的基石。《大學》中主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一系列的將個人德行、家庭管理與國家治理緊密相連。這種結構使得國家權力的傳遞帶有深厚的倫理色彩，遠超 Scott 所描述的經濟動力。
二、血緣與權力的結合－以家庭作為治理模型
在分封體制下，血緣是政治合法性的關鍵基礎。中國的封建制度通過宗法關係將中央與地方聯繫起來，形成了一個以宗族為單位的權力網絡。所以，西周時期，諸侯國的統治者通常是國王的近親或家族成員，這種血緣關係不僅促進了權力的穩定性，還使國家治理具有一定的親和力。這一點與 Scott 的國家形成理論形成對比，他更側重於強制性與官僚化，而忽略了血緣在維繫權力結構中的文化作用。
三、國家「可能」的雛形──村落
如果進一步聚焦於村落，尤其是以姓氏為主的聚落，我們會發現這些地方本身就具有內部的權力結構。宗族中長輩或手握資源掌控者，往往擔任地方建設、民事糾紛的協調者；宗族村落通過血緣聯繫形成了集體認同，並以此維持內部安全與外部防禦。這種結構可視為國家形式的雛形，表明早期國家不僅來自穀物經濟的需求，也深受血緣與文化倫理的影響。
Scott 理論的不足與補充
Scott 強調早期國家依賴於穀物農業的經濟基礎，並認為穀物的可徵稅性是國家權力得以集中化的關鍵。然而，他的理論在解釋中國國家形成時忽略了文化與倫理的作用。中國的家國同構結構顯示，國家的合法性不僅來自經濟控制，還依賴於文化認同與血緣關係的深度滲透。
此外，Scott 描述的國家形成過程中，更多依靠暴力與強制，而中國的家國同構則提供了一種柔性治理的可能性。通過家庭倫理與國家權力的結合，統治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過多的強制手段，而是通過文化與道德的內化實現社會控制。
反什麼「穀」？重新審視國家的起源與治理模式
James C. Scott 的《反穀》以穀物為核心重新審視國家的起源，對於反思中國封建體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啟示。然而，中國封建體制的「家國同構」特質，展示了一種文化與政治結合的獨特模式，超越了 Scott 純粹從經濟與政治角度的分析框架。
「家國同構」作為中國封建體制的核心理念，不僅是國家治理的技術手段，更是文化與政治的深度融合。它展示了一種與 Scott 理論中純粹以經濟與政治控制為基礎的國家形成模式完全不同的邏輯。這一結構強調血緣與倫理的重要性，為我們提供了重新理解國家起源與治理模式的獨特視角。（推薦閱讀：黃偉俐觀點：從歷史地理看美中衝突與台美關係，從無人載具看未來戰爭）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