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濠仲專欄：都提「朴正熙」了　楊志良還有什麼不敢講

近年不少有識之士對民主國家提出的警訊，其中之一就在政客的發言不只愈來愈辛辣，還充斥滿滿惡意和仇恨，這些語言使用的影響，除了造成極端政治，還助長了社會暴力。賓州大學教授James Piazza曾在2020年提出一份研究統計，得出許多國家恐怖主義意識多來自政治極端化所導致，而仇恨言論的作用就是在加劇政治極端化。

James在他研究仇恨政治和恐怖主義的報告中提到幾個例子，包括1920到30年代的威瑪德國，在那政客仇恨言論最為興盛的時期，正是德國社會暗殺左翼政客和納粹份子鼓動街頭鬥毆最頻繁的一刻。另外，1970年代的阿根廷，也因為仇恨政治導致政治兩極化，進而助長右翼和左翼支持者各自以恐怖活動打擊對方，為當時阿根廷留下「骯髒戰爭」的印記。同樣的，1970到80年代的土耳其，也曾因仇恨政治有過一段左、右翼大動干戈的過去。至於1990年代的盧安達，胡圖族極端分子為壓制對手圖西族，便是大舉透過反圖西族的廣播電台煽動暴力，鼓勵支持者見到圖西族就扁。

James提出的警告，不只是仇恨政治將造成選民愈發走向極端，彼此難以溝通，更不可能找到共識，對國家發展百害而無一益，更嚴重在於它不只阻絕了不同政治立場者間的對話，還會反過來鼓動人們用暴力手段去宣達自己的意見。若將不同國家內部恐怖攻擊稍做對比，則會發現仇恨言論和暴力兩者間的連帶關係，例如2000年到2017年間，甚少政客使用仇恨語言的芬蘭，每年出於政治事件的暴力衝突平均為12.5件，同一時期，經常出現仇恨言論的比利時和賽普勒斯，平均每年發生政治暴力衝突為28.9件，是芬蘭的兩倍之多。至於俄羅斯、土耳其、蘇丹等等仇恨言論盛行的國家就更不用說，其政治暴力衝突每年都高達上百件。

當政客發言愈來愈不負責任，又或者怠惰於強化個人論述品質，過度沉迷以鼓動攻擊的言詞去帶動現場群眾氣氛，好讓自己得到關注和掌聲，就很容易直接忽略那些存在於政治言論和政治暴力行為間的關聯。無論是有意識還是下意識脫口而出仇恨言論，其結果皆相去不遠，就是政治愈走極端，極端到極致，就是合理化暴力行為，暴力行為一旦合理化，國家便永無寧日。

那麼，當我們回過頭來看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近日發言，就不難理解其中的嚴重性。12月25日，在一場指控蔡英文論文造假的群眾活動上，受邀出席演講的楊志良在嚴詞批評蔡英文時，突然話鋒一轉，特別詢問在場是否有國安局、調查局與警察人員。然後底下群眾有人回覆「有」。接著楊志良便說「各位朋友，下一次看到蔡英文的時候，你們要學…你知道韓國的朴正熙是怎麼死的嗎？你們知道嗎？」台下民眾則回「暗殺」。楊志良於是說「你講，我不敢講。」然後再說，「各位國安局的朋友、調查局、警察局的朋友，我剛剛哪一點講錯了你告訴我，如果是的話，下次你們就把蔡英文給抓起來！」

楊志良當然有質疑蔡英文論文的權利，問題是質疑論文何以連結到朴正熙？又他要底下民眾將朴正熙被暗殺，連結到蔡英文的用意是什麼？什麼叫「你講，我不敢講」？為什麼不敢講？「不敢講」不就是因為他知道這樣的連結就是在鼓動仇恨，但他擔心自己講了恐有法律問題，於是轉個彎把自己想講的話透過群眾講出來，於是就撇清了「教唆群眾暗殺總統」之責。因此，我們可以理解楊志良對蔡英文有多恨，氣憤到希望有人可以去暗殺她，只不過他懂得藉「口」殺人以「自保」而已。

楊志良此舉，一方面發洩了情緒，二方面雖然以「暗示口吻」去迴避個人言說責任，但和仇恨言論已無二致，以他和底下群眾的互動，尤其明顯符合James的警告，即政客的談話方式，可以把人們集聚在一起，並製造和另一群眾的對立，仇恨言論更將影響人們的行為，從而激化一個國家遭遇政治暴力的可能性。

楊志良驚駭言論族繁不及備載，口味一次比一次重鹹，而且顯然沒有收斂跡象，他自己控制不了，我們的社會又何以再再縱容？

※作者為《上報》主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