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又天專欄：眾說紛紜爭歷史，「漢留」台灣鄭成功

第一節 鄭成功與鄭氏集團是些什麼人

父親歸順滿清，他卻率軍抵抗清廷十餘年；家鄉失陷，母親被污辱而自殺，他在內外交困中負隅頑抗，又轉進台灣趕走荷蘭人，為朱明以及漢族打下了一塊延續希望之地，而在三十九歲的英年猝逝。他的本名是鄭森，受賜明朝國姓朱，賜名成功，當時人稱「國姓爺」，後世又有了「開臺聖王」、「民族英雄」等等稱號，被拱上神壇，接受祀奉。然而，在盛名底下，鄭成功與他的集團，究竟是些什麼人呢？

一般的記載都說鄭家是海盜出身，然而他們並不是藐視禮法的亡命之徒。在做海盜之前，他們也只是福建沿海一帶無以謀生的農民、漁民，經由各種宗族、同鄉的渠道才入行的，其思想與道德觀念，和普通百姓並無根本差異；那時候的海盜，也不只是殺人越貨，而是商盜一體，做各種貿易，強大以後再做到壟斷商路。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當年做到了有三萬多名手下、一千多艘船，大到了官軍惹不起，於是談成了招安，得到了一個「海防游擊」的職位，不算大官，但收拾起競爭對手、打通各地關節已夠名正言順。

鄭芝龍打敗了包括荷蘭人在內的其他海盜，在1635年統一了東南海疆，所有船隻都要向鄭家交保護費，鄭家只要在官面上敷衍一下，就能安心做他的海上霸王，早已腐敗又深陷內憂外患的明朝官場，也沒人有能力去動他。

鄭芝龍和他的親族、部下，大都是沒有受過正式教育，而在血腥的搏殺與背叛中勝出的；好不容易活下來了，自然會希望後代生活能穩定一點，讀書讀好一點。鄭成功就讀得不錯，考上了秀才，又進了南京國子監拜入名師門下──這也可能和他不愉快的童年有關：他七歲以後才和母親被接回中國，一開始在大家庭中人生地不熟，常被各房兄弟欺負排擠，他便只有用功讀書，自我砥礪，以求父親和眾人的肯定，也養成了堅毅以至有些剛愎的性格。

1644年，闖王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禎帝自殺，隨後清兵又入關，天下大亂，鄭家和無數人的生涯規畫也不得不亂了。逢此巨變，南方的皇族、士大夫與軍人卻沒有及時團結起來，而是在擁立新君與人事問題上爭相黨同伐異，無人能建起眾望所歸的威信，只能坐視清軍步步侵略。鄭家在其中也是自身利益優先的一大地方勢力，鄭芝龍原本沒想真心抗清，南明小朝廷的亂象更讓他不想效忠，於是便被利誘去了北京，想讓鄭家歸順而在新朝繼續榮華富貴。

讀過聖賢書的鄭成功毅然反對，強行接管了鄭家勢力，堅持繼續抵抗清軍，儼然是一個大義滅親、文武雙全的理想形象，從而得到了許多名譽與士人歸附；擁有海權的鄭軍也比其他軍隊更靈活富裕，能裝備得起重甲和火槍大炮。然而，南明朝中大多數人仍在爭權奪利鬧個不休，在這種君主不濟事，大臣還互相扯後腿的情況下，鄭成功身為一個藩鎮的負責人，性格也不得不由剛毅而發展到多疑寡信，遇事必先為自己的集團打算，保持「東南之事我為政」、我的地盤我作主這個前提，才好來繼續效忠。然而，這在中央集權的政治傳統看來就是割據。

南明西寧王李定國約鄭成功會師北伐，研判很可能勝利，但是勝了以後是否反而會對鄭家不利？這是鄭成功首要考量的問題。他失約了，有人責怪他，但是最主要的責任，是不是還應該歸到朝廷君臣上面？這是輿論和史家要考量的問題，但再怎麼考量也於事無補。南明與各路義軍終究還是沒能精誠合作，鄭成功兩度北伐，也先勝後敗，僅得保住金門、廈門和沿海一些小島。無奈之下，鄭成功與部下合議決定從荷蘭東印度公司手中奪取台灣，移民屯墾，為以後的反攻建設基地。

荷蘭人約於明朝萬曆二十九年(1601)開始出現在廣東海域，那時他們為獨立建國，正在與西班牙的八十年戰爭(1566-1646)之中，在海上也是亦商亦盜，既打西班牙商船，也試圖攻佔過澳門、澎湖來建立據點，與鄭家和明軍不打不相識以後，經談判而得於1624年在台灣建起了熱蘭遮城（今台南安平）與市街，攻佔原民土地，招募漢人渡台，發展農工商業，而收取重稅，又多有苛待，故不得人心。鄭家與荷蘭人打了多年交道，知其虛實，即於1661年出兵，一邊進行圍城戰與海戰，一邊就在島上開始屯墾，七個多月之後，成功迫使荷蘭人投降退出台灣。這是漢人大規模、成建制入主台灣的開始，也給予了抗清士民新的希望。

然而，此時清廷已將近控制了大陸全境，後鄭芝龍在北京被斬首，隔年南明永曆帝亦被俘殺。鄭成功在憂憤與鬱悶中，悔恨十七年來的各種錯誤與失敗，急病而死，沒能實現進一步從西班牙人手中攻取呂宋（菲律賓）的計畫。世子鄭經繼承了鄭成功的地位與名望，庇護著一眾遺民與士人開始經營台灣──現在終於沒有扯後腿的君臣與友軍了，然而也沒有君臣與友軍了；我們終於可以暫時按自己想法，好好做事，穩定度日，以傳統的忠義維繫彼此，雖然遲早還是要面臨考驗。便如鄭經的詩作：「王氣中原盡，衣冠海外留；雄圖終未已，日夕整戈矛。」這種自我勉勵，大約就是當時鄭氏與遷台士民的想法與處境。

第二節 典章制度使台灣有了正式政權

鄭成功入主台灣後，將本島改名為「東都」，建立一府（承天府，今台南市安平區）二縣（天興縣，今台南佳里區、萬年縣，今台南市仁德區）；鄭經嗣位後又改為「東寧」，改二縣為二州，又增設了三司、四坊、二十四里等行政區劃；以因應人口、地盤的增加和社會機能的複雜化，使遷台士民得以依靠熟悉的制度，安心開墾。

地名的更動，反映的是統治者的意志：「東」是相對於大陸故土而言，「都」即京都，原是期待能迎來皇帝入駐以凝聚大義，然而永曆帝已經來不了了，故再改為「寧」，一方面是向世人表現「安寧下來」的期望，穩定內部眾心，一方面也是放低姿態與清廷和談，希能獨立或至少爭取到朝鮮一般的自治地位。同時，也在檯面上逕行以「東寧國」自稱，作出對等姿態；檯面下又通過賄賂與威懾，穿透清廷在福建、廣東沿海為禁止居民與鄭氏接觸而施行的「遷界令」，持續從大陸得到貨物與移民，總之就是為了自立，靈活地執行著各種兩手策略。

鄭經主政的第三年，他的老師、總管內政與後勤的陳永華建議設立孔廟與科舉制度以推行文教。鄭經一開始質疑說現在地盤還很小、人民還很少，是否應該集中精力在屯墾和軍務上就好？陳永華便論述了培養人材的重要，並特別強調，當前的民風，可以說是淳樸，也可說是草莽，如果放任不加引導，民眾便容易流於粗野，所以應當速立聖廟與學校，舉行祭祀與教育，才能使社會確立共同的價值與信仰，鞏固國本。鄭經欣然採納，令陳永華迅速著手主持，於是，「全臺首學」，也就是現在的台南孔廟，在不到一年間建了起來，舉行了意義重大的典禮；各地也設立了負責基礎教育的「社學」，並吸引原住民入學與漢人同化。如此，通過引入典章制度和文化教育，台灣有了正式的政權，奠定了漢人為主體的社會基礎。

此期東寧國的實際控制範圍，還只及於今天的台南和周邊區域，此外也有北征雞籠將荷蘭人的餘部趕走，但還沒有開發，原住民仍散布在島上各處。那為什麼說此後台灣社會便是以漢人為主體了呢？這裡我們首先要考量漢人自身的條件：有高度的生產技術、擅長開枝散葉的宗族組織、重視文字與歷史的傳統，從短期到長期都有競爭優勢；再來，要看世人怎麼看：明鄭集團是當時國際貿易與中國戰略地圖上的要角，也是源遠流長的華夏文明的嫡系，自然比較會在各方的記載中得到重視，而被視為「蕃人」的原住民則不足以成為能擾動世局的一方勢力；最後，是以結果而論：因為後來攻取台灣的清廷亦以儒教和漢人官吏治國，並不否定鄭氏在文教上的貢獻，又繼續讓漢人移民來台，繁衍至今，後人追溯源頭，也就會傾向以「全臺首學」的成立為標誌，聲稱遷台的漢人繼承了古聖先賢齊家治國的理想與追求，然後可以維繫族群的榮譽與自尊心。只要人們不拋棄、不否定這套傳承，故事便能如此傳遞下去。

第三節 民間信仰

漢人渡海來台，也帶來了其自古相傳的信仰與神祇。移民每在一個新地方安頓下來，便要考慮立廟；不論是簡陋的香案、祠堂或富麗堂皇的宮廟，拜的是天神、地祇、人鬼或者物靈，只要能聚人心，市鎮或村落就會與之一同發展，日久乃成「五步一祠，十步一宮」的盛景。然而，這漢人的傳統信仰，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在遠古的陜西、山西一帶黃河河谷地區，今天被認為是華夏始祖的群落，因地理而發展出了村落式定居農業，其人口密度、族群間往來的頻率高於其他遠古文明，於是發展出了重視家族和祖先崇拜的傳統，然後以其較高的生產力漸次擴張，以先進的器物文明同化了周邊眾多族群。雖然也有其他文明常見的自然崇拜、泛靈信仰，但到周朝開國的時候，有鑑於商朝迷信鬼神犯過許多錯誤，於是特別強調人在此世間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而以人本的價值觀制定了禮法來規範信仰，其核心可以用「敬天法祖，崇德報功」兩句話來概括。到了漢朝，闡揚這套價值觀的儒家成為朝廷主流，民間則逐漸興起了混合儒家、道家、陰陽家的道教，按照人間朝廷的體制來建構了天庭與地府，並且將史傳中的聖賢、英雄、忠孝節義之人，以及各地的神話、巫術與原始信仰，一概收編到這套系統之內，來鼓勵世人行善積德，好在去世後位列仙班，得享長樂並繼續庇佑世人。魏晉南北朝時，佛教又帶來了輪迴轉世的概念與各種發願迴向的修行法門，為百姓增加了一種寄託。此後不論朝代如何更迭，中國的民間信仰都基本維持著這個混同的形態，隨漢人的遷移而流傳。

這套信仰與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一是它最在乎俗世間的事功與福祉，服務於庶民固有的家族興旺、個人成就等等願望，而不把信仰寄託到超越凡俗之理的概念上；二是它有著極強的「官性」，神界像朝廷一樣有品級和職位之分，如土地公、城隍爺的管轄區域大抵按照現實中的行政區劃；現世的皇帝與朝廷官員也有權力和義務參與神界的事務，主持祭典、闡述教訓、賜封正神、取締淫祠。常人不一定要能通靈，只要讀書做官，有了人所敬畏的知識與身份，也就有了巫力，而能制約野生的神靈與教門。君王是大巫，士大夫官員是中巫，鄉野神巫是小巫，「小巫見大巫」要低頭，然而君王也必須遵從天道，暴君、昏君是可以被推翻的，不是永遠不可質疑的天神。在「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天下何物最大？道理最大」、「天高皇帝遠」、「舉頭三尺有神明」等一系列經典語錄和俗諺中，中國在政治與宗教上取得了一種共融而互相監督的平衡。

例如，從福建到台灣香火最盛的媽祖，生前是一位女巫（然而並不會被稱為「女巫」，因為很快就編入了道教的系統），逝後（「得道飛升」）得到愈來愈多崇拜，聚集了愈來愈多保海上平安的傳說，乃在信眾請願之下，得到宋朝賜封為海神；施琅率清軍打敗鄭氏以後，又大力扶持媽祖信仰，請皇帝將之封為「天上聖母」，以媽祖慈祥和善的形象，取代鄭成功來台初期最盛行的三太子哪吒。鄭成功崇拜哪吒，一方面是傳說中哪吒與父決裂的叛逆故事與他很有共鳴，一方面是想以其奮戰不止的精神激勵士民。其結果，天后媽祖確實成了台灣最著名的神祇，然而清廷也只能在「安居樂業」的願望上與民眾取得交集來羈縻台灣，而不能作更多要求向滿清效忠的操作；三太子信仰在鄭氏敗亡後，也繼續寄託著民間的反抗意志，且以陣頭的形式傳習著武術與兵法流傳，至現代又衍生出可供青年表現文化自信的「電音三太子」一脈，這些官民之間的拮抗，都說明著，政治可以介入信仰，但是有限，因為信徒也自有其政治立場、理念、意識，不會完全與權力者同調。

又如另一位有許多宮廟供奉的保生大帝，原是生於北宋泉州的著名醫師，去世後即得到鄉人立祠祭祀，逐漸發展成跨地域的信仰；客家人所奉祀的三山國王，則是傳說中在唐代、宋代屢次顯靈幫助過居民與官軍的三位粵東地區的山神，而在宋太宗賜封後，漸隨粵東移民開枝散葉，分靈至台灣、香港以及南洋各國。這些信仰並沒有多麼高深的教義，但就是能實際地標誌出族群的發展，而協助人們團結鄉誼。史實中的人物只是原型，神壇上的形象更多是反映著人們的理想，如朝廷、商界與幫會都拜的關公，寄託的是演義小說所塑造的忠義與威嚴，其位階也在一千多年間，從生前的「亭侯」爵位逐漸升格為「王」乃至「關聖大帝」。

在正神之外，還有諸多「有應公」，以失祀的孤魂居多，也有冤死之厲鬼，或者動物之靈，往往被人找來祭拜，期望「有求必應」，除了一般的保平安，也可能是想要滿足各等不方便向正神祈求的願望，例如賭博勝利；若信徒能積累善行、善名，「有應公」也有望升格為正神；若信眾為惡，神也可能被貶為邪鬼，民間也會生出各種惡有惡報的傳說，也有可能賭徒輸了錢，怪神明不靈，自己去把神壇搗毀，人和鬼都倒楣。無論是否真有這些靈驗的神明，人心是有著「正統」、「正義」和「偏門」、「邪門」之分的，鬼神信仰，便能形象化地體現這分別心；對偏門不趕盡殺絕而是一體奉祀，也是為主流社會中的落敗者留出一條隱秘的復活之路。

在這樣的信仰文化底下，鄭成功去世以後，也自然得到了百姓立祠奉祀；及至清廷攻取台灣，官方將鄭氏定性為叛逆與海賊，民間為了避免觸犯忌諱，便改以「開山公」或「開山王」的名義繼續祭拜，並且傳說鄭成功是東海大鯨轉世，將其戰史予以神秘化，又相傳當年鄭軍屯墾之處，國姓爺會顯靈平息水患等等，如此用玄幻的方式，在民間傳下香火與印象。再到清末同治年間，清廷受到日本人進犯的「牡丹社事件」刺激，為了拉攏台灣士民齊心對抗外患，而決議以前明忠臣的名義追諡鄭成功，於1875年修建了延平郡王祠。至此，鄭成功的故事又在官方的主持下，稍減了迷信色彩，而加回了忠君的使命。

日本經由甲午戰爭取得台灣以後，考量鄭成功母系血統是日本人，認為應該將台灣人對鄭成功的崇拜導引到效忠日本的方向，便將延平郡王祠改建成了「開山神社」，祀典也改為日本神道的形式，又將鄭成功的忠烈事蹟說成是大和魂、武士道在異域的展現。對熟悉史實或舊版故事的漢人而言，這不免太過刻意，並且顯然是要藉由信仰來改變我根本的民族、文化認同；而從日本帝國的角度來講，這正是彼輩的期望。漢人的信仰傳統根深蒂固，日人一時無法動搖，至1936年乃發動「寺廟整理運動」強行去除漢人信仰中的中國性，但到1945年戰敗離台以後，原先的神明就又紛紛回來了，「開山神社」也又改回延平郡王祠，1947年改鳥居為牌坊，並在橫樑上加蓋中國國民黨徽，廟宇本體亦於民國五十二年重建，對鄭成功則表彰為「民族英雄」，並將其故事與反攻大陸的使命相連。

時過境遷，經過現代化的浪潮，不但舊日的政治宣傳不再有效，如今台灣漢人傳統信仰的根源──對宗族和鄉誼的依賴、對道德和政治的理想、對正邪與神鬼的思考──也已有了根本的變化。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遺留下來的建築、儀式、歷史與傳說中，追溯這一切的所以然，從而理解先民的思維，體會他們的情感，然後可以發現自己在不知不覺間繼承了什麼、又失落了什麼，然後可以思考傳統如何存續，翻新又該怎麼翻新。

第四節 天地會

鄭成功在台灣尚有另一套隱秘傳承，內部名稱叫「漢留」，外界傳得比較廣的名字是「天地會」或「洪門」。

從清朝到日本統治時代，他們隱藏在宮廟、武館以及各行各業之中，平時並不與統治者正面衝突，甚至門徒、弟子都不知道自己是天地會，只有當師父認定了可以領進門內，或者即將起事來對抗官府的重要關頭，這些傳人才會得知，自家平常習練的舞蹈、武藝便有暗藏軍陣之法；平日來往的許多生意夥伴，還有及時出現的海外宗親、同門，都能提供造反的情報、資源與退路。即便起義失敗了，香火、武藝與精神還會傳遞下去，讓台灣人在不得不屈從統治者的時候，仍能保有一種不馴的傲氣、傲骨。

「漢留」的起源，一說是南明時期包括傅青主、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殷洪盛幾位大儒在內的一群志士，為了留傳漢家道統而建的抗清地下組織；一說是鄭成功在抗清之時，藉著固有的商貿網絡建立起來的諜報組織。無論何者為真，實況是兩方很快便走到了一起，天地會早期的骨幹中即有鄭氏部將，鄭成功最倚重的首輔陳永華也長年主持其發展，後世金庸武俠小說《鹿鼎記》所寫的「天地會總舵主陳近南」便是直接取材自這段歷史；及至明鄭敗亡，陳永華也將鄭氏的餘部往地下轉化，如文臣為「明倫堂」，武將為「明遠堂」，各地屯駐士兵為「勤習堂」等等，以武館為掩護，在武藝的傳習中保育民族文化的命脈，以待振興之時。

武藝能如何具體地傳承文化命脈？較顯著者，有常在廟會中演出的舞龍舞獅、宋江陣，前者可以鍛鍊身體並在手勢、舞步中傳遞暗語，後者更直接是從戚繼光《紀效新書》傳承下來的鄭軍練兵之法的變體。較罕見而更為核心的，尚有以福建鶴拳為主的各派內家拳法。所謂內家拳，是一套結合了儒學與武術，而能傳遞漢留精神的完整系統，它在心法上主張「定靜安慮得」、「以靜制動」、「後發先至」，實際上更承載著矯治各種偏激、失誤與罪惡的使命，以在外家武術或各種剛強易折的組織、行動失敗之際，將族群文化扶回到一條較不明確犯忌而能長遠發展的軌道。

在清代二百多年的國祚中，天地會多次起義，或者在民變中順勢使力，在台灣便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之說，更有朱一貴(1721)、林爽文(1787)、戴潮春(1862)三次震動全台、殺人盈野的大事變。此三者皆有天地會眾參與，或者本人便是堂口領袖。可惜的是，這三次事變，在初期順利打敗官軍、攻佔府縣以後，都迅即將矛頭對向不同籍貫、宗族的漢人，閩客分裂，漳泉相殺，將由來已久的族群械鬥去到極端，以致官軍可以聯合敵對族群的民團，穩步收拾人心來撲滅亂事。漢留組織的精神、天地會的原始理念，似乎都沒能矯正暴得權力者及其徒眾的狹隘仇恨與盲目衝動。

而在承平時期，不少幫會組織也讓逐利的傾向蓋過了保義與傳道，亦常有內訌，洪門傳統至此似乎徒留形式了，但實況卻又不只是這樣。清朝末年，海外天地會組織有極多捐助或親身投入革命的事蹟，黃宗羲等先輩的著作被翻出來在報刊上反覆宣講並與民主潮流接軌，改變了一代青年的眼界，這都不能只用庸俗的眼光來解讀。其後有孫中山身兼讀書人、革命黨與洪門領袖的身分，提出《三民主義》歸攏眾望，在中華民國開國十數年的紛亂後，漸隨國民黨的勝利取得了道統的地位與「國父」的稱號；國民政府主編的歷史課本也大筆宣揚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成就，讀國立編譯館版本教科書長大的台灣人都不至陌生。算起來，鄭成功與顧、黃、王等人成就了天地會，天地會在三百年後成就了革命黨與中華民國，台灣也在日本戰敗後接回了這個傳統，「漢留」的理念在無數令人沮喪的失敗與差錯之後，還是傳了下來，並且部份實現了。

換句話說，鄭成功就是我們國編本的祖師之一，或也可以說是「大護法」。我在找資料的時候，原想尋覓一下鄭氏在台灣有沒有什麼被隱沒的儒學傳承，找著找著發現，即便有，也不重要了，因為清末的革命黨以及來到台灣的國民黨，就是他們的本宗傳人；連帶的，我們也從小就成了他們的徒孫，即使我們自己都不明白這點。

然則，在兩岸分治的現實與現代化的潮流中，「漢留」的理念在政治與文化上都逐漸失去了感染力；洪門組織在台灣雖得於2004年登記為合法社團，與世界各地同門一起大辦慶典，但至今尚未有傳人能如顧炎武等創始大儒一般，為中華文化在當前東亞政治和世界文明的激變中重新提出全盤論述；主流知識界和大眾，也就愈來愈傾向以庸俗或無感的眼光來看待天地會的傳承。然而，天地會的遺緒仍在民間，包含在傳統武術、藝術、信仰的形式與心法之中；當我們有緣靜心品味、受用一二，它對於我們便不再只是遠去的歷史與小說，而我們也就能對它在歷史上的成敗得失，提出更深的問題，展開更廣的思考。

第五節 總結與討論

有言道「歷史是過去與現在永無休止的對話」，又云「凡史皆當代」；上文提到，清初與清末的清廷、天地會、日本、國民黨，都先後依據著己方的政治需要，來講述鄭成功的故事，並主持其祀典。那麼，現在的史家與政黨，又會想要怎樣來講鄭家呢？我們又還可以怎麼看呢？

一向以拿下台灣為歷史任務的中國共產黨，大抵是一方面要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肯定鄭成功打敗荷蘭人收復台灣；一方面又要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肯定施琅打敗明鄭「收復」台灣；再來，也要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肯定抗清起義的台灣人。這幾項有些彼此衝突，鬧過不少爭議，但也用高懸評價標準，將人、事分開討論的唯物辨證法解決了：最高的理想是締造、保護能團結民族、發展生產力、促進群眾利益的政權，誰做到了一部分就值得部分肯定，能做而不做、有所違反、或根本背道而馳者就批判，沒能做到或沒能想到，則說是時代的侷限。於此明、清都不算好貨，但初期的清朝還更糟，故應該表彰鄭成功的民族氣節與開拓之功，其剛愎性格和山頭心態則要批判，到鄭經時期轉向獨立偏安，則是可諒解但違逆歷史潮流的；至於之後台灣的民變，雖然反抗剝削和高舉民族旗幟是正當的，但民變領袖的作為很快違逆了這些出發點，故亦不足取。這種論調，基本是立場先行、論證隨後跟上，遇到矛盾則分出主要矛盾來蓋過次要矛盾，如此將是非功過陳列一番以後，將結論引向「今後還是要靠我黨才能好」。然而，不這麼講「黨八股」的學者，也能不與官方衝突，而經由嚴謹的史實考證，辨別出後世的不實渲染，還原鄭成功等人的性格際遇，協助我們理解他們身處的困難。

而在台灣，面臨著中共的壓力，又隨著政黨輪替，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傳統儒家思想加近代國族主義」道統成為被檢討批判的對象，以往忠臣形象的鄭成功也不再吃香，甚至鄭軍攻佔原住民地盤的紀錄也開始被譴責為「屠殺」，作為檢討漢人中心史觀的範例。相對的，過去被貶為小人、漢奸的鄭芝龍，卻開始得到更多目光；論者將大航海時代的世界史、福建人在南洋的踪跡，及鄭家曾稱霸東亞海域的事蹟聯繫起來，感嘆華人在這個時代其實有望發展出和以往「大陸文明」不同的「海洋文明」路線，只是這條新路後來被各種主客觀因素埋沒了，致使歐洲人稱霸了海洋，而中國閉關自守，直到現在仍制約著我們的思想。這一類的論調，亦在引導台灣放眼世界、往海洋文明轉型，其好處是能引發不同的視角與想像，壞處是可能流於空疏，太把個人的願望和現在的價值觀放到古代，而忽略甚至扭曲了歷史人物在當時真正的認知與關懷。

那麼，如何才能發展出我們自己一套比較公允貼切的看法呢？或許，還是可以先從理解各種人在講述鄭家故事時的情懷開始。如沈葆楨為延平郡王祠所寫的對聯：

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

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

沈葆楨身處列強進逼中國、傳統紛紛失效的時代，處在與鄭成功相似的權位，大概也同樣是希望自己能做到「開萬古得未曾有之奇」的一番功業的；不同的是鄭成功那時台灣洪荒初開，歐洲人還沒發展到那麼厲害，而今即便想再「作遺民世界」也不可得了。再看「極一生無可如何之遇」，鄭成功一輩子遇上的家庭、君主、文臣、武將都那麼不濟事，沈葆楨又何嘗缺少這等經歷？然而鄭成功還是盡力撐到了他的極限，境遇略優於他的沈，也就更能同情他的力有未逮，而以「缺憾還諸天地，是創格完人」寬解了他的艱困。這既是沈葆楨個人的真誠感觸，也是代表著曾為敵方的清朝，向明鄭歷史與台灣士人打出了和解的信號。通過這樣的共感，我們得以接通古人的情志，讓自己在他們的故事中得到砥礪淬煉，成為一個更加博大而能承繼其精神遺產的人，然後當我們回到現下來與今日的同仁一起探索前路時，我們的眼神與腳步，或許也就可以免於浮躁，而能弘毅篤實。

這是傳統儒學與史學「反求諸己」的思路。我們現在已經可以輕易接觸到詳細的史料與宏觀的分析，在知識上遠超前人，但在修養上就比較容易因執著或漫不經心而有所欠缺。對此，重新審視鄭家和台灣的關係，考察我們許多文化與習俗的源流，便是一個很能幫助我們貫通知識與修養，更沉穩地理解歷史的課題。

＊本文主要參考了顧誠《南明史》、張釗維〈尋找天地會〉、江仁傑《解構鄭成功》、陳耀昌《島嶼ＤＮＡ》等著作，在此致謝。其中陳耀昌醫師判斷，鄭成功死前並無生理上的急病，應是在精神壓力下自殘，如史料記載的「抓面」、「咬指」而死，比較可信且能引發更多思索。另，「鄭成功」一名是清朝傳下來的稱呼，原本沒有這種叫法，只有本名鄭森、賜姓名朱成功、以及民間和洋人叫的「國姓爺」(Koxinga)，本文因篇幅考量，沿襲慣稱；如有必要探究這些名號演變的內情，再另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