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世宏專欄：川普關稅來襲　台灣不必忍氣吞聲

2025年4月2日，美國總統川普在白宮記者會上高調宣布，針對全球主要貿易國祭出「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s）政策，宣稱美國長期被不公平貿易對待，如今將針鋒相對，調整各國輸美商品的關稅稅率。根據其公布的清單，台灣名列其中，未來將被課徵32%。

許多人或許仍以為，這不過是川普一貫的政治語言，或某種對中國貿易戰的延伸。但事實上，此次針對台灣課徵高額關稅的舉動，意味著一個更深層的地緣政治經濟變局：美國將以關稅作為國力投射與供應鏈重組的工具，對盟友也不再手軟。

依賴即脆弱，赫希曼式的「經濟控制」

對於這種以貿易為手段進行戰略壓迫的手法，政治經濟學家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早在1945年出版的經典著作《國力與對外貿易結構》（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中就已洞見其本質。他指出，對外貿易表面上看似是互利互惠的交換機制，實則潛藏著權力不對稱的結構。當一個國家在貿易上嚴重依賴另一國，這種依賴本身就可能被轉化為政治支配與施壓的管道。

赫希曼稱此為「影響效應」（influence effect）：一國若能使他國出口集中於本身市場，或其供應鏈無可取代，便能利用「中斷貿易的威脅」作為地緣政治操控的工具。此種策略在1930年代納粹德國對東歐鄰國的貿易安排中已有明確體現。納粹政權透過雙邊協議，讓奧地利、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出口嚴重依賴德國市場，進而迫使這些國家在外交與軍事上屈從。

如今，美國對台灣的依賴結構正好是相反的格局。過去是強國利用貿易依賴來操控弱國，而今天，美國對台灣製造的電子零組件產品與台積電的晶片製造依賴甚深，卻反而以此為由，對台灣課徵懲罰性關稅。這種「反向赫希曼效應」（reverse Hirschman effect）——強權因自身依賴而企圖扭轉支配關係——正是川普此次政策的關鍵邏輯。

友台？不友台？國際政治只有利益

此次事件，也讓台灣政府與人民再次看清國際現實：即使我們是華府口中的「民主燈塔」、供應鏈的「關鍵夥伴」，當涉及美國內部利益重整與選舉邏輯時，川普對我們也毫不留情。

與此同時，歐洲的反應顯得更為務實。面對川普對歐盟加徵20%關稅，法國總統馬克宏4月3日立刻公開呼籲歐洲企業「暫停對美國的投資」，直到美歐貿易關係明朗化為止。他在與法國工業界代表會議中表示：「近期宣布或即將進行的投資應暫停，直到與美國的情勢明朗。」

藉由「暫緩投資」這種企業界可控、具彈性、但足夠有份量的手段，來對美國釋放警訊：貿易不能片面操作，否則將損害你所需的外部投資與產業鏈信心。

川普的政策根本未考量台積電對美國產業的貢獻，甚至無視其在美國境內已創造千人就業與技術移轉的現實。（美聯社）

台灣需要有自己的馬克宏

對台灣而言，我們是否也該有類似的策略性回應？台積電對美投資金額將高達1650至2000億美元，這不只是企業全球經略，更是國家戰略布局。我們無需立即宣布撤資，但可與法國一樣，釋放出「投資暫緩、靜待情勢澄清」的政策訊號，讓美方理解：企業信心與政策穩定密不可分，若任意施加關稅懲罰，只會逼使合作夥伴重新計算成本與風險。

我們也不必模仿中國式的強硬報復，但不應以「我們不能刺激美國」的自我設限繼續容忍。赫希曼在書中提到，弱國未必全然被動，關鍵在於如何運用有限的工具創造迂迴空間。誠如他所說：「弱者或許仍能在制約自身的體系中靈活周旋，出奇制勝，讓強者感到意外。」台灣並非沒有籌碼，而是我們常常忘了使用它。

從晶片共榮到關稅懲罰

在這波對等關稅名單中，台灣與中國、越南、印度等列為高關稅對象，看似公平對等，實則未審市場結構差異。台灣對美出口多為高科技產品，其中逾七成為美商下單委託製造的電子零組件，如蘋果手機的A系列晶片、高通5G元件、輝達GPU皆出自台積電。這些產品在全球幾無替代來源，若課徵32%關稅，受害的不只是台灣廠商，更包括整條美國科技供應鏈。

但川普並不在意這些效率損失。他的目的是讓美國企業「回家」，將供應鏈搬回本土，哪怕成本高昂、效率下降。他所訴求的不是市場「最佳化」，而是「可控性」，即對生產、課稅、就業與技術轉移的主權重新掌控。而台灣，正因為技術太強、出口占比太高、對美關鍵角色過於明顯，反而成為「美國工業復興」的祭品。

赫希曼指出，當依賴關係進入極端不對稱狀態時，強勢國家反而會將這種不對稱視為脅迫工具。他寫道：「真正產生影響力的，不是貿易中斷本身，而是中斷的威脅。」今日川普未真正中斷對台貿易，但僅是以32%懲罰性關稅的一紙預示，就已產生壓迫性效果，企業恐慌、股價震盪、外交焦慮一併爆發，正是赫希曼理論的現代演化版。

更諷刺的是，美國對台灣的關稅制裁，並非因為我們不合作，反而是因為我們過度依賴、過度配合。在川普眼中，台積電與其說是盟友，不如說是美國在全球晶片戰爭中的「外包供應商」；而他要做的，是逼迫這家供應商交出更多投資、更多產能、更多控制權。

策略回應：從懲罰轉向談判籌碼

台灣該如何應對這場不公不義的關稅打擊？是否該立即暫緩台積電於亞利桑那州的投資擴建案，以示抗議？此事並非單純的「報復性撤資」，而是合理的策略回應。畢竟，川普的政策根本未考量台積電對美國產業的貢獻，甚至無視其在美國境內已創造千人就業與技術移轉的現實。

若在此情況下，仍照表操課投資上千億美元，只會讓對方認定台灣不敢反擊，從而在未來更多議題（如軍售議價、技術移轉、地緣政治安全承諾）上得寸進尺。因此，台灣應考慮暫緩相關投資，以爭取更多談判空間與政策說明。這不意味反美，而是要求尊重與對等，是建構「高技術戰略夥伴關係」的基本邏輯。

同時，台灣也應啟動多邊布局。包括與歐盟、日本、南韓建立高科技產業戰略協議，以分散出口市場；並同步啟動與美國國會、州政府層級的溝通管道，讓友台議員與地方政府明確知悉：關稅懲罰將損害地方就業與科技發展，而非提升美國競爭力。

赫希曼的預言，我們的選擇

在再版《國力與對外貿易結構》的序言中，赫希曼反思自己當年過於強調依賴的單向性，忽略了小國在結構中的回旋空間與反制能力。他提醒我們，即便處於不對稱體系，小國仍可透過多邊策略、制度協定與政治聯盟，創造可操作的戰略縫隙。正如他在書中所言：「弱者或許仍能出其不意，透過在制約他們的體系中靈活應對，讓強者感到驚訝。」

今天台灣正站在這條路口。川普的關稅政策，並不等於美國的全部，也未必會獲得全面支持。台灣若能冷靜應對、機動談判，並精準運用自己的技術與產業優勢，或許可以將這場關稅危機，轉化為重新定義美台經濟共榮關係的新契機。

歷史再一次證明：依賴從來不是單純的脆弱，它可以成為反制的力量。端看我們是否願意以赫希曼的眼光，重新理解台灣的處境與潛能。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