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奏曲》中國產能過剩問題對全球經濟是一場災難

近來，歐美先進國家媒體與政治人物相當關心中國經濟產能過剩（overcapacity）問題以及因應之道。若一國國內財貨需求數量（即國內投資與民間消費扣除進口）低於該國所能生產供應數量，就出現國內產能過剩。

中國產能過剩問題係指中國利用出口以減少國內製造業產能過剩，導致其製造業出口占全球各國製造業出口比重快速增加：由2008年12%一路上升到2022年的22%。最令美國及歐盟擔心的是：中國綠色產業部門產品大量降價傾銷讓他們無法建立自主的綠色產業，讓因應氣候變遷挑戰的工具掌握在中國手中。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 Yellen）訪中時，就曾警告：美國無法坐視中國政府對石化業、鋼鐵業、煉鋁業、太陽光電、風力發電、電動車以及電動車電池等產業給予過度的政策支持，讓這些產業生產成本被不合理的壓低。

雖然，人民幣數度升值以及先進與開發中國家相繼對中國出口產品課徵高關稅稅率，仍未能讓中國製造業出口占全球比重下降，凸顯中國製造業正積極透過政府各項補貼削價出口佔領國際市場，讓其他國家未來在關鍵商品以及原物料取得上必須仰賴中國。

制度資本不足，中國必須仰賴國內投資作為經濟成長動能

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半開放經濟體，且民間消費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仍低於先進國家，理應利用國內民間消費做為經濟成長的動能。中國民間消費占GDP比重偏低係因服務消費（service consumption）過低所致：2018年中國服務消費為中國GDP的26%，低於美國GDP的55%，歐盟GDP的38%，亦低於台灣、南韓與日本。

依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經濟發展經驗，隨著經濟發展，國民平均所得提升，民眾對服務消費需求增加。所以，解決中國國內產能過剩，一個可行途徑是提高服務消費比重。

服務業發展能否成功取決於制度資本（institutional capital）的質與量，制度資本包括法律規範、社會組織、信任與民主制度。舉例說，新聞自由是制度資本重要產出，媒體言論受到的限制愈多，社會所蒐集到資訊深度與廣度就會大打折扣，造成市場參與者所得到的資訊失真而片面，客觀性不足，市場訊息的混濁程度只會愈高，結果以服務為交易標的的服務業在新聞愈不自由的國家就愈難發展。一項跨國研究就明確指出：新聞媒體最自由的國家，其服務業也最發達。

其次，欠缺與時俱進的法律規範與資訊架構讓高層次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服務業）不易發展。因為司法體系愈不獨立就愈不可靠，人民愈不能掌握正確資訊，造成高層次服務業市場參與者交易風險變大，交易意願下降。

金融服務業發展的核心在於提高金融資產的流動性，提升資金運用效率，提高其所創造的價值，而制度資本質與量差別的長遠價值就在這裡。高度集權專制的中國其新聞自由度偏低以及司法體系公正程度不高，制度資本質與量不足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迫使中國必須仰賴國內投資做為經濟成長的動能。

補貼戰爭！年年過度投資是中國製造業產能過剩的主因

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後，中國出口衰退、經濟成長動能不足，各級政府將資源大量投入實體資本累積，2009與2010兩年中國固定投資分別成長30.1%與23.8%，不少中國學者將這兩年的投資視為2011年後製造業產能過剩的原因。觀諸中國製造業出口佔全球比重，2008 -2022年期間幾乎倍增，顯然這兩年中國國內投資增加無法解釋這個現象。

事實上，大部分中國國內投資計畫都由中國政府強力主導，各級政府極易重複投資使得年年過度投資成為常態。舉例說，中國近年大力扶植資本密集的造船產業，誓言打造全球最大的造船業，所採取的產業政策不外乎各級政府生產成本補貼、投資補貼以及協助進入產業的各項補貼，競相投入大量資源後，中國造船業當然會在短期內迅速發展。西方國家認為中國進行一場補貼戰爭（subsidy war）。年年過度投資才是中國國內製造業產能過剩的主因。

低價掠奪國際市場策略一旦成功，將摧毀其他國家相關產業

中國還藉產能過剩問題進行策略性掠奪。中國近年大幅擴充綠色產業的產能，導致太陽光電板價格滑落80%，離岸風機裝置價格下跌73%以及相關電動車電池價格下跌80%。當中國這些產業居於全球市場寡占地位時，中國就利用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削價出口迫使其他國家相關產業退出市場，中國就進一步在該產業全球市場取得獨占地位。

不少關心氣候變遷人士認為此舉有助於全球對抗氣候變遷，其他國家不應以關稅或非關稅貿易障礙限制中國相關產品進口。中國低價掠奪國際市場策略一旦成功，將摧毀其他國家相關產業。策略性掠奪不限於綠色產業，其他產業如鋼鐵業：當中國鋼鐵國內需求因房地產市場低迷而減少時，中國鋼鐵生產繼續維持高產能利用率，削價出口到先進國家以及拉丁美洲與東協國家，打擊這些國家的鋼鐵業者，迫使這些國家啟動反傾銷調查，加徵關稅，我國鋼鐵業亦受到中國鋼鐵傾銷衝擊。

長遠下來，依賴廉價中國商品的開發中國家，還會衍生外匯短缺問題，讓中國主權基金或國際援助計畫趁虛而入，進而控制或取得這些國家關鍵基礎設施，以實現世界經濟霸權的「美夢」。

歐美國家從期待中國走向自由體制，到為自己民主體制生存而戰

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為反制中國以國家力量主導的策略性掠奪，陸續提高關稅與非關稅貿易障礙；制定產業政策補貼國內產業，保護並創造勞工的工作機會；積極引進外人投資，確保產業發展利基與維持產品競爭力；基於國家安全考量，不惜打破自由貿易體系的運作規則。

舉例說，美國拜登政府在2024年5月宣布對中國製電動車關稅從原本的25%提高為100%，對電動車電池等關鍵材料與零組件課徵25%關稅。還對中國鋼鐵及煉鋁製品持續加徵25%關稅。

這些政策改變顯示：武漢肺炎疫情發生後，大部分國家感受到外在且不可控制因素對國內經濟正常運作的衝擊，經濟效率與國家安全整合形成「國家經濟安全」的概念，自由貿易不再是國家追求的唯一目標，改以追求：維持國家生存與發展所需的經貿自主，確保勞工的工作機會，並以技術優勢維持經濟成長動能。

八O年代初期，歐美先進國家期待中國經濟開放後，能進一步走向政治自由體制發展的路徑，如此雙方政經體制與核心價值理念的差異就會逐漸縮小，遂鼓勵企業與個人投資中國，協助中國加速發展經濟並深化雙方經濟相互依賴的程度，試圖將中國納入西方經濟體制的運行軌道上。

然而，中國崛起後，並未依循西方民主國家主導的經濟運作規則，只是利用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壯大自己，雙方經濟關係遂由合作競爭轉為對抗。

中國利用全球自由貿易體系積極打造經濟霸權，再度形成兩極對抗。中國不僅沒有利用經濟發展成果讓人民享有更多當家作主的政治權力，中國政治體制反而更加集權專制，讓中國民眾的政治權力與經濟自由選擇權朝相反方向推進。此外，透過自由貿易製造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社會財富∕所得分配不平均，讓民眾無法靠自身力量解決他們的生活困境，造成社會分裂，極右勢力興起，讓這些國家必須為自己的民主政治體制生存而戰。

中國終須面對威權體制與市場經濟的矛盾

從歷史發展經驗來看，一個企圖建立經濟霸權的國家，除了要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外，必須以有別於其他霸權的立國核心價值理念，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國際經濟運作規則與秩序，中國亦然。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後，為結合軍事擴張與一帶一路，建構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霸權，一方面追求科技創新，發展自主技術，利用技術合作，強制技術移轉，積極投資先進國家竊取先進技術，建立獨立的供應鏈以免受制於人，並採取貿易保護政策發展進口替代產業，維持必要的經貿自主。

另一方面，中國積極擴大海外投資的版圖，控制原物料來源，讓其他國家在關鍵零組件或原料取得上依賴中國，累積中國談判與勒索的籌碼。兩極對抗雖然雙方核心價值理念不同，但都有明確且相似的國家經濟安全概念。

中國在發展初期曾提出「和平崛起」的承諾。任何國家都可以做出各種承諾，國際社會能否相信承諾取決於實際作為。中國如果想讓西方自由民主國家接受中國，這種接受應該是建立在友善對等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而理念趨同更是中國融入國際社會的關鍵。自由民主國家一旦發現中國不是一個價值理念相近的國家，他們在使用中國商品或在中國從事投資或其他經濟活動時就會有所顧忌，也不會相信中國「和平崛起」的承諾。

一黨專政體制下，中國不會允許任何有利於長遠發展的政經制度改革。為延續經濟發展，中國必須以技術知識取代制度變革，以實體資本取代制度資本，然而這種取代式的發展策略總有走到盡頭的一天。到時，中國還是得面對威權體制與市場經濟體系根本矛盾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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