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當局不知是否刻意，選在 228 這天公布的所謂「惠台政策」，按照主流媒體解讀，是「台商、產學、影劇全包了」。
消息一出，各方分析、評論紛紛出籠：多數人認為這無疑是針對台灣，拉高到前所未有層級的「全面經濟統戰」，同時更是衝著被視為有「天然獨」傾向的台灣青年族群（通常指 90 後，出生於民進黨首度執政前 10 年左右的世代）而來。
也有少部分人士，認為這件事情應該「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惠台」政策，是因為中國「求才若渴」，台灣訓練有素的青年世代人才，正能夠填補目前中國在影視產業、學術領域、科技新創中需要的空缺，「如果有能力，自然全世界搶著要你。」（雖然我個人實在很好奇，這是哪來的天真想法）
1988 年元月出生的我，今年剛邁入 30 歲，可以說是屬於所謂「惠台」政策「積極爭取」的一代。以下我無意、也沒有能力去一一分析所謂「 31 項惠台政策」對台灣不同產業的影響分別為何；或「惠台」政策這「巧妙」的公布時機，是否因為習近平在 2 月底放出「修憲」風聲後，美國國會緊接著正式通過《台灣旅行法》之故，背後有著大國博弈的隔空角力痕跡。
我只關心，台灣如今產官學界的領導者們，和我的同輩們，是如何看待如今我們所面臨的空前危機──是的，對我來說，台灣如今面對著「惡鄰在史上最強的時刻」，幾乎到了 1979 年「中美斷交」時，舉國近乎風雨飄搖的處境。
與當年不同的是，如今企業和政府中居上位者（不論黨派、勿戰藍綠）似乎毫無感覺、毫無危機意識，並且放任著我們這一代自求多福──說難聽點，也就是「自生自滅」。
會說出這麼重的話，不是為了「搏版面」，而是真的對周遭同儕們面臨的困境、茫然與抉擇深有所感，不論你今年幾歲，如果還願意聽我一言，請繼續往下看：
先從我自己的故事說起
我畢業於台灣某前三志願學府的管理學院，大學起自食其力，畢業後首先去當兵，接著在某金融機構短暫工作一年後，申請學貸，以及某機構的獎學金，在美國攻讀兩年的 MBA 。
在美國某東岸商學院畢業之後，2014年，我 26 歲。可能因為個人在美表現並不突出，激烈競爭下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於是，放在我眼前的大致上有以下三個主流選擇：
1. 到香港或新加坡工作：以金融業或管理顧問業來說，這是亞太地區長年以來的首選，如果進入外商或大型本地金融機構，薪資行情大約折合新台幣是 180K 到 200 K 以上──你沒有看錯，我的學長商學院一畢業後，在某新加坡大型銀行投資部門，確實領到折合超過 220K 新台幣的月薪，以當地的物價和金融業薪資標準來說，這一點都不稀奇。而即使房租和生活費用遠較台灣為高，省吃儉用的他，仍能夠在短時間內累積十分可觀的存款。
2. 到中國大陸工作：這應該是近五到十年左右，自金融海嘯後才日漸出現的趨勢。由於中國上海、深圳等地分別因為跨國銀行、本地重點銀行的積極佈局，加上兩地證券市場暴起（暴落）的「熱潮」與政策扶植為「準備取代香港」的金融中心，中國市場不論內資外資，對於「海龜」、或具備實務經驗的專業白領，「能給」也「敢給」──工作一、兩年，領折合新台幣約 150K 以上月薪的「專員」，大有人在。
3. 回台灣：非常遺憾的，回台灣雖然人親土親、充滿溫情，但你大概只能跟買車買房說再見。就我綜合所有大學時期、研究所時期的學長學弟分享，如果沒有幾年工作經驗、或是常春藤盟校、還是一個「大客戶」老爸的「加持」，就是「慢慢蹲、等上位」。放在眼前的職缺，可能是「儲備幹部」，也可能是「分行襄理」、「理財專員」、「助理顧問」，總之只要是社會新鮮人，薪水一律最高 70 K 封頂。
看到台灣的新聞媒體，紛紛報導著諸如「金融業金飯碗，年薪百萬不是夢」等資訊，底下還有無數酸民留言：「金融業就是買空賣空啦」、「金融業好爽」、「黑心錢」等等，真的會對當年信誓旦旦喊著「亞太金融中心」的台灣，曾幾何時淪落到此等地步，感到深深的悲哀。
最後，我經過 100 多封履歷的投遞地獄，和 20 幾次的越洋面試，來到位於香港的中型外資顧問公司，從小小顧問做起。工作三年多，年薪含績效獎金，扣除稅費後是 450 萬新台幣左右，目前我已經替近年久病纏身的家人，繳清了位於新北市老公寓的所有貸款（包含因為醫藥費用的二胎）與我自己的學貸。
請不要認為我是故意在 brag 自己：我很誠實地說，自己的確很努力很拼，但我絕對不是大學、或研究所時期「班上的優等生」──比我優秀、甚至更努力的台灣同儕和學長學弟，實在太多太多了。
但上次我們大學同學會，聽到好朋友們對大環境的無奈與憤怒，我不禁深深感覺，不是他們不「聰明」或不努力，而是整個台灣的現實環境，種種「主客觀條件」，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實在是既壓抑又險峻。
台灣的產業困境──以金融業為例
所謂的「主客觀條件」，「主觀」在這裡指的是「老闆的主觀」；而「客觀」指的是台灣的所謂「國際競爭力」：薪水，是最直白最好說明的例子。
以我相對熟悉的財金相關產業來說，「主觀」上，台灣的金控家族大老闆們，很顯然地認為「給你（年輕人）這樣的錢，已經是台灣（各產業平均）最好了，還不給我爆肝努力報答我的栽培」──若以金融保險業的平均月薪 7 萬 6223 元來看，過去 20 年來平均年增 2.3％，也的確已經是台灣各行各業薪資「凍漲」潮中一支獨秀者了；但是如果我們對比一下「獲利不斷創新高」的業者，和各金融從業員們捫心自問，自己有沒有拿到「76K 的平均月薪」，應該很快就能得知，這些「上探 5,500 億」的獲利，主要都是誰賺走了。
而「客觀」條件呢？這邊有則新聞，引述如下：「中信銀總經理陳佳文昨在公司徵才說明會上示警：『香港薪資（香港金融業）已是台灣的 3 倍，中國資淺員工起薪也追上台灣，同樣 10 年經驗，薪資更達台灣 1.5 至 2 倍』。」這是台灣代表性的金融機構，層峰級的專業經理人自己說的。
其實，台灣多數金融業者，總以「政府沒有拼經濟」、「法規不夠開放」、「金融業競爭力衰退」、「人才加速流失」來為自己辯駁，早已不是新聞。這也當然反映了國際市場現狀和政府開放程度的部分事實。但我認為除了「外憂」之外，業者們有沒有想過，為何台灣小小一個市場， 2,300 萬人口，卻有全世界主要國家中最高的分行密度？為何幾大金控家族永遠「分庭抗禮」，總是做著同樣的事情──你賣結構債我也賣；你降手續費我也降；你推指數性房貸我也推⋯⋯？為何無數呆帳收不回來的「末段班」金融機構，永遠還是剩半條命地活在那裡沒有被淘汰？為何創新的業者總是那麼少，多數業者都是「砲口對內」、流血殺價競爭，卻沒辦法整合轉型、或是另闢蹊徑？
再問問台灣的政府，歷任的「金管會」，到底有沒有「產業發展的計畫」？口號之外有沒有執行？執行成效怎麼樣？然後就算說「防弊重於興利」好了，那請問這麼多年下來，兆豐案、慶豐案、二次金改案、永豐金弊案⋯⋯，哪一案「防」到了？
換藍換綠，20 年過去，現在朝野官員、民意代表們，已經沒有一個人再敢喊出什麼「亞太金融中心」的口號，這是誰的責任？
金融產業，只是整個台灣產業停滯、政府無能、業者保守無國際競爭力的縮影──它甚至還是比較沒有「死得那麼慘」的。這個結果，或者說這個政府和企業不求新圖強的「共業」，如今受害最深的是誰？
看看你的薪資條，看看資深你三年或五年，跟你一樣苦哈哈的前輩，然後看看 60 歲上下，位居高位打死不退、威嚴滿滿的那些「副總裁」、「總監」、「事業群總經理」們，當然還有電視打開就看得到的政治人物們，答案已經昭然若揭。
「90 前後世代」，對中國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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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否舉世皆然，凡「長輩」們，似乎總是非常喜歡替「晚輩」貼標籤。比如說「草莓族」、「厭世代」、「佛系青年」等等，政治光譜上，也有「天然獨」的說法，現在則又因為要強調中國對台灣新生世代的影響，出現了更不知其所謂的「天然統世代」說法。
我不能代表整個 90 左右世代發言──事實上，我認為任何一個人都沒有資格為整個世代代言。但討論了落落長的產業、世代與薪資凍漲困境（很抱歉，本來只想投稿1,000 字的）之後，我想要回到主題，討論一下為何我會說再這樣下去，台灣沒有「天然獨」、「天然統」，只有「天然亡」一途。
很簡單，我認為如今台灣對多數 25 歲到 35 歲，所謂社會中生產力最強、最有發展潛力的青年世代人才來說，似乎只剩下「情感認同」、「理想主義」的吸引力，再也沒有其他──而日漸失去青年的國家，怎麼可能會有未來？
我先舉幾個周邊的例子，相信各位讀者朋友如果在 30 歲上下，周邊也一定有著類似的朋友：
A 君，26 歲，學生時代就積極參與學運、抗爭的熱血青年我學弟。A 君對所謂的「台灣認同」，從他在臉書上的姓名拼音都要用「台灣文」，護照上必貼「台灣」貼紙，可以說無庸置疑。但出社會工作兩年後，他最近在朋友介紹下，接觸了一個工作機會，是中國某大互聯網公司的「孫公司」，在杭州的一個支付軟體專案，需要網路金流相關分析人員。對方開出的薪資，是 40K──人民幣。
「要不要去面試？這樣是不是背叛了我的理念？」他和幾個很要好的朋友（包括我在內），吐露了內心的猶豫：「我知道北京政府是極權、沒自由、迫害人權的政體，但如果我去那邊，可以立即改善我的經濟狀況，先養活自己和家人，以後回來再替台灣努力，這樣應該不為過吧，畢竟我現在的薪水（ 39K 新台幣 ），扣除孝親基金後，連台北市的雅房都住得有點勉強⋯⋯」他說。（結果，他去面試了該職務，但最後「靠介紹」的他，還是被一共 500 名競爭者選出的候選人給淘汰）
B 女士，30 歲，美國西岸名校畢業生，最近剛與美籍華裔第二代結婚。B 君對「台灣」同樣充滿感情，但目前在灣區創投工作的她，非常直白地說：「錢賺夠了之後，我一定搬回台灣，但台灣現在的環境，也只適合退休了。」
B 女士因為工作關係，平均每個月要飛一到兩次北上廣，「現在（創投）看的除了美國的案子外，就是中國的案子，這沒有辦法的，那邊市場大、機會多，而且那麼多知名投資機構如高盛、大摩小摩⋯⋯哪一家沒有過去？」她說自己始終沒辦法習慣當地的「空氣」（可能包括實際的空氣和「氣氛」），但那個市場夠大、有舞台，「重要的是，當地很多年輕人其實很有想法和能力，而且市場環境讓他們有機會表現。」
C 君，34歲，是我在大學社團中的創社老學長，他在北京創業已經邁入第五年，募資也順利，算是成功立足。但私下的場合，他對於中國市場只有抱怨和批評：「北京人看人啊，只看背景、靠關係，看起來機會處處，其實一點都不好，奉勸你們別天真，看事情別只看表面，『老共』狡詐得很，不要被吃乾抹淨就好⋯⋯。」
那麼，一身武功的他，回不回台灣呢？「當然不啊！其實一年半前我募資不順時，有回台灣探過幾次路，是規模穩定的上市大公司，但最多就是空降當一個經理，上面不誇張大概有 6、7 層老闆，而且薪資也沒有競爭力⋯⋯」他說：「我真的很想回台灣，台灣的民主法治，多少錢都換不來。但對不起，我還是要先養活自己，趁年輕賭一把，我沒有勇氣現在就回去⋯⋯對了，那香港會不會好一點？」他問我。
如一把利刃，殘酷地切進台灣青年的痛處
我想著灣仔、金鐘、旺角、尖沙嘴街上，一家家連鎖珠寶行、電器行、精品店，取代了過去饒富特色的特色小店或老牌燒臘餐廳；我想著先前沸沸揚揚的「銅鑼灣書店事件」、「香港議員被 DQ 事件」；我想著自己在香港的同事、朋友，總是說著「香港不再是香港人的香港」、「現在就是看『上面』臉色」⋯⋯。現在的香港，其實已經越來越像中國的一線城市，當然沒有所謂的「好一點」。
好些香港人更說著要來到台灣定居，「因為台灣還有民主自由法治，這裡都沒了！」他們說著，但問起什麼時候，「等賺得差不多了，4、50 歲時看看有沒有機會過去吧！」的答案，無一例外。
我又接著想起前面 B、C 兩位海外工作者，和我自己之外，絕大多數學生時期至今的好朋友們。
他們之中，許多人都還是充滿著理想與抱負，也都還是努力在台灣這片土地上促成改變。但不只是薪水而已，我必須很沈重地說，整個台灣社會很多時候，正在辜負他們──
我一位朋友是高中老師，他多年前自願選擇到偏鄉地區任教，教學認真不說，課餘之時還在不斷用線上課程進修、充實自己，並且無償幫學生補習英文。但你知道嗎？只是因為一次在校務會議時，他因為氣不過學校高管對原住民小朋友的歧視言語，頂撞了幾句，竟然被校方高層聯合運作，給了一個「丙等」考績。
他不服結果打算申訴，所有的同輩老師、「較友善」的校方高層，卻全部勸他：「消息會傳到其他學校，你在這裡待不下去、到別的地方也會『黑掉』，何必呢？就吞下去道個歉就好吧！」而他也因為有高堂有妻女，最後只得選擇忍氣吞聲低頭認錯。
還有一位小學同學，和我一樣 30 歲了，她懷抱著對「改革媒體」的理想熱情投入新聞工作，工作整整八年，換了三家電視台兩家平面媒體，每一家的長官都告訴她「要跑獨家、要拼流量、要拼收視率」，她也努力妥協做到績效。但在一次「業配新聞」中，由於她被廠商抱怨「問太多無關問題，幹嘛啊找麻煩啊？」因而被主管「約談」（訓斥），終於踩到了底線：
她嚴正抗議自己只是詢問該店家的食材來源，是否如標榜的「產自瀨戶內海」而已，卻被說是「不敬業」、「不專業」。最後高層要她親自前往店家道歉，她不堪如此屈辱，遞出了辭呈。目前 30 歲育有一子的她，對台灣傳播業充滿失望，擔任兼職翻譯的同時，正在尋找對岸互聯網內容產業的機會。
如同上述的例子，五花八門、細數不盡⋯⋯說也說不完，但它們背後有一個共通點，也是我廢話了這麼多，其實唯一想要提出的重點：
如果在這片土地上奮鬥，沒有合理的薪資報酬，至少還可以燃燒理想。但如果連理想都被陳腐僵化的體制給踐踏，那到底我們是為了什麼而留下來？
我認為，中國「 31 項惠台政策」，或許有心、或許無意，刺中了許多台灣年輕世代，心中最痛的那一塊──都是忍氣吞聲、都是啞巴吃黃蓮、都是上位者說了算、都是嘴上說你是人才其實把你當奴才，那我為什麼不去錢多一點、機會多一點的地方？
中國的大學生就業博覽會。圖／humphery＠Shutterstock
那怎麼辦呢？一些「拾人牙慧」的老調重彈
台灣不是沒有拼命努力後，成功立足（或回到）台灣、豔驚台灣甚至世界的年輕人，絕對有。
但是，我們很客觀地從數字上來說，對身在台灣的多數台灣年輕人來說，這顯然是「一個只有努力還不夠的時代」（這篇《換日線》上的文章，用數據呈現和精煉文辭，遠比我高明地道出了我的觀察與心聲，在此推薦，也就不再贅述）；這也是一個相較亞洲的競爭國家如日韓新加坡，「格外不重視年輕人才的國度」。
我不想再挑起所謂的「世代對立」、「貧富對立」、「族群對立」等仇恨（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像），長輩和居高位者們，也或許各有其苦衷。
但必須藉此時機闡述的是，中共當局如今是非常針對性、非常目標導向性地，加速早已存在台灣以久的「青年外流潮」──就算一百個青年裡面，只有 30 個人因此「加速流失」到對岸，那潛在的破壞力，甚至造成內部「賣台與否」的爭論潮，也將成為今日台灣無可承受之重。
而就算台灣大環境失望、看不到機會的青年不願「去投共」，新加坡、日本、韓國、澳洲甚至美國呢？如果這些本就具有吸引力的市場今天加大張開雙臂、吸引各國青年人才的力道（事實上早就在進行），反觀台灣日漸失去了產業轉型的契機、失去了創新的能量、陳舊的體制和僵化的產業越來越失去地位，迫使年輕人不論所謂「白領」、「藍領」一再出走，「台灣菲律賓化」將不是危言聳聽──即使歐洲老牌國家如希臘、義大利、西班牙，君不見在國內經濟凋敝、青年失業率突破 2 位數的時候，該國青年誰不是像經濟難民一樣各奔東西？
台灣不想「天然亡」，徹底變成被邊緣化的孤島，拜託居上位者多聽聽青年們的聲音。身為所謂的青年，卻看著周遭朋友們、同輩們一直「老調重談」，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但既然很顯然地多數上位者都沒有聽進去，我在此再不怕醜地拾人牙慧、複誦一次：
一、請上市櫃公司為首的台灣企業老闆們，以身作則創造有「國際競爭力」的薪資和勞動水平，並且加強公司治理，與組織革新和轉型，盡量給訓練有素的年輕、中堅人才舞台──相信我，他們的表現不會令您們失望的。
二、拜託政府不要再「口號拼經濟」，真的借鏡各國、落實國際水平的市場開放，配合嚴謹的稽查制度，並且在公營行庫、公營事業上戮力改革，停止毫無必要的政策補助，不要讓「劣幣逐良幣」，把「大環境」做好就好。減少「人治」、「規劃經濟」色彩，多多鼓勵新創、創新的事業，讓各產業回歸健康、良性競爭的市場機制，幾經淘洗，自然會恢復元氣。
三、請年輕世代的我們，不論身在何處，多點「團結」而非「對立」吧──上一世代延續至今的政黨惡鬥、族群分化、文人相輕、你「右派」我「左派」、「這樣的 XX 我不要」⋯⋯等等，再吵下去不是不行，但如今人家對岸強權是拿著一把鈔票，對上我們的一盤散沙，能不能我們先暫時在「認同台灣」的最大公約數之中，努力想想在各行各業、不同地方的我們，可以除了爭辯誰是誰非之外，一起嘗試實際做些什麼？
四、請政治人物們不要「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受選民託付的政治人物、民意代表，背後代表的除了民意之外，更是台灣在亞洲地區得以彰顯其特殊性的民主價值。這也是我們可以和所謂「對岸強權」抗衡的利器。
但政治人物們，可不可以有人在當選之後，真的保持所謂的「謙卑」，真的從長遠、具格局的角度，為台灣的發展之路擘畫一個健康的環境？而不是只為了短期的選票考量、為了金主的私人利益，做出背棄選民、背棄自己承諾的作為？
如果說大家認為這個要求對台灣的政治人物來說太高，那麼，我們自己是不是可以多做點事情：多花點時間監督官員民代說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多參與公共事務的認真（而非嘴砲）討論；具體發揮選票的力量，讓不適任的官員、民代知所警惕？
謝謝您願意看到這裡，我會虛心接受所有人的批評，言詞過於主觀或不周到之處，也無非只希望大家能夠多點危機意識。如果看完這篇文章之後，你仍認為這不過是我一個「賣台香港打工仔」的危言聳聽、唱衰台灣，我真的很希望你能參與一次，我們公司和許多國際集團、投資機構的會議，實際聽聽那真實發生過許多次的對話，和說話者的語氣：
「 Taiwan? Let's just skip it. 」
我知道你對這樣的現狀憤怒不平，我也是。
執行編輯：HUI
核稿編輯：張翔一
Photo Credit：國台辦新聞發布會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