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工作10小時、月收僅5000！台灣「工作貧窮」弱勢絕境：人都會做選擇，但選擇太少了…

「我們常把工作看成是一個『大釣竿』，握得到就可以發達、可以脫離困境，但真的是這樣嗎？工作，是否真的是一個機會與希望？事實上每個人都在做選擇，只是選擇太少了，受限於家庭與身體狀況……」

工作真能使窮人脫離困境嗎？事實上在台灣有太多工作不被視為一種「選擇」，卻是人們賴以維生的方式──有70多歲的拾荒阿姨天天工時長達10–12小時、從大量垃圾中整理出能賣錢的物件，但一車50kg的紙箱也只能賣100元，每月收入僅5000–8000；有水泥工以一包10元的行情賺錢、一天最多要扛上700包，沒有強大的核心肌群就無法做這份工作；去就業服務站問為什麼沒有超過3萬5的工作，工作人員笑，有的話他自己就不會做這份工作了……

可以靠賺錢養活自己誰不願意，問題是連找到合理工作都需要機運。11月初「貧窮人的台北」講座，各種高齡拾荒者、基層工人與勞工的故事便揭開殘酷現實──儘管弱勢者也是人、人都會做選擇，受限於家庭、身體狀況、年齡各種因素，能選擇的實在太少了。

「推100多公斤的東西去賣，還要回收跟整理…」每日工時超過10小時 月收卻僅5000元的疲憊長輩

2021年於南機場正式成立的「五角拌」，過去數年持續前往回收場與拾荒者聊天、隨後更在知名環保鞋業「馳綠」支持之「lab-22 拾驗室」計畫以市價3倍、一公斤12元的價格收購寶特瓶──隨著時間推移，成員廖宏毅說，其實那收購價現在已經是「市價6倍」了，拾荒阿姨的工時沒有變，市面上寶特瓶收購價格卻直接砍半，50公斤從200元跌到100元，何況那是要好幾天才能蒐集到的量。

人們對拾荒者有各種猜想，而廖宏毅說，事實上這工作一天工時長達10–12小時，五角拌團隊也曾跟著阿姨一路收到西門町再走回南機場、一趟就要3、4小時，「她要推100多公斤的東西去賣，還要回收跟整理。」

拾荒者的超長工時來自於整理大量無價值垃圾，許多回收物來源是社區居民送來、下班就丟一包，但有很多其實是不能賣錢的，五角拌年輕人常陪著阿姨整理，結果往往是只有小小一包能賣的回收物、其他一大袋都是垃圾。

「可能有便當盒、筷子，便當盒打開還有一整根雞骨頭，拾荒者要花很多時間整理這些，而且賺不到錢……」廖宏毅說，最常見被誤解能給拾荒者的物品包括玻璃瓶、軟塑膠、紙餐盒、鋁箔包，這些物品回收成本太高，例如玻璃瓶要分開不同色才能處理、塑膠材料太便宜所以沒有回收場想高成本再生、紙餐盒的防水淋膜沒有幾家廠商能技術分離，再加上人們往往不會洗餐盒、堆積有味道，原則上是不收的。但這些，依然被居民源源不絕送給拾荒者處理。

從大量垃圾裡整理出一小包、一點點累積成一車的回收物，回收價格也只會越來越低，例如2022年7月1日起寶特瓶一公斤只剩2元、白紙（指一般印刷文件書籍用的紙類）一公斤4元、紙箱2元，人們常見拾荒者回收的紙箱總是堆得又高又滿，那一車50kg其實只能賣500元。

「回收價格一直以政策補貼支撐，環保署有基金會跟製造商收清潔費、回收基金給處理商，一層層往下算，拾荒者能得到的錢就非常少，加上拾荒者大多是個體戶、缺乏集體力量，只能單方面被價錢給控制……」廖宏毅說。

這份工作錢賺得少、每月收入折算時薪才33元，身體傷害卻多，手指關節腫大、操到裝人工膝蓋、整理回收物玻璃劃傷等，更疲憊的或許是隨時活在恐懼裡──拾荒者的工作是沒有辦公室的，各種垃圾與回收物就堆在家門口，鄰居一方面要拾荒者幫忙整理沒空追垃圾車之下的產物、一方面又厭惡垃圾、疫情時更為恐懼，彼此常有紛爭。廖宏毅說這不只是口頭紛爭，更嚴重一點就檢舉、初罰1200元限期不改善再罰，這已差不多是拾荒半個月的收入，也因此拾荒者隨時對陌生人充滿戒心、時常要趕赴回家整理垃圾。

既然這份工作如此疲累，為什麼還是存在那麼多的拾荒阿姨？廖宏毅說的阿姨A，今年70多歲、原是工廠女工卻因產業外移而失業，雖然後來在餐飲業工作，卻因丈夫車禍後的身心狀況，時常工作到一半一通電話「你老公不見了」就要衝回家、幾乎無法專注於工作，最後阿姨的選擇就是拾荒，只有這樣的工作才能帶著丈夫邊走邊做，也當作復建。

阿姨B是傳說中有3棟房的，但每次造訪五角拌都看起來非常累，清晨4點市場工作、整理回收物、賣回收物再整理、半夜一兩點才睡覺。明明有3棟房，為什麼來做？原來阿姨把從前存的錢都買房給孩子住了，就是那3棟房，年邁母親付出一切給孩子之後還是要工作，但也因年邁，她只能選擇這樣的工作。

「這本來應該是有尊嚴的工作，但整個制度與社會氛圍 讓這工作成為貧窮者的工作。」廖宏毅說。事實上，拾荒者以手工人力處理城市大量的垃圾、以專業進行分類、節省資源浪費，其中眉角都是專業，但也確實拾荒者對自己工作很沒信心。五角拌想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替阿姨們找回信心，當他們看見一位阿姨從原本卑微謝謝社區送餐到開始當講師、開始可以給建議說活動怎麼辦比較好，「除了弱勢身份，我們看見另個她，更有力量、更開心。」

「正常老闆該給的薪水，但對弱勢者來說很困難」工地看遍人生百態 他看遍「好手好腳」背後真相

人們說肯吃苦不怕沒錢賺，但曾擔任工地監工多年、以《做工的人》一書寫下工人人生百態的作家林立青，見到的也不是那回事。2021年台灣COVID-19疫情正式爆發、陷入三級警戒時，林立青曾奔走於台北車站與萬華為最窮苦的人送物資，但送著送著他發現每次送物資時睡在車站的人都越來越多、疫情後要重新找工作也困難。

「他們會說街友好手好腳不工作，但通常會講這種話的人根本沒辦法提供什麼工作機會……」就這樣，林立青起心動念創立「友洗社創」帶街友接洗地工程，至少先接住所謂「好手好腳」能工作的一群。畢竟現實上，就算好手好腳，也很多人難以找到一份正常的工作。

就台灣工地薪資，林立青說，一個什麼經驗都沒有的人薪水大概一天就1400頂標，即便有工地開到2500、做一天就會叫你回家了。弱勢就業者能做的往往是拆除、搬運、清潔等工作，但搬運非常需要體力、收入又廉價──林立青曾遇過一天可以搬700包水泥的神人工人，搬一包只能賺10元，這10元卻也不是人人都能賺，「那個水泥搬運工的核心肌群根本已經練到天人合一，我問他怎麼練肌肉的，他說老婆做薑母鴨、他一邊等一邊做伏地挺身做到等爐火滾，一天一個多小時──這鍛鍊，可能比直接買一台貨車創業還難……」

拆除工作也需要技術跟專業，林立青曾碰過沒技術的工人什麼都沒帶去拆玻璃、15分鐘以後哭著叫119，至於清潔工作也非常容易被取代，唯有握有專業設備的清潔工才能長久，而友洗就是要給街友專業設備、讓他們不會被移工取代：「大部份工地不會給移工用動力內燃機，我就是刻意要給他們（街友）神兵。」

許多街友因債務與官司問題難以有個銀行帳戶、否則賺多少就被扣多少、一存錢就被強制執行到可能出人命，因此林立青發薪水首重「現金日領」，一天1500直接拿、額外獎金500存社工手上鼓勵儲蓄。洗地板這份工作必須操持重機械、忍受泥土飛濺日曬雨淋與雙手強力震盪的辛勞，加加一天2000元可能不過份吧，但林立青坦白說自己也被同業抱怨過：你打壞行情。

林立青舉例一位很能力較佳的街友，「他在我們這邊每個月收入差不多20k、最高27k、每個月工作10多天……我告訴大家這是正常老闆該給的薪水、一天就該給到1400以上，但這對弱勢者來說，很困難。」弱勢者可能光在外觀穿著要符合主流就很難、找工作第一步就被排除，打零工經驗也往往很糟、老闆會罵人會亂丟東西，更麻煩的是沒什麼機會取得謀生設備。

例如友洗最基本款的高壓清洗機是1萬多，這沒技巧沒體力難駕馭、怎麼發都發不動，但如果給夥伴一支速克達鑰匙下去就夠，一台預算馬上增加1萬5。而在其他產業，老闆如果不確定弱勢者工作表現就不會給好的設備，自然表現也不好、難以提升待遇。

最麻煩的或許還是負債與前科問題，這些弱勢者過去犯的可能是竊盜、被當人頭戶詐欺等微罪、或欠國家勞保錢，當他們來到友洗工作，林立青很理所當然地替夥伴保勞健保，沒想到他們當天就被警察押走了──「街友夥伴居無定所、收不太到傳票，但你保勞保以後警察一查就有，抓走以後還會跑來我們公司登記地址，勞保局說有個資保護？我○你○咧。」

各種因素讓弱勢者難以透過工作翻身，但在友洗，林立青依然堅持該給的都要給，好用的設備、整潔制服、合理薪水、勞健保通通都要有。2022年友洗成立以來，街友夥伴走遍學學校洗去層層泥垢與青苔、讓孩子不怕走路摔傷，年紀太大的街友可能無法勝任這工作所需體力，林立青也開發洗雨衣抹布的工作給70幾歲的大姐、維護好設備讓夥伴可以安心出發。

「我朝向讓他們覺得勞動有價值、在社會有尊嚴的工作，這是一份可以跟家人朋友說出口的工作……很有趣，友洗看來短期內不會倒。」曾為監工的林立青持續在證明，善待弱勢的企業一樣可以賺錢，人人過得好。

「回過頭看，你再怎麼加班，永遠限在錢不夠用的螺旋…」

為何明明有工作卻貧窮，台灣勞工陣線主任洪敬舒道出各種因素的交織。工作貧窮會包括兩種狀況，工作所得偏低、或支出偏高，要解決低薪問題當然就是提高收入，但總有些產業的收入特別低，例如以資料來看，住宿餐飲業的薪資平均偏低，變成工作貧窮者的機率也會提高。

為什麼這些行業都給很低的工資？洪敬舒說住宿餐飲業當然不差，問題是大量使用「非典型就業」，尤其餐飲業──一周只給你排兩天班、你就成了「部份工時」者，工時少、所得當然就低。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投入？當然就是無法配合完整工時的人們。

這裡頭可能包括學生，更多是為了照顧老人跟小孩的人，「你的照顧時間跟三餐連結在一起、完整的工時被切割掉，就只能去塞一些臨時的工作──當你因為家庭結構無法進入完整工時的市場，就容易進入相對收入低的產業。」

整體來說「非典型就業」人口包括部份工時、臨時工、派遣工，目前在台灣計有80萬人左右，中高齡比例最高，青年人口則很多是婦女因為照顧孩子被迫進入部份工時的狀況，「這種工作貧窮、低薪、不穩定就業會產生壁壘，你如果無法在年輕得到很好的發展、好的累積、透過轉換職場提高你薪資，在中高齡要回到一般職場發展，就很難。」

此外，雖然台灣失業人口跟世界相比極低，台灣特色在於有一群「自營作業者」，例如夜市攤販、計程車司機，這些人收入多少都不是《勞基法》可以干預的，也成了國家吸納失業率的武器，一切都要自謀生路。

即便工作收入不差，也可能因為支出而工作貧窮。洪敬舒舉例，月薪60k算不低了，但如果這60k是一家人包括父母、小孩、另一半在家顧小孩，一個人的可支配所得就會極低，而家庭支持是改善方案之一，例如有托嬰托育或許照顧者就有機會出去工作、提升家庭所得。

此外，一個人的生命周期與發展狀況也可能有變化，「例如可能年輕時工作穩定、誰知道一個意外家庭就垮，當你從相對穩定的狀態往下摔，你再爬上去的機會高不高？通常不高。」最常見的原因就是年齡變化，台灣職場有相對嚴重的年齡歧視、中高齡者苦無就業機會，可能100張履歷丟出去全無回應。

「台灣職場有太多對年齡的過度浪漫想像，很多產業談『缺工』，老闆都會說年輕人不做、年輕人只愛吹冷氣──但你的工作難道只能給年輕人做嗎？台灣有滿多中高齡希望提高所得，為何你們只要求年輕人？如果你願意給他機會，台灣40多萬失業者裡頭有有3分之2是中高齡，你願意的話，他們滿樂意貢獻自己的心力去工作。」洪敬舒說，無奈刻板印象依然常見，女性中高齡求職者會被覺得要顧小孩會常請假、男性則被覺得早該有社會地位了現在求職一定有問題。

各種因素交織，就成了工作貧窮，努力上班錢還是不夠用，怎麼辦？通常人們會選擇增加收入與工作，但其他可支配時間就會變低──當父母都在忙賺錢，狀況就是工時增加、過勞、家庭可支配時間也變少，這時家庭照顧就要外包，例如把孩子送托嬰與安親班、最晚可能10點才下課，或把長輩送長照，而這些外包又會衍生一筆費用，錢夠嗎？

「回過頭看，你再怎麼加班，永遠限在錢不夠用的螺旋，你一天就24小時，加班結果就是你過勞、家庭瓦解。」洪敬舒說。

該如何解決工作貧窮，洪敬舒坦白說不可能有一個政策能解決所有事，必須各方拆解──如果有些產業永遠只給基本工資、政策就要提升基本工資，至於公共服務如租屋、公托、長照等則可能降低家庭支出，此外市場不會只有「企業」一種、所有經濟只依靠企業的話勢必讓貧窮問題層出不斷，必須有社會企業、企業社會責任計畫、合作社、勞工成立組織協商工作等不同形式。

「事實上每個人都在做選擇，只是選擇太少了。」長期關注貧窮議題之「人生百味」創辦人之一朱冠蓁如此說。而該如何拓寬選擇、讓貧窮者安身立命，也如洪敬舒所言，那不會是單純一個政策就可以解決的、層層相扣的問題。（推薦閱讀：教育真能改變窮人一生嗎？社工超過10年見證孩子成長，道出「努力」以外更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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