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公開高度肯定政府在執政初始就明示組成 AI 內閣，國科會更早在去年 2024 年 7 月，便預告制定「人工智慧基本法」並提出草案，積極多次召開會議，面對重大機會與挑戰勇於任事。其次要支持與鼓勵數位發展部的長官和同仁們，萬事起頭難，推動一個新的部會深具挑戰，成果也需要時間才能逐步呈現，黃彥男部長的堅持和大家的辛勞，我們都有看見。第三要感謝葛如鈞委員積極召開今天的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公聽會，邀請立院同僚、相關部會與社會先進，樹立良好的立法典範。
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能夠鼓勵各個領域的領導者高度關注，並根據 AI 可能會影響我們孩子、經濟與未來存續繁榮，積極討論與行動。
接下來我想基於兩個前提來討論：一、AI 對台灣是歷史性的重大趨勢，和台灣的繁榮與存亡息息相關。二、政府有做不到的事以及不適合政府做的事。
AI 基本法是不是非立不可？
基於上述兩個前提，第一個要問的問題是：AI 基本法是不是非立不可？立這部法律的最重要目的是什麼？
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AI 的影響範疇幾乎觸及政府運作和社會管理的每一個層面，我們來看看政府可以用 AI 做什麼：
一、提升公共服務與行政效率
1. 服務自動化與優化：AI 驅動的服務機器人、虛擬助理可提供 24/7 的公民諮詢服務，自動處理標準化申請（如證照、補助），提升效率與便利性。
2. 個人化服務：AI 分析公民數據（在符合隱私法規前提下），提供更個人化的公共服務，例如客製化的教育資源、精準的社福補助推送、個人化的健康建議等。
3. 資源配置優化：AI 可用於分析城市交通流量以優化號誌控制、預測能源需求以調度電網、預測疾病爆發熱點以調配醫療資源、優化公共設施（如垃圾清運路線）的排程等。
4. 內部流程自動化：政府內部大量重複性、文書性的工作可由 AI 處理，例如文件歸檔、報告生成、數據錄入，釋放人力從事更複雜、需人際互動的任務。
二、提升政策制定與決策品質
1. 數據洞察：AI 能處理和分析大量的結構化與非結構化數據（經濟數據、社會調查、輿情、學術研究等），幫助決策者更全面、快速地掌握社會經濟狀況、識別趨勢、發現潛在問題。
2. 政策模擬與評估：利用 AI 建立複雜模型，模擬不同政策選項可能帶來的經濟、社會、環境影響，輔助決策者評估政策效果與風險，做出更明智的選擇。
3. 預測性分析：AI 可用於預測犯罪熱點、經濟衰退風險、傳染病擴散趨勢、自然災害影響等，使政府能提前部署應對措施。
4. 法規制定輔助：AI 或可協助分析現有法規的衝突與缺漏，甚至在未來輔助草擬標準化法條。
三、增強國家安全與社會治理
1. 國防應用：AI 在情報分析、戰場感知、自主武器系統、後勤優化、網絡攻防等方面有巨大潛力，高度適合台灣深化非對稱戰略，確保國家安全。
2. 公共安全：
– 智慧監控：利用 AI 分析監視影像，進行人臉辨識、行為異常偵測、人群流量監控等（需嚴格規範以保障隱私與人權）。
– 預防犯罪：分析犯罪數據以預測高風險區域或模式（需警惕演算法偏見問題）。
– 緊急應變：快速分析災情資訊、優化救援路線、預測次生災害。
3. 網路安全：可用於偵測和應對網路攻擊、識別假訊息、詐騙、維護網路空間秩序，但同時也可能被用於發動更複雜的攻擊。
政府如果應用 AI 得宜，對國民來說是莫大福祉。政府如果不積極應用 AI，恐怕連最基本的保護國民生命與財產都做不到，而政府如果濫用 AI，可以輕易地控制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光是以上三點，就可以肯定我們需要 AI 基本法，首要任務，就是確保政府不會濫用 AI。
我們都希望有車坐但不被車撞，有電用但不會得癌症，有錢賺但不會犧牲人權。AI 基本法第一個作用，就是指引我們的政府成為 AI 政府，用 AI 來服務人民而不是控制人民，成為進化的獨裁者。
類似的思維，在全球也已經成為顯學。各國紛紛啟動 AI 國家級立法或行動計畫，方向明確：
美國：2025 年 1 月，白宮發布新的 AI 行政命令，要求 180 天內提出完整行動計畫，重點放在經濟競爭力與國家安全。
英國：2025 年 1 月，英國政府推出「人工智慧機遇行動計畫」，以三大支柱推動 AI 發展，包括建構 AI 超級運算與資料基礎設施、擴大 AI 在公部門的應用、促進主權 AI 發展。（預計在 5/13 舉辦的「台灣 AI 策略發展高峰會」，將探討台灣如何準備好強韌彈性的基礎架構以迎接 AI 轉型）
歐盟：2025 年 4 月，歐盟推出「AI 大陸行動計畫」並聚焦五大領域：AI 運算基礎設施、數據取得、戰略產業 AI 推廣、AI 人才培育、簡化法案落地，並設立「AI 法案服務台」協助產業合規。（在今年 1 月舉辦的「AI 人才高峰會」，台灣產官學專家齊聚探討如何成為 AI 時代的領跑者）
南韓：2024 年底，南韓正式通過《人工智慧發展與建立信任基本法》，此法成為繼「歐盟人工智慧法案」之後全球第二個通過之 AI 專法。
台灣若在此時輕忽 AI 治理與發展的規劃與制度討論，不只錯失產業轉型與技術升級的機會，更可能在國際合作與信任上遭遇瓶頸。制定 AI 基本法，是勢在必行的方向。
政府真的可以透過 AI 基本法來促進台灣的 AI 經濟？
政府真的可以透過 AI 基本法來促進台灣的 AI 經濟？這個問題其實很模糊但值得進一步關注討論，我們來列出幾個例子呈現一個輪廓：台鐵、郵局、高鐵、悠遊卡、台北 101、大巨蛋、Taiwan Pay、因材網、揪科、TAIDE。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界線與平衡要怎麼拿捏？公共建設和私人投資的界線應該怎麼設定？公私協作的模式要怎麼發展優化才能最大化我們的公共利益？
也許比較恰當的問題是：有哪些事是民間做不到，非要政府出面不可？
在 AI 的範疇，民間能夠自行使用國際 AI 來發展應用，目前看來，台灣民間沒有足夠的能力彙整能夠支撐台灣價值的語料集，而醫療、教育和金融，是三個政府高度管制，而 AI 又能夠有效創造高度應用價值的領域。
從這裡可以得出第二和第三個結論：
AI 基本法應該確保政府各部會整備 AI ready 的數據，發展 AI 數據治理的基礎設施，以及確保民間在發展 AI 應用創新時，能夠有足夠的安全措施保護我們創新者們。
綜整起來，第一波相關部會包括國防部、教育部、金管會、衛福部，量子運算即將成為 AI 發展的另一個科技突破，國科會必須比過去更積極關注我們的科技發展，而所有的這些發展可能，沒有一個和數發部無關。
這會延伸出另外一個重大的課題：數位發展部，是不是應該考慮改制為數位發展委員會，主委由政委兼任？哪一個部會可以沒有數位發展的規劃、可以沒有 AI 轉型的積極作為？
看來只開一場公聽會，遠遠不夠。
（首圖來源：AI 工具 ChatGPT 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