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言論自由日 哥白尼如果活在今天 會不會也被側翼出征或演算法封鎖？
2017年民進黨上台後，當時的總統蔡英文將4月7日定為「言論自由日」。為何選這一天？行政院網站至今保留這段說明：言論自由是台灣民主化的核心。1989年4月7日，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犧牲，觸發改革浪潮，促成1992年刑法第100條修正與懲治叛亂條例廢除，進一步保障言論自由。為紀念這段歷史並提醒國人珍惜，行政院選定此日為言論自由日。
當時行政院新聞稿指出，台灣言論自由走過壓制與突破階段，如今進入網路時代，卻面臨假新聞與仇恨言論的挑戰。在解嚴30年前夕設立此紀念日，不僅是回顧過去，更呼籲民眾以理性與和平態度尊重多元意見，共同守護這份得來不易的權利，迎接未來挑戰。
羅世宏、區老師、75學者事件凸顯當前言論自由困境
然而，言論自由日的設立至今已過8年，台灣的言論環境是否更自由，卻引發討論。最近幾起事件顯示，網路時代、社群媒體發達的現在，言論自由正面臨新考驗。例如，事實查核中心董事長、中正大學教授羅世宏因評論「亞亞案」而惹議。他認為法院誤用國際人權公約，強調國家安全重要，但不應犧牲人權與法治。此觀點卻招致某位美籍作家的批評，甚至被貼上「紅色教授」標籤。羅世宏除表示不排除提告外，也在臉書重申立場，試圖澄清。
無獨有偶，北一女國文教師區桂芝接受中國官媒央視採訪，批評政府將中國定位為「境外敵對勢力」，結果被民眾檢舉「不適任」、甚至不斷打電話到學校騷擾。此外，有75名學者聯名呼籲賴政府重新審視政策，也遭到網民圍剿抹紅。這三起事件顯示，在社群媒體時代，言論看似更自由，但因同溫層效應、網路霸凌與獵巫文化，異見者往往面臨巨大壓力，反而讓言論空間受限。
網路時代的言論自由，進步還是倒退？
言論自由日設立8年後，社群媒體蓬勃發展，台灣的言論環境究竟是更自由還是更受限？過去，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言論自由逐步開放，成為民主化的重要成果。然而，網路時代帶來雙面刃。一方面，社群平台讓人人有發聲機會；另一方面，同溫層效應讓意見趨於單一，側翼帶風向讓不同意見者易被圍攻，甚至被貼標籤抹紅抹黑，如「紅色教授」或「不適任」等指控。
以羅世宏為例，他試圖理性討論司法與人權議題，卻因與主流意見相左而被攻擊。區桂芝與學者聯名事件也顯示，批評政策或表達不同觀點，可能引發網路公審，甚至影響個人職業生涯。這些現象顯示，網路時代的言論自由雖有技術上的便利，卻因群眾情緒化反應與霸凌文化，讓多元聲音難以生存。
社群網路一開始確實給人一種解放的錯覺——人人都有麥克風，誰都可以發聲，不用再依賴傳統媒體的把關。但現實發展下來，反而因為同溫層、網路霸凌和獵巫效應把言論自由逼進了另一種牢籠。
思想競爭需有不同觀點碰撞，同溫層把言論自由關進另一個牢籠
同溫層的問題在於，它讓人只聽到自己想聽的聲音。演算法推波助瀾，把跟你立場相近的內容塞滿你的螢幕，久而久之，你可能連對立觀點的存在都忘了。這不是自由，這是自我封閉的舒適圈。
古典自由主義者彌爾（John Stuart Mill）在代表作《論自由》（On Liberty）中，捍衛了思想言論自由的重要。彌爾認為，所謂的自由就是每個人都能依據自己的判斷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並進一步指出：要達成這種自由，思想言論自由是關鍵。而John Stuart Mill講的思想競爭，前提是要有不同觀點的碰撞，但同溫層直接把這個前提消滅了。
更糟的是網路霸凌和獵巫。你敢說一句「政治不正確」的話，馬上就可能被圍剿。不是被舉報封號，就是被貼標籤、起底，甚至影響現實生活的工作和人際關係。這種壓力比傳統的政府審查還可怕，因為它無處不在，而且執行者不是某個明確的權威，而是匿名的大眾。
結果就是，大家學會了自我審查——不敢說真話，甚至不敢問問題。這哪裡是自由？根本是新的思想專制，只是穿上了「民意」的馬甲。
言論自由的敵人除了政府、法律還有演算法
還有個諷刺的點：社群網路本來該是多元聲音的舞台，但現在卻變成了一言堂的競技場。你不跟主流意見站隊，就可能被排擠出去。這種氛圍下，真正的異議者越來越少，不是因為他們改變想法，而是因為他們選擇沉默。
這跟過去的言論壓制比起來，確實更隱晦也更難對抗。以前你至少知道敵人是誰——政府、法律、審查機構。現在呢？敵人可能是演算法，可能是鍵盤後的陌生人，甚至可能是你身邊的朋友。這讓人無從下手，只能越來越小心翼翼。
文藝復興時期，天文學家哥白尼發現「地動說」遭到當時教會追殺，中國也時不時傳出有知識份子對當權者發出諍言，遭到噤聲的例子傳出，從哥白尼的例子，可以發現到，從古至今，說當權者不喜歡的話之所以困難，核心原因其實沒變過，因為權力天然就討厭挑戰。
哥白尼發現地球繞太陽轉，不只顛覆了教會的地心說，更動搖了他們對宇宙秩序的詮釋權，威脅到宗教和政治的控制力。所以教會追殺他，不是因為他在科學上錯了，而是因為他的話戳中了權力的痛處。
講真話等於跳戰權威，群眾從眾心理也幫了倒忙
為什麼說真話很難？首先是當權者——不管是古代的教皇、皇帝，還是現代的政府、企業——都需要一個「官方故事」來維持穩定和正當性。哥白尼的發現打破了教會的宇宙觀，就像今天有人質疑政府的政策或企業的行為，會被貼上「叛亂」或「破壞團結」的標籤。說當權者不愛聽的話，等於在挑戰他們的權威基礎。
再來， 歷史上，異議者的下場通常很慘：哥白尼被軟禁、伽利略被審判、蘇格拉底被判喝毒藥。現代雖然不一定直接動手，但經濟壓力（丟工作）、社會孤立（被排擠）或法律手段（誹謗訴訟）還是層出不窮。當權者用懲罰來殺雞儆猴，讓其他人不敢跟進，對於當權者來前，懲罰是常態，容忍是例外
此外，不只是當權者反對，普通人也常站在權力那邊。哥白尼時代，教會的信徒會覺得他是異端；今天，社群媒體上批評主流意見的人可能被網友圍剿。人類喜歡安全感，異議者帶來的混亂感會讓多數人不舒服，於是幫著當權者壓制。也就是說，群眾的從眾心理反而幫了倒忙。
至於，言論自由的重要性在哪？這個問題，其實答案可以從哥白尼的遭遇延伸出來，也跟前面提到的John Stuart Mill思路相通：首先，它是發現真理的必要條件，如果哥白尼當時不敢說、不能說，科學進步可能晚好幾世紀。言論自由讓不同的想法能冒出來，哪怕一開始被罵瘋狂或危險，最終總有機會證明自己。沒有這種自由，真理就被權力或多數人的偏見埋葬了。
言論自由一直是社會進步的推動力
再來，當權者不喜歡聽的往往是最該說的。言論自由像個警鈴，能讓統治者知道自己不是全能的，也讓人民有機會監督、糾正錯誤。如果哥白尼的時代有言論自由，教會可能沒那麼容易一手遮天，言論自由其實是有防止權力腐化的效果的。
另外，說出自己相信的事，不被強迫沉默，也是做人的底線。哥白尼堅持他的發現，不只是為了科學，也是為了自己的信念。言論自由讓人活得像個人，而不是權力的附屬品，這是個人尊嚴的根基，當然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
尤其從廢奴運動到女權運動，每一次改變都從有人敢說「不對」開始。如果沒人能挑戰當權者的想法，社會就停滯，像中世紀歐洲那樣被教會鎖住好幾百年。
哥白尼的遭遇告訴我們，言論自由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靠一個個不怕死的異議者爭來的。說當權者不喜歡的話之所以難，是因為權力永遠會反擊，但也正因如此，言論自由才顯得珍貴。它不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舒服，而是為了讓人類整體不被愚昧和壓迫困住。
想像一下，哥白尼如果活在今天，會不會還是得面對類似的追殺，只是形式換成了網路出征或演算法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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