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COVID-19）5月1日降級，在疫情初期，台灣迅速建立防疫機制成國際典範，許多人都說得歸功於SARS。這番話在當年參與和平醫院封院的醫護人員耳中，不是嘉勉、不是驕傲，反而像是被粗魯地揭起深藏心裡的傷疤。
2002年11月，中國廣東省佛山出現非典性肺炎（SARS），隔年3月14日，台灣出現第1個境外移入病例，病毒就此散播開來。4月22日，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24日緊急封院，當時全院約有1300名醫護人員、病患、家屬、看護及工作人員被封在裡面，院裡院外皆人心惶惶。直到14天後政府才決定解封，將確診病患轉出，總計SARS造成和平醫院57名員工感染、7人死亡，97名病人與家屬等染疫、24人死亡。
在SARS疫情20周年之際，《太報》採訪時任和平醫院胸腔內科醫師何松融，封院期間他在B棟8樓照顧確診病患與疑似病例，以及目前仍在院內任職的護理師鄭鈺郿，當時因照顧劉姓洗衣工等病患而染疫。
在封院期間看到同仁染疫身亡，又感受到幾乎被政府與醫院高層拋棄，再加上防疫資源短缺、資訊不透明，但仍強壓恐懼面對病人，這是當時第一線醫護境遇縮影，也是他們巨大難以言說的傷痛。講到最後，何松融不禁哽咽，畢竟20年來第一線醫護們多保持緘默，不想被冠上「抗煞英雄」的稱號，因為，這是他們不可承受之重。
「已經過20年這麼久了，我早就不會刻意想起當時和平封院的事了，可是如果現在再提起那段時光，我心裡仍有深深被上面遺棄的感覺，那種感覺，再多說一句可能就……」
和平封院時間軸 從不知道不會怕，到擔心沒有明天
我是在2003年4月1日到和平醫院報到的，那時，我從沒想過在這裡工作不到1個月，人生地不熟的時候就遇到這一役，這其中的艱難，真的很難用言語描繪，坦白說，當初一起歷經封院的同事們，在SARS結束後都是低調不願再談的，畢竟，誰想一再觸及心底的傷痛？也因為如此，我們不是檯面上的「抗煞英雄」，聽到相關的事，掩耳低眉就過，對功勞，沒有興趣，這次我願意接受訪問，也不是想獲得功勞稱讚，而是覺得，當初我們這些第一線醫護，才有資格還原當時發生什麼事。
何松融認為當時第一線的醫護，才有資格還原當時發生什麼事。廖瑞祥攝
我記得，在確定院內群聚感染前幾天，我和其他醫師閒聊的時候，就提到有好幾個人在發燒，林重威醫師也是發燒回家休息了，不過，當時因為疾管局定義SARS有個關鍵指標就是病人要有接觸史，所以我們沒有往那個地方想。
你們記得那一位先發病的劉姓洗衣工嗎？當時他住在A棟5樓，有肺炎症狀，我去會診過，看他氧氣濃度OK、用藥OK，真的沒想到他是SARS病患，而我們這群醫護照護他的全程都沒有洗手、用酒精，什麼防疫措施都沒有，事後想起真的嚇出一身冷汗。
封院前一天（4/23），院內開始在傳有可能是SARS、可能會封院的消息。那天，整個院內都在協助能出院的病人趕緊出院，無法出院的病人或許也耳聞些什麼，搶著出院，我問林榮第（和平醫院感染科主任）到底是不是SARS，他回答我疾管局說不是，因為沒有接觸史，結果隔天我們就收到封院消息。
剛開始，我沒有意識到封院後要面對的狀況，只覺得上面說封院，那就封，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我該怎麼配合就配合，天真以為上面已經都準備好了，結果鐵門一拉下，院裡面對的卻是沒有配套措施，一切粗糙匆促，幾乎是無政府的狀況，我真的很驚訝。
時任行政院長游錫堃視察和平醫院前進指揮所。翻攝行政院官網
封院後，我到B棟8樓照顧確診病人、疑似病例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可是，所有人都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走，前2天新病人又一直被送進來，我找不到醫院高層，其他耳鼻喉科、消化等內科醫師推託說「這不是他們的專科」拒絕幫忙，連我們自己主任也躲起來！真的，當時我有一種深深被背叛、遺棄的感覺，看著自己只穿隔離衣戴N95，身旁只有另一名胸腔科醫師、護理師們相互支持，我不禁想，大家是否能活著走出去？是不是我真的要生個病，才能離開？
舉例來說，有個病人很不舒服，我很需要A棟一名醫師來幫忙，但怎麼叫也叫不來，我氣得要命，打電話過去罵了他一頓，才把他請過來。事情過後，或許是因為這份革命情感，我跟他變成朋友。
原本，主治醫師收新病人，會搭配住院醫師或助理，一起完成病人診斷、開藥、寫醫囑等等流程，可是封院後住院醫師躲了，我只能自己處理近20個病人，忙到只能吃已經冷掉結成球的傻瓜乾麵，半夜只能找一個沒有人的角落，裹睡袋趕緊補眠，手機放一旁隨時on call，最慘的是，我對B8環境不熟，有一度找不到廁所，想進值班室，卻發現門從內反鎖……
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瑣事，像是某天我已經沒有乾淨的衣服可以穿了，我向一個也在和平工作的同學求助，2人相約A、B兩棟的連結通道，他把衣服放著，我再去取；某個時刻我獨自經過B棟某一處走廊時，眼前空無一人，昏昏暗暗的，有一瞬間，我竟問自己「人都到哪兒去了呢？」隨後就被被巨大的孤寂感襲擊，一時不知道可以和誰互動，那種感覺很不好受。
和平醫院AB棟大樓連通道。陳品佑攝
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封院後期有位政府高官進駐和平，有次遇到他，我問他是否能給我們多點人力幫助，他卻冷冷回我：「那是恁兜的代誌！」轉頭就走了……理性上來說，我相信他還有許多事情必須做決策處理，但我真的很傷心。
病人失去生命，是不是我忽略了什麼？
除了劉姓洗衣工，我依稀還記得幾個照顧過的病人，還有那一位上吊的病人。事情發生那一天，其實就是封院初期，護理師在病房找不到人，打開浴室的門後嚇壞了，後來等我趕過去時，他已經被總醫師從半空中解下來，躺在地上⋯我見過的死亡大多是peace的，從沒見過這樣走的。由於這是自殺案件，需要法醫和檢察官相驗才可以，我記得，那名法醫是一個女孩子，她的表情充滿不情願，我想，我能理解她在想什麼。
那名上吊的病人，他們家包括他共有6人染疫，其中3人死亡，而他的狀況相對輕微，沒有馬上惡化的跡象，也沒有生命危險，後來聽說，他覺得自己沒有救了才做這個決定。這件事發生後，我不只一次問自己，是不是我忽略了什麼？是不是我給他的時間太少，用較多時間照顧狀況較危急的病人，所以我才沒有發覺他有不好的念頭？這件事影響我很深，改變我對病人的看法。後來，蘇瑞珍醫師事後去探訪那一家，聽說家屬悲憤地罵和平醫院害他們家滅族⋯⋯這個指控很沉重，但死亡家屬已經夠難過了，我們多說一句只會像辯解，不如不要多說一句。
回想SARS封院當時，何松融對有些經歷仍歷歷在目。廖瑞祥攝
另外，整個封院過程中，我有一名病人咳到吐血，插管2天沒有救回來，她是一名看護工，當時因為加護病房沒有負壓隔離設備，考量還有其他病人的狀況下，我們只能讓她在普通病房，我不禁想，如果，假設，那時我們可以協助她轉院的話，她是不是有機會活下來？
後來因為她，我去太平間一趟，工作人員告訴我，因為封院的關係，遺體一開始都送不出去，導致冰櫃都塞滿了，原本一格一人，竟變成一格二人，這番場景，真的很難想像吧？
出院後決定離職 但這20年來我心裡還有許多未解的問題
27日，政府專責病房成立了，確診的病人陸續轉院，醫護也陸陸續續撤離到外面隔離，這時我們終於可以不用24小時緊繃，可以12小時輪班了，壓力減輕一些，最後3天，我也終於有床可以睡，現在想來，幸好當時還算年輕，不然躺地板睡這麼久，很痛苦。
我是5月3日左右離開和平醫院的，直接被送到公訓中心隔離。那段時間現在想來恍如隔世，除了好好休息，也關心外面疫情進展怎樣、和平醫院的狀況好不好？2個染疫狀況很差的護理師轉院後如何了？有沒有比較好？我的病人都好嗎？
隔離期間發生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那時候，隔離雖然是一人一房，不過每到吃飯時間，我們都會各自錯開出房門，到大廳領便當。這沒有什麼，可是跟我同一段時期隔離的衛生局長官，不知道為什麼，堅決不和我們一樣吃大廳便當，要求專人送到他的房門口⋯⋯他是不是覺得我們身上有病毒呢？當時難免有種「他的命是命，別人的命不是命」的氣憤感，但這就是社會常態。
後來，隔離結束，我便自願到松德院區照顧SARS病人，再返回和平醫院上班，同年9月底，我辦理離職，到敏盛醫院工作到現在。從長庚到和平醫院，我領教公私立醫院的風氣、作業程序、反應速度有極大差距，我很喜歡且珍惜醫師這份工作，所以我真的得走。
何松融在《和平歸來》客串一名私立醫院院長。廖瑞祥攝
有一次，我和其他歷經封院的醫師聊天，提到如果當初有機會選擇要不要接受封院，我們真的會留下來嗎？我覺得，我還是會留下來盡醫師的責任，而且我臉皮薄，做不到躲起來，不過即便如此，誰能坦然接受被遺棄的感覺呢？前年（2021），《和平歸來》的劇組邀請我客串扮一所私立醫院院長，我必須說，有一幕在還原SARS初期，政府單位召集公私立醫院高層討論專責病房，大家彼此推託的樣子，某方面對我來說，有療癒當初受傷的心情，是呀，站在人性與營運角度來說，面對大難，誰能做到全然的捨己救人？
這20年來，我鮮少和別人說起這段經歷，連最親近的家人朋友都沒有，也沒有在媒體或其他公開平台上說，我不知道要說什麼，也不知道該說什麼，盡可能不再回憶那段時間，我只想知道，封院前，醫院高層和政府官員們，那時對疫情的掌握程度到哪裡？他們到底知道什麼？不知道什麼？做了哪些事？對政府如實交代多少？我想，如果得到答案，或許，我會再好一些。
20年前，何松融剛從長庚轉到和平醫院工作1個月便遇到SARS疫情，談及封院那段日子的心力交瘁，他一度哽咽。廖瑞祥攝
何松融 小檔案
學歷：台北醫學大學醫學系
現職：敏盛綜合醫院胸腔內科主任
經歷：
台北市聯合醫院和平院區胸腔內科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內科住院醫師總醫師
林口長庚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恩主公醫院胸腔內科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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