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初夏的一個下午，我和父親坐在他柏林住家的陽台上，眺望著防衛運河。
在河岸的林蔭道上，人們悠閒地在柳樹下散步，而同一時間，普京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在將近30年後，父母和我第一次又住在同一個地方。 2016年，他們放棄了在中國的住所。他們在那裡住了22年，先是在北京，2002年起則是在上海。1997年父親從福斯汽車離職後，他在一家瑞士鐘表集團將近十年，負責集團在中國、香港、台灣的業務。在2000年和2010年代，上海躍升為一座可與紐約、東京、倫敦匹敵的充滿活力的大都市。
然而現在父親很慶幸不用再住在中國。住在那裡的最後幾年裡，他和母親愈來愈感到不自在。我去探望他們時，我們常常聊到社會條件的改變，以及上海的交通狀況。街上盛行的似乎是強者為王的法則，那就是：車子愈大，開車的人就愈不考慮別人。中國人的財富大幅增長，讓許多人過起舒適的生活，也擁有了過去所沒有的自由。人們可以負擔得起旅遊，認識世界，支持孩子出國留學和參加休閒活動。中國的生活品質整體上已大幅提升。
這個發展的另外一面是，至少有一部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財富的人，變得狂妄自大且不顧他人，尤其是對收入不高的人。在上海時髦的市中心區，這種情況特別明顯。我父母於2002年初搬進安福路時，那是前法租界的一條小街，街上有一家洗衣店、一家修鞋店、一家理髮店、一家菸鋪、一家賣盜版好萊塢電影的DVD店。除此之外，這條街相當冷清。在他們14年後離開上海時，那裡有一家丹麥─紐西蘭風格的咖啡館，供應高級法國葡萄酒和售價相當於5歐元的可頌麵包，旁邊是高檔餐廳、義大利精品店和一所私立幼兒園。每天早上和下午，這條狹窄的街上都擠滿了保時捷凱燕（Porsche Cayenne）以及奧迪和賓士休旅車──家長開車把孩子送到幼兒園門口。這些發了財的上海人炫耀和自滿的態度，彷彿有了錢就真的做什麼都可以，包括對他人態度惡劣。最後，上海和北京的百萬富豪人數超過了紐約和倫敦，儘管大多數人口仍然靠月收入過活。
此外，經濟發展還帶來了其他影響：大量燃煤電廠帶來持續的霾害，城市建築也有巨大的改變。拆除隊不斷到來，他們推平舊房屋，包括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然後蓋起更多更高的摩天大樓。沒有一寸土地沒被徹底翻過來。只要講到金錢、房地產、汽車，都是愈多愈好。當在我們坐在柏林的陽台上聊著當今中國，父親說，現在的人的這種貪婪無度，是他最不喜歡的地方。很快我們就聊到中國的發展出了什麼問題，包括福斯汽車。
失落的希望
即使在2013年之前的「黃金時期」，中國也是一個獨裁國家，其政策向來備受爭議。但那時我們都願意相信中國的發展會得到正面的結果。這符合我們對西方模式已經勝利的想像。我們認為所有人慢慢走向民主與資本主義體制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最後我們也把這種願望和期待投射到中國身上。
在過去這幾十年中，特別是在1989年6月4日之後，西方對於中國侵犯人權的問題原本應該採取更為謹慎和更有戰略考量的做法。中國共產黨一直是專制統治，不論在毛澤東、鄧小平或其繼任者的時期都是如此。誰敢批評黨機器和體制，就會被整肅。在胡錦濤和溫家寶領導的2000年代也不例外。例如2008年春季對藏人的迫害，以及對藏人抗議的殘酷鎮壓，就發生在他們執政期間。
中國這樣的轉變以及政治封閉乍看之下令人意外。今天我們主要把原因歸到習近平這個人身上。但是這種自信與侵略性的路線一直是包含在中國的發展之內的。鄧小平之所以表現得不那麼強勢和好鬥，也是由於他當時的條件所決定：那時候中國比西方弱小。
然而自從習近平執政以來，西方政經界人士已經對中國有了新的評估。在德國，有不少人最想放下「用貿易促進改變」的想法，盡快結束這個給各方帶來大量財富的篇章，把這個巨大的帝國重新推回那個遙遠的角落，在那裡，它直到70年代末為止都沒有出來讓別人頭痛過。這些人講的是「脫鉤」，即與中國完全分離。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戰爭讓這些人更堅持這種想法。這路線標舉的是，只跟友好的民主國家進行貿易和經濟關係。但作為世界第二大出口國的德國敢這麼做嗎？這將帶來巨大的財富損失。
另外也有一些人認為，失去中國市場就無法在全球保持競爭力，而且擺出一副好像德國可以跟以前一樣繼續和中國做生意的模樣。
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中國在所有全球問題上都已經是一個核心角色，無論在氣候變遷、貿易問題、原材料與天然資源等方面，更不用說作為全球最大的銷售市場和生產基地。
跟中國脫鉤，德國人受到的傷害可能會最大。作為出口國，許多產業將不得不完全重新調整商業模式。
然而，關於退出中國市場或甚至貿易戰，這並不是德國能做的決定，而會取決於地緣政治衝突。美國視中國為其最大的對手之一，認為必須加以遏制，也要求德國人採取明確立場。如果中美衝突升級，德國絕大多數人很可能站在美國這邊──因為德國國防對美國的依賴太大了。
但貿易戰也可能由中國發起。在與美國的貿易戰中，習近平提出了「雙循環」的戰略。
一方面要在技術上擺脫對西方的依賴，實現自主。另一方面，要讓全世界依賴中國的商品和零組件。這是一個經濟戰的作戰宣言，歐洲人至今還沒有一個答案。
在梅克爾擔任總理期間，聯邦政府在對中關係上從2013年以來仍毫不動搖地堅持貿易和經濟合作。在擔任總理期間，她訪問中國的次數超過了她去任何其他非歐洲國家。
梅克爾與她的前任不同，她對於中國會按照西方的方式民主化幾乎不抱希望。但是她懷抱的一個願景是許多德國主流菁英所共有的。她這種態度從來沒有明確表達過，但是總結來說大概是：透過中國和西方之間愈來愈緊密的經貿關係，我們至少可以緩和衝突。畢竟西方與中方都需要對方，經濟依賴總是相互的。也許更多的經濟合作還是能使社會更加開放？她的想法並非完全錯誤。這樣的發展確實曾經出現過，一直到習近平上任為止。
儘管今天的中國比她16年任期開始時更加專制，我父親仍然為梅克爾的政策辯護。畢竟他與其他大多數商人、學者、幾乎所有跟中國打交道而且為這個國家奉獻人生中許多寶貴光陰的人，都是出於相同的基本想法行動。
父親年輕時的夢想是為中國帶來機動化。如果他後來的雇主福斯汽車能從中受益，那更好。後來，中國市場的規模快速發展，超過了已開發國家市場。德國企業集團在中國的營收比重不斷增加。福斯汽車裡，這個比重已經超過3分之1。我們還住在北京時，這個比重仍小到可忽略不計。
現在福斯汽車在中國有33家工廠。「我們從來沒想過會有這麼大的規模。」我父親在陽台上對我說。他那時候只有3家工廠。「有沒有人警告過依賴性過高的問題？」我問他。「有的。就像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性一樣，也有人警告，但是沒有人愛聽。所以誰還想當潑冷水的人呢？」（推薦閱讀：韓媒：當川普打算封鎖中國，全球三大車廠為何「反其道而行」？）
＊作者李德輝（Felix Lee），1975年生於德國沃爾夫斯基堡（又譯狼堡），大學時修讀社會科學、經濟及政治，畢業於柏林新聞學院，2003年起擔任德國《日報》的經濟及政治編輯，2010年至2019年9年間擔任北京特派記者，目前任職於《南德日報》。本文選自作者新著《父親，福斯汽車與中國》（麥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