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2020年出生和死亡率出現交叉後，已連續3年人口負成長！美國中情局（CIA）公布的《世界概況》（The World Factbook）中顯示，台灣已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怎麼救？政府在2018年編列7.9億成立「少子化辦公室」（編按：2022年已回歸行政院人口政策下的「完善生養方案」執行），同一年還提出「0～6歲國家跟你一起養」政策，投入幼托的經費也從2016年150多億元不斷成長到2024年編列近1201億元。
2024總統大選候選人也提出「擴大托育補助」、「發放凍卵補助」、「生一個小孩，我讓你多養一隻寵物」等政策。
許多人認為是台灣低薪高房價，讓人不敢生養小孩。政府提出從生育、托兒、就學各種補貼，各縣市居家托育、托嬰中心等支出佔可支配所得的比例，也在大力補貼下，幾乎都降至15%以內。
然而，調查結果告訴我們，這些補貼，相當無感。
生小孩如果只跟錢有關⋯研究：恐要發到1千萬才會見效
為了檢視金錢補貼對生育決策的影響，中研院經研所與政大臺灣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了2004～2008年的樂透中獎戶，是否因天上掉下來的一筆錢而多生小孩。也就是在排除掉父母教育程度、工作型態等影響生育決策的因素後，一筆補貼能對生育帶來多大成效。
結果發現，中大獎造成的生育效果多集中在那些獲得1千萬元以上高額獎金的家戶，而這些獎金平均能讓每100個家戶多生25個小孩。
也就是說，錢確實能提升生育誘因，但補助要達1千萬才能產生提升生育的效果。而現實是，政府不可能補助那麼多錢。
根據經濟學人智庫2022年發布的台灣生育率報告，韓國政府花了1.3%GDP在支持家庭，日本政府花1.5%、法國政府則有3.7%，然而對比主計處資料，台灣政府2021年用於生育、家庭與小孩的社會保障支出換算下來僅佔當年度GDP的千分之6，連1%都不到。
台灣即便已年年加碼，但為了提升生育投注的成本，仍遠遠落後其他國家。
勞動市場邊緣化「照顧者」，生育成爸爸或媽媽放棄職場的零和遊戲
少子化對策以各種補貼為大宗，實際上忽略了養育孩子除了日常生活、教育等開銷，更須大量照顧與陪伴的時間成本。
這一方面也解釋為什麼一味發補貼沒辦法救生育，因為小孩終究得有「人」來顧。因此，安排時間、職涯以平衡家庭與事業的高昂成本是父母面臨的難題。
即便《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雇用100名員工以上的企業應設置托兒機構或設施，但根據2023年9月最新統計，有設置托兒機構的企業只有1.3%，近7成大企業僅發放托兒津貼或仰賴委託合作的托兒機構。
至於育嬰留職津貼，不只侷限於孩子滿3歲以前，一次請假則要至少請30天。細看我國今年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的請領件數，當中75%都是女性申請，更證實了學齡前幼兒的主要照顧安排，還是以媽媽為主。
當企業內沒有托育機構，就得有人負責接送；當育嬰假一次得請30天，一定只能由一方請長假，另一方得努力賺更多錢。而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結構下，「照顧者」的角色幾乎都落在媽媽身上。
今年諾貝爾獎得主戈丁（Claudia Goldin）從逾200年數據中分析揭露了勞動市場中巨大的性別差距，從勞動參與率到薪資差異，皆以「小孩出生」為分岔口。
同樣情境也在台灣上演，從圖中可看到，當男女都未婚，男性的勞參率是72%，女性是66%，差距非常小，大概只有6％。然而一旦有了配偶，男性變成了66%，女性卻降為49%。
檢視25～64歲未進入職場的非勞動力，就可發現女性佔了超過7成！且不就業的原因有5成是為了「家事」、16%是為了「照顧子女及家屬」；對比男性不進入或退出職場是以「年齡較大（包含退休）」為最大宗。
當男人跟女人同時成為家長，家庭內照護責任的分配讓雙方在職場上出現明顯分岔口，男人能一直維持在勞動市場內，女性卻因此受到「母職懲罰」。
這同時導致性別薪資差距和雙方年所得累積成長率同樣隨年齡拉大。
當母親成為了家庭中隨叫隨到的照顧者，勢必得放棄升遷機會、轉換至上班彈性高、薪資低的工作、或黯然退出勞動市場；父親反過來成為加班賺錢的一方，擔負全家經濟重擔的同時也可能脫離家庭。
要救生育，得了解每個家庭做生育決策時的真正癥結。多少人是因低薪高房價不敢生、連婚都不敢結，又有哪些人看見了得同時承擔母職與工作者的雙重壓力，以及生涯規劃得被犧牲的未來而遲遲無法下決定。
若能將短期貼心，長期卻是杯水車薪的津貼，來普及建制公共托育設施、擬定更便利父母育兒的請假制度，將外部成本內部化，降低兼顧家庭與個人的代價，可能才真正回應不敢生孩子者的心聲。
核稿編輯：林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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