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民困愁城》在2012年出版，討論憂鬱症、情緒管理、現代性的黑暗面等議題，由兩位台灣學者甯應斌和何春蕤於2005年至2006年執筆書寫。10多年過去，《民困愁城》的主題「People in Trouble」並沒有消失，反倒成為全球議題。兩位作者在書中指出，情感、情緒等範疇長期以來被批判理論忽視，但經濟、政治、社會、歷史等書寫其實不應排除身體、性別、情緒等議題在焦點之外，否則將無力解釋及應對複雜多變的現實（p.12）。
民困於瘟疫、社會變化、政經轉型、戰禍天災之中，複雜的情感、難耐的情緒既是私人同時亦是社會集體的經驗。眼見身邊很多為己為人尋因解困的嘗試最終都徒勞無功，難免令我們對氾濫的權威和專家斷症有所保留，甚至懷疑。事實上，不少專家權威受涇渭分明的現代社會專業分工所限，當運用《民困愁城》所指的「認知主義」和「情緒管理」手法時，容易傾向訴諸單一狹隘的標準和欠缺整全考慮的判症而落藥，這或許依然令不少人感到受助，但對另一些in trouble的people來說，往往只是頭痛醫腳——例如對主要受沒由來的情緒（「認知主義」難以溯源辨識，從而也難以應用由此引伸的「情緒管理」應對的情緒）、現代性黑暗面（包括個人與社會的深層因素）影響的憂鬱症患者，當代的精神科專業開出的解方，最終只能發揮有限的效果。再加上大環境缺乏力量推動消愁解困的社會改革，最後自救的責任也只能落回個人身上，容易令人走向抱怨自責，加添愁困。
減壓方法解燃眉之急 未必治本
當代哲學家韓炳哲用「功績社會」形容現代社會過於強調功績，以致自我剝削的行為竟然備受推崇。這令人聯想到，多種協助個人忘憂解愁的減壓方法之所以在當代社會逐漸普及，或許正是個體對這種社會壓力的回應。但這些紓緩方法又有多大效用？靜觀、瑜伽、運動、音樂、繪畫、藝術等等，儘管都可能為陷入水深火熱的民眾解燃眉之急，並循此開啟了走出愁困深淵的可能，但如果忽略《民困愁城》強調的憂鬱症與沒由來的情緒和現代性黑暗面的密切聯繫，那麼這些把焦點集中於個體療癒的踐行，在很多時候只能治標，甚至會錯置解方，間接令問題積累甚至惡化。
《民困愁城》兩位作者參考歐美理論，分析台灣社會狀况，但由此對照香港的情况，亦十分貼切。在發達資本主義的香港，不難找到作者提及的現代性、文明化、理性化的影子及其黑暗面；強調個人反思、自我更新完善所產生的「憂鬱與焦躁的循環」，亦十分普遍；加上近年香港的政治社會經濟環境急速轉變，不少新生代尤其感到希望匱乏，「情緒」議題成為大眾的焦點，以至於不論是精神醫療、心理輔導，或各式各樣的心身靈療癒法，已變成香港社會的尋常存在。反思香港主流有關「情緒」議題的論述及其局限，實在刻不容緩。
何謂「健康」？「躺平」對抗主流？
我們接觸過不少在香港從事心理治療工作的朋友，當中不少都是熱心、充滿關懷和理想的人，但礙於工作的辛勞框限，鮮有機會接觸自己專業範疇以外的情緒哲學。《民困愁城》作者雖然有自己信奉的理論立場，但在引介他們自身的理論視角的同時，亦用了不少篇幅深入淺出地介紹其他不同的理論。這樣系統地整理相關的情緒哲學和心理學，是有助我們擴展視野的良好學習媒介，特別是其中有關個人和社會深層結構的討論，經常在主流的治療論述中被忽略，以致衡量「健康」的尺度被固化、欠缺彈性。我們期望在治療文化領域工作及接受幫助的各方朋友，不妨一起閱讀本書，深入討論除了生理和心理層面，受困的愁民如何被身處環境的制度和文化影響，並重新探問一些根本的問題，例如「療癒」的意思到底是什麼？一個無法投入社會但感快樂的人比較健康，還是一個全情投入社會，「功能性」滿分，但不快樂的人比較健康？一個充分明白和擁抱自身存在意義，因而選擇結束生命的人比較健全，還是一個感覺生命全無意義，但苟且偷安的人比較健全？主流心理治療常鼓勵接納自我，但不接納未如理想的自我，會否也是生命力的一種表現？我們對心理健康的理解，到底包含怎樣的前設？這些前設又正在推動我們向哪個方向前進？欠缺反思的療癒文化，會否在另一角度成為壓迫個體的暴力來源？當今席捲全球發達城市的躺平文化，可否理解為一種抵抗主流心理學對個體應「成就自己」這律令的激進（radical）手段？
另一方面，近年大為流行的身心靈療癒法與21世紀歐美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頗有連繫。我們認為，覺醒文化與《民困愁城》作者所指的「道德進步主義」意思相近。覺醒文化推崇的「普世價值」包括各種「政治正確」的文化規範，例如家庭親子方面的「密集（或放任）教養」（intensive （or permissive） parenting）、環保動保的「文明」偏見等，似乎並沒有協助歐美及其他地區（包括香港）的大部分民眾消愁解困，甚至弔詭地成為了將西方右翼連結在一起的黏合劑，產生了種種加深愁困的不經意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我們認為，今天有關身分政治形形色色的要求，被不少愈來愈右傾的民眾描繪成「離地」、討厭、霸道，或許正是覺醒文化或「道德進步主義」有意或無意地助長社會進一步分裂的例證。正如美國人類學者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在她的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The New Press，2016，中譯《故土的陌生人》）指出，不少居於美國南部茶黨及特朗普的支持者，之所以變得愈來愈右傾，其中一個因素正是對民主黨及其支持者的「政治正確」論述或建基於種族、性別等「身分認同」的價值觀深惡痛絕。
普世價值或維護西方霸權
對於上述的「道德進步主義」，《民困愁城》作者尤其重視這些「普世價值」與文化規範是否其實只是另一種西方霸權的包裝，因而主張必須把其倡議放到特定社會脈絡中加以分析，而非以一些先驗的價值作為量度標準，並提出其中一個作為分析的基準，可以是這些倡議有沒有「和被壓迫的邊緣團體結盟」。當然，僅從一個倡議所處身的政治位置來判斷對錯，大概並非最好或唯一的方法。但無論如何，徹底檢視「道德進步主義」與西方霸權的連結，這個取向很有啟發性，值得我們參考。
本系列的幾位作者是於2024年參與一個《民困愁城》讀書會的成員，希望透過此系列文章，分享《民困愁城》值得我們參考的一些視角和觀點，同時亦會借助一些其他相關的理論資源，對照香港當代幾個關鍵的議題，包括探討憂鬱症的成因及解方；討論情緒管理及作為主流情緒哲學的認知主義；分析環保動保及現代家庭/育兒觀念與道德進步主義的關係；梳理自戀文化和治療文化的興起、影響和應對之道；以至叩問生死政治（如安樂死、生命意義）這終極議題。
文˙《民困愁城》書會寫作組（成員包括：楊啟晴、彭敬賢、馮幸玲、歐陽秀、阿朶、芳子）
編輯˙周淑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