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79年12月10日，美麗島事件爆發；1980年，軍法大審登場。被當局視為頭號叛亂犯的美麗島事件總指揮施明德，在最後陳述的前2個小時，始得知曾發生「林宅血案」，施明德悲慟泣訴：「請求法庭判我死刑！我請求！我請求！」並放棄當庭宣讀完整的最後陳述。42年後，他將最後的答辯狀出版《施明德的政治遺囑》，他堅信歷史法庭將還給他公道。
在美麗島事件42周年前夕，當年事件總指揮施明德在接受《中國時報》專訪時強調，當年美麗島要對抗的，就是民主五大害：黨禁、報禁、戒嚴令、萬年國會、御用司法。40幾年來，只剩下「御用司法」依然生龍活虎，這是台灣司法人員之恥，政黨輪替，藍綠掌權，御用司法就會自動靠攏，行政法院幾乎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判掌權者贏。
美麗島要對抗民主五大害
近期以來，施明德因被動披露民進黨創黨主席江鵬堅告白是調查局臥底，並指涉前黨主席謝長廷也是臥底特務，使得民進黨的組黨黨史備受議論。施明德要求蔡政府應打開美麗島事件的所有檔案，他說，2000年以來，民進黨兩度執政，擔任總統、行政院長的人，幾乎都是美麗島辯護律師世代，真相不能大白就是因為這些人在阻撓，誰在害怕？
1987年台灣解嚴，施明德拒絕減刑、特赦，直到蔣經國逝世，李登輝宣告判決無效，並送達「罪刑宣告為無效」的特赦證明書，1990年以無罪之身出獄。監禁累計長達25年半，成為在白色恐怖時期最有影響力的政治良心犯。不過，蔡政府成立的促轉會竟還通知要為他「撤銷判決」，施明德質疑，這種沒有歷史高度的促轉會，怎麼推動轉型正義？以下是訪談摘要：
問：美麗島事件經過42年，你如何看待事件對台灣的意義？
答：現在年輕人都不知道美麗島事件是什麼，這事件改變了台灣的歷史，要從三階段來說，美麗島黨外總部、美麗島政團，最重要是美麗島軍法大審；台灣從來不是國際新聞的大標題，美麗島事件第一次成為國際新聞大事件。後來我逃跑，影響太大，連陳菊都說，如果一開始我就被抓，速戰速決，就沒有後續，最後公開審判，這個轉折太重要。
軍法大審 鼓舞人民抗強權
我那時在法庭上面帶微笑、手插口袋出庭，肢體語言是另類答辯狀，我連肢體語言的答辯狀、文字的答辯狀，都寫好了，我一個人說的話超過所有的被告，美麗島軍法大審判改變了整個台灣，它是一個大型的「二二八事件」。
大審判的深遠影響，台灣人從恐懼沉默的時代結束，外來統治者的勢力向下滑，一直滑到政權消失，這是一個歷史轉捩點，這是一連串事件，而非單一事件的結果，至今的影響尚未結束，同時讓台灣獨立話題打破禁忌，成為與統一同樣的政治品牌。
問：你認為這場軍法大審對後來的黨外運動，產生那些影響作用？
答：我在法庭上大談國際公法，有一次陳長文就跟尤清說，施明德的法學那麼紮實，應該到政大來教國際公法。其實，國際公法是我研究最紮實的學問，我為了研讀國際公法，專心學日文，再去看日本人寫的國際公法。法官還說要拿國際公法的資料給我參考，我就說不用了，這個我已經讀過兩次。
當時我自己的法律辯護，比辯護律師強太多了。「未暴先鎮、鎮而後暴」，我用這個理念，辯護高雄事件的真相，整個辯論庭每天在媒體延燒，全台灣都好像在上政治大課，知識分子開始省思，台灣才從恐懼沉默，走向全民政府，軍法大審更鼓舞了人民敢於起來反抗強權。
小蔣放話 把他關到變狗熊
問：從解密檔案來看，蔣經國在軍法大審前後，扮演什麼角色？
答：蔣經國被我絕食搞慘，我從監獄的死囚那裡得到教訓，「你想活，你會死；你真的想要死，反而有機會不死」，一旦法庭判我死刑後，我馬上成為烈士，我哥哥告訴我，有人說，若施明德真的被槍斃，會幫我蓋一座「施公廟」。
蔣經國曾把余紀忠找去，詢問他對施明德的看法；余對蔣說，「大審前，我覺得施明德是一個惡棍，到處惹是生非，大審後整個改觀，他原來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後來跟余紀忠說，「其實你才是真正的特務頭子，記者把跑來的新聞跟你報告，比特務的報告還要正確，分析也比較精準。」余紀忠當時笑了。
我看過檔案，情治系統的「老黑專案」就是針對余紀忠，他身為蔣經國的朋友，那種身分，照樣被特務盯上，當時特務綿密到那種程度，「你說美麗島大審的律師裡沒有（特務），開玩笑！」那個時代不這麼做才不正常。蔣經國的統治手法還是比較厲害。
當年擔任陸軍總司令的郝柏村，後來跟我說，法庭宣判死刑前，蔣經國約見各軍種總司令，郝也在場，蔣詢問對判決的意見？大家當然不敢有意見，結果蔣經國說：「他（施明德）想當烈士，偏不讓他當烈士；他想當英雄，偏不讓他當英雄，偏要把他關到變狗熊。」當年在現場的一位侍從官，後來在公開演講時，也提過這一段。
我從死刑變成無期徒刑，大家都說，是否是來自國際壓力？我說，「沒有，是我自己救了我自己」。我在法庭上的陳述、告白，蔣經國全部看過，知道我在想什麼。當初我要是卑躬屈膝，就死了，就像殺一條狗一樣。
事發被捕 國際人權團體營救
問：美麗島事件爆發之前，你有評估當局會抓人嗎？
答：事件衝突前，黨外組織化已經完成，衝突爆發，蔣經國就下手，動作神速，後來大逮捕，大家說我是1980年台灣最轟動的男人，讓國際人權團體加入營救。當初我跟大家提到，若被抓應該要怎麼辦時，大家都意興闌珊，「不要說這些，不可能抓我們的啦」，我還要教他們如何應付偵訊，他們都不知道。
第一次開庭我是用公設辯護人，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就是有沒有公開審判，有的話，公開到什麼程度，所以我找上同學尤清跟他說，「你從德國回來三年沒有出名，當我的辯護律師，你才會出名」。尤清問我要怎麼辯，我說我要全程保持緘默，行使緘默權表示抗議，因為在法庭上說的那些都無效。
我在審判庭看了那麼多死囚，法律辯護完全沒有用，尤清很急，很怕我保持緘默不做辯護。我知道法律辯護沒有效，我一轉頭，看到一邊是信介仙、一邊是姚嘉文，我想，政治辯護，黃信介是沒辦法的，但是他的台語演講非常好，真的是台灣第一，但要他說政治理論，一定沒有，後來我就對旁邊的姚嘉文喊，「嘉文！政治辯護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