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秩序在全球主義、人文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等措辭的精心裝飾下，對許多人來說已經成為一種誘人的「民命」，即「天命」的當代版本。」
為了其影響和控制的目的，北京無節制地汲取中國人民的人力物力，並用此贏得了相當多的追隨者，包括來自世界各地各種各樣心甘情願且熱心的扈從、同情者、支持者、受賄者、同謀和皈依者，他們經常被觀察者貼上貶義的標籤，如「tankie 憤青」、「有用的白痴」或「白左」。
這些同情者中有不少是傑出又有才幹、慷慨無私，但往往傲慢甚至抱持種族主義優越感的西方菁英；他們習慣於根據虛假和受控的訊息，糊塗無腦地將自己的個人理想和幻想，投射到那看似「進步和革命」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夢想或假裝要藉此來啟蒙和「拯救」中國人民，指導和改變中國，從而以他們偏好的方式「拯救」並「改善」世界。
不少有能力、甚至雄心勃勃的西方人，在國內受挫或被邊緣化後，選擇幫助中共，而中共也確實常常以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名義和財富，給予他們令人滿足的認可和實在的好處。這些人有的是貪婪、工於算計，但最終是自尋死路的資本家，還有他們目光短淺的辯護者，他們會用包括常識在內的一切，來換取季度利潤和抽象的「世界經濟效益」。有些外國出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鼓吹所謂「東方／中國賢才政治」和「正義」社會政治等級制度之類靈丹妙藥，不僅為中共，也為整個披著儒家外衣的法家秦漢政體，構建複雜的辯護和宣傳。
曾經頗有影響力的美國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因為用不合邏輯的「那又怎麼說主義」（Whataboutism）為中共辯護而被公開稱做「中國辯護士」。
一位加拿大學者在2021 年指出，「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常常是「具有戰略重要性的先進研究領域的領導者們，都是（中共）資金充足且精心籌劃活動的目標，這些活動利用了他們的虛榮心、天真和貪婪」。即使在西方，也有大大小小的前任和現任威權領袖和獨裁者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金錢和道德支持中受益。一些觀察家公開指責，許多「西方頂尖菁英」似乎已經成為「習近平中國的啦啦隊」。
除了那些不那麼崇高的動機之外，對於戰爭與和平以及其他所謂「全球」問題，如氣候變遷、流行病、人類苦難和恐怖主義等，日益增長且往往真切的擔憂，也為建立一個世界政府提供了額外的理由和動力。不過，正如我試圖論證的，這樣的世界政府更有可能成為一個中華秩序式的世界帝國，而不是康德式的「自由國家聯邦」。 中共黨國因此有機會攫獲那些自私者和高尚者、強大者和謙遜者基於各自想像力的支持；而這種看似奇怪的聯合支持，加上北京擁有的世界級資源，使它有相當現實的機率能贏得中華博弈。囊括全世界的中華秩序最終可能甚至不是由漢人主導的，它的權力中心不一定在今天的中國，它甚至可能不會冠上中國的名字，但它肯定會改變人類文明的進程。在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模式下，不斷完善、更加「人道」的西發里亞體系，以其不斷擴張的人人平等之「普世」權利，實際上潛藏著可以讓一股堅定的力量將之重塑的基因和能量。中華博弈可能會導致熱戰，帶來難以想像的物質破壞和人口死亡；但事實上，一場全面的、一勞永逸的中美戰爭
的可能性，遠小於持續的、非實戰的戰爭。這種低烈度戰爭會取得零碎的成果，逐漸累加達到中共最終勝利的臨界點，可以令其巧妙地避免重演偷襲珍珠港式的大對決。眾所周知，中共一貫強調「政治戰（⋯⋯）不戰而勝。」人們對現代戰爭那些理由充分的恐懼，事實上可能會消減抵抗，並使在基因上就不太在意戰爭代價、不怕辜負人民的堅定挑戰者更加強大有力。
在法律或事實的西發里亞體系下，當一個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對峙時，確實可能享有某些獨特的、決定性的優勢。 理論和經驗都證明，在西發里亞體系下，民主國家往往比獨裁國家更優越、更和平。正如克拉倫斯．斯特雷特（Clarence Streit）等有影響力的倡導者很久以前所設想的，一個世界範圍的民主國家，一個由相似甚至相同的民主國家組成的中央集權聯邦，可能是人類文明的理想政體。59 如果中共承諾甚至看似要實現中國的民主化（先不談北京屢見不鮮的不守信和口是心非），那麼在統一世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下的世界秩序，也許仍然是可接受的。然而，正如本書第一章所討論的命題，比起堅持民主法治，一個世界政府，即使是由民主國家發起和領導的，當不受同儕力量的約束和挑戰時，將有更大的傾向（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會成為具有威權，甚至是極權政體的世界帝國。這是因為民主（或聯邦制度）是基於規則和妥協，其建立和執行公共治理權力的方式，其實不如威權獨裁來得自然。民主法治的維護，就像餐桌上或操場上的社交禮儀一樣，都需要刻意、不斷努力去維護，必須透過不斷的教育、社會化、內化來調整。所有人
類組織生活中都存在獨裁傾向，需要有意識地、不斷地努力才能加以緩解調節。 在國家和全球層面尤其如此，因為後果格外重大，而純屬運氣地減緩或扭轉這種趨勢的「外部」干預很罕見且代價高昂。類似於社會化同儕壓力的持續性外部競爭，是確保民主在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關鍵。即使在民主國家的聯邦／封建制度下，內部約束本身也不足以確
保單一主權力會受到制約和限制。因此，一個唯一的、不受外部競爭約束的世界政府，幾乎肯定會墮落為一個世界帝國的專制政權或一個功能失調的政體。在這種情況下，代價高昂的全球「內戰」，將把人類拖回原始粗糙的國際政治無政府狀態，一種事實上的、較不可取的西發里亞秩序，就像中華世界之前無數次發生的那樣，「世界」統一之「天下大
治」和「世界」內戰之「天下大亂」的循環不止，使中華人民遭受了長達許多世紀的災難和停滯。
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範圍的自由國際秩序，即冷戰後法律上（de jure）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迭代，比一個僅僅事實上（de facto）的西發里亞世界秩序更可取；但它承受著變異的壓力，也產生了政治全球化的躁動，也許已經接近基於規則的國際聯合體，在不演變成全球治理或世界政府，並推翻西發里亞體系的情況下的功能極限。世界貿易組織和許多其他國際機構在2010 年代和2020 年的功能失調，自九○年代以來那些「人道主義」國際干預的挫敗，以及自2001 年以來曠日持久且過度誇大的反恐「全球戰爭」，特別是摧毀蓋達組織（al-Qaeda）及2003 年入侵伊拉克之後（類似一個嚴重過敏性過度反應）都敲響了警鐘。 正如本書第一章所提到的，關於人性的一個重要見解是，不受約束的權力會腐敗，甚至很快就會驅使「好」人變得邪惡，特別是在「合適」條件下，例如假定的需要感、不確定性、危險或恐懼。62 人們的「自然」傾向和衝動是偏好威權主義勝過民主制度，樂見集中權力（和「解決方案」）勝過分散競爭；再加上現代科技（由民主下的競爭產生）的集中化強大助力，有可能在中華博弈中，令更為可取的民主和西發里亞世界秩序敗北。
由此，中共黨國對世界秩序的系統性變革，以及隨之而來的人類文明重新導向的力量，實際上可能比北京能擁有和行使的可見物質能力更強大、更深遠。因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中華博弈中面臨的一個關鍵挑戰，似乎是在不成為一個更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下擊敗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維護民主法治和西發里亞體系，而不是以不同的名義創造另一個中華秩序。這種情況讓人想起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所描述過的「屠龍者」的可怕重生。人們應該記取喬治．歐威爾的傑作《動物農莊》中的寓意，以及緬甸傳說所描繪的悲劇：勇敢的年輕英雄們為村民而殺死惡龍，但最終自己卻總是變成了惡龍。（推薦閱讀：在野法潮》人工生殖法修正案，多元家庭的「生育」曙光？）
＊作者王飛凌（Fei-Ling Wang），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現任美國喬治亞理工大學納恩國際事務學院教授，為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FR）成員。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中華博弈：抉擇世界秩序的全球競爭》（八旗文化）
留言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