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0年代開始台灣製造業歷經數次生產據點的移動，而每次移動的時空背景不同，也對台灣帶來不同的效應與影響，川普2.0到來，台廠供應鏈又將面臨什麼變局?
川普1.0
台灣不少產業曾經前往東南亞設廠，而再次影響到台廠大舉移動到東南亞的關鍵，是2018-2019年美國川普總統所啟動的貿易戰。
在2018年美中高達約4,192億美元的貿易逆差背景下，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範圍涵蓋工業品、高科技產品及消費品，平均稅率提高到約20%以上。當時，台廠因關稅成本大幅增加，被迫調整供應鏈布局，在越南、印度及墨西哥等國加速設立生產據點。
應對美中貿易戰，我國政府也於2019年提出「台商回台投資行動方案」，將電子與半導體、金屬加工、機械製造、紡織與化工、綠能相關等產業吸引回台設立據點，當年度即吸引七千多億新台幣的投資額。這一波很明顯的促成了高附加價值產業回流台灣，特別是中南部地區成為設廠熱點。
疫情促使供應鏈加速轉移
2020年Covid-19疫情爆發，對全球供應鏈造成前所未見的衝擊。中國的全面封城和停工，導致包括電子產業在內的許多產業出現斷鏈，關鍵零組件與原物料的供應短缺讓全球生產停擺。舉例來說，日德車廠因車用晶片供應不足，被迫減產，直接影響全球汽車市場。此一大亂也讓企業深刻體悟到過度依賴單一生產地區的風險。
因疫情造成全球供應鏈大亂，使企業更重視供應鏈安全，採取的策略像是增加關鍵零組件的安全庫存、多方尋找可以替代的供應商、「近岸外包」將生產基地進行移轉、建立備援生產基地或區域供應鏈等來強化供應鏈韌性。
疫情後，台廠更強化「中國+1」的策略，電子、紡織、機械等除了回台之外，亦加速向印度、越南、墨西哥、中東歐分散生產基地，台積電也於美國設立第一座晶圓廠。
美國拜登政府也因此針對半導體、醫藥、稀土、電池等四大戰略制定回流(reshoring)的相關政策，也進一步倡議「友岸外包」，建立美國與台灣、日本、韓國的「晶片四方聯盟」(Chip 4)，整合民主自由國家的半導體供應鏈，同時，響應美國晶片法案政策，台積電也在美設立第二座晶圓廠。
隨著地緣政治風險日增，配合著各國及品牌商強化供應鏈韌性的思維，在台灣保留著高階研發與製造基地，但在其他地區建立擴增生產線的「台灣+1」做法，特別展現在半導體、電子零組件、機械、紡織等產業，而台灣以外的生產佈局則涵蓋美國、印度、日本、越南等地。
展望川普2.0
川普2.0預計將進一步強化「美國優先」政策，計畫對所有進口商品課徵10-20%的關稅。對貿易逆差最大的三個國家，包括中國、墨西哥和越南，將採取更高的關稅措施，例如對中國商品課徵高達60%的關稅，同時取消最惠國待遇。在這樣的情況下，台廠若以美國為主要市場，勢必會加速撤出中國。
同時，為推動「美國製造」，高關稅政策將促使部分目前受惠於美墨加協定(USMCA)的廠商也可能被迫回流美國，台灣進軍墨西哥設廠的趨勢可能因新政策而反轉。此外，因川普1.0崛起的越南，對美貿易逆差擴大，在美預防中資在第三國製造產品規避關稅的措施下，也可能成為加徵關稅的目標，惟其稅率目前尚不明朗。
台灣從數次供應鏈移轉得到的啟示
首先，在歷經川普1.0、疫情變局，直到這次的川普2.0，台廠歷經數次不得不進行的供應鏈移轉，從「中國+1」到「台灣+1」，甚至未來也許需要「越南+1」或「墨西哥+1」。台廠已經體認到分散供應鏈布局、降低單一地區生產風險的必要性。
其次，台廠也勇於探索新興據點，像是汽車零組件、工具機及通訊產業到捷克；半導體光電到立陶宛；電子製造布局波蘭、南非及埃及；自行車在土耳其和葡萄牙；輪胎到奈及利亞、南非；機車業到阿爾及利亞；以及紡織也前進到孟加拉、柬埔寨、肯亞、衣索比亞、賴索托等地設廠，設廠佈局已經不僅僅是中國及常見的東南亞國家。為了降低川普2.0所帶來的關稅衝擊，前往具有潛力的非高關稅國家布局也是可以思考的方向。
第三，台廠在朝向多元全球佈局之際，也累積不同國家設廠經驗，包括法令規章與員工管理，逐步建立起快速複製到不同國家設廠模式，例如運用數位孿生(Digital Twin)快速模擬新建廠區的生產線配置，這樣的能力在川普2.0之下，更顯得重要。
第四，美國不再是難以企及的生產據點，前往美國設廠的業者，除可加大新廠房導入智慧製造的力道以降低成本外，也可以參考台積電的「學徒計畫」經驗培育人才。
迎接川普2.0，台廠再次面臨新的挑戰，與1.0不同的是，台廠已不再是被動應對，經過過去數次供應鏈遷移的經驗積累，已具備靈活調整全球布局的能力，從「中國+1」、「台灣+1」的策略演進，也擴展到探索非洲、中東歐等新興市場的潛力，而不變的是台灣仍將扮演創新研發與高階製造的重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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