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博維爾（David Bordwell）上月底病逝，全球悼念之聲此起彼落，遠遠超越了任何一位電影學者去世的反應。這其實也証明了他交遊之廣闊、影響之深遠絕不止於一位大學教授的身份。除了學界的同道和門生，更多的反應來自他參加世界各地電影節認識的朋友、電影人和通過網誌Observations on Film Art神交的影迷。但我們最感親切的，當然是他寫出了《香港電影王國——娛樂的藝術》（Planet Hong Kong: Popular Cinema and the Art of Entertainment）一書，把香港電影推崇為荷里活以外另一個自足的工業系統，擁有自己一套獨特的美學。他在《Film History: An Introduction》裡也有介紹世界各地不少國家的電影，但獨立成書的就只有美國和香港而已。
博維爾的著作多數比傳統學院派的好看，不但完全沒有學究味，而且文采斐然、深入淺出，不乏機智幽默的筆觸。難得的是他並非刻意親民，而是以一種自然平等的胸襟，興致勃勃地與讀者坦誠分享他的見解，完全沒有不少學者難免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這方面他是文如其人，大家都喜歡跟他聊天，因為沒有任何高山仰止的壓力，他更是個樂意參考不同意見的聆聽者，很容易就可達成有效的雙向交流。謝楓認為他完美體現了美國學者的民主精神和尊重學生智慧的傳統，有別於歐陸學院派的精英主義，旨哉斯言。
《香港電影王國》作為博維爾的一部代表作，在這些方面尤其突出，卻絕非偶然。因為他自承從小便是個御宅族，發現香港電影始自七十年代的功夫片（《天下第一拳》和《精武門》），就像不少西方的港片粉絲一樣，他甚至把部分搬到課堂上放映。在電影院和電影雜誌等正常渠道得不到滿足，便訂閱影迷雜誌及搜羅錄影帶和鐳射影碟，來惡補港片的知識。所以他是小影迷和大教授兩重身份集於一身，但既沒墮進粉絲的宗教狂熱，也不像一般學者般冷眼旁觀研究對象，而是保持清醒的一份發自心底的愛。
1995年他首次來港參加香港國際電影節，是個關鍵性的轉折點。那不但是約定俗成的電影誕生一百周年，更重要的是那一年的電影節節目令他大開眼界，他認識的新朋友讓他感到賓至如歸，他更同時深深的愛上了香港這座城市：This Will Always Be the Place！
他自己寫過坐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當然是銀幕前排第一行）看基阿魯斯達米《橄欖樹下的情人》的震撼。他還有緣得睹新出土的《戀愛與義務》（阮玲玉）及新拷貝的《人海孤鴻》（李小龍）和《八百壯士》。那年電影節還有《陽光燦爛的日子》和《女人，四十。》作開幕電影，他更可在銀幕上重看至愛的《重慶森林》和補看同年的《金枝玉葉》、《非常偵探》、《飛虎雄心》和《洪熙官》等港片佳作。
那一年他還在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及香港電影金像獎的頒獎禮上，遇見他心儀的明星和導演，如王家衛、許鞍華、徐克等，像個小影迷般樂不可支。但更重要的是，他通過電影節認識的本地朋友，加上他穿梭來往香港街道和建築的感受，令他切身體會到香港電影的澎湃活力、急速節奏和視覺刺激，原來和這個地方及這裡的人如此密不可分。
他自道從此訪港成瘾，連續十七年毫不間斷在三、四月間來港參加電影節。1997年他為香港電影回顧的《光影繽紛五十年》特刊寫了一篇「動作的美學：功夫、鎗戰與電影表現力」，翌年又為《超前與跨越：胡金銓與張愛玲》特刊寫了「不足中見豐盛：胡金銓驚鴻一瞥」。今日回顧，二文正是日後《香港電影王國》成書前的部分初稿。前者以《轟天炮》與《義蓋雲天》為例，展示港產片與荷里活處理動作場面上風格的差異那部分，也在電影節為期三天的研討會上發表，二片的飛車追逐片段放映完畢時，現場甚至掌聲雷動，場面動人。
其實在九七前後的兩三年間，他每次來港都走訪不少香港電影人，為構思中的《香港電影王國》做足準備工夫。最難忘的是1997年底一次他和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影評人飯聚，一直談到深夜，甚至一起去唱卡拉OK！紀陶和張偉雄還記得他唱了All Kinds of Everything和Losing My Religion。期間當然約定了他，由我代表評論學會為該書編輯中譯本。他在翌年完成初稿後寄一份給我校閱，深夜在辦公室和他通兩小時長途電話斟酌內容的情景，今仍歷歷在目。
《香港電影王國》早於2000年出版，來不及把銀河映像時期的杜琪峯寫進書中。但他2001年應邀當香港演藝學院的客座教授時，便參觀了《暗戰2》的拍攝現場，二人一見如故，其後每次訪港都有杜導盡地主之誼，他也在2010年的第二版中補了這缺口，也消弭了遺憾。
在這十年間，最特別的是2007年舉辦第一屆亞洲電影大獎，給他頒了一個「亞洲電影學術研究大獎」，他又像當年首次來港那樣，給周圍的明星導演拍照及索取簽名。頒獎禮前我除了和Grady Hendrix斟酌頌詞內容外，還找來張偉雄拍一條配合的短片，主要道具便是博維爾送我的十多本著作，堆成高高的一叠。
兩年後電影節又請他出席「香港電影誕生百年之謎」座談會當講者，與羅卡、法蘭賓和黃愛玲一起，推敲香港第一部電影是《偷燒鴨》還是《莊子試妻》的問題。但那一屆電影節令他更興奮的，應是慶祝電影工作室成立廿五年的「浪漫演義」專題回顧展，放映配合展覽、講座和派對，可謂冠蓋雲集，盛况一時。此外，費穆的佚作《孔夫子》修復成功重新出土，也應是他的一大驚喜。
可惜也是差不多這段時期，他來港參加電影節呼吸系統便出現問題，時常咳嗽不停，醫生的解釋是他不習慣香港空氣的汚染。馮若芷記得有一次陪他去私家醫院看夜診（因不想耽誤翌日的工作），三更半夜竟可電召放射師回院為他照X光，而且很快便有報告，說明沒有即時危險。他回國後給當地醫生看那份報告，其專業程度大獲讚賞——香港人的精神、效率和專業，再次令他歎為觀止。
但也由於這個慢性肺病的緣故，他聽從醫生的勸告不再來港兩年，2014年電影節邀他當新秀電影競賽的評審（其他評審是奉俊昊、林嘉欣和基斯杜化林拔），已是他來港的最後一次。但能看到《骨肉同謀》的黑白導演版，並與奉俊昊深入交流，也可算留下一個美好印象吧？其後數年，我和他每年相見的場合，只會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六月底舉行的 Il Cinema Ritrovato電影節，他也總是與太太姫絲汀湯遜（Kristin Thompson）一同出現。
湯遜也是著名電影學者，與博維爾合著過三本經典電影教科書，網誌也是二人合寫，大家已知之甚詳。但她同時也是一位埃及學家，每年都去埃及一次做研究，就像博維爾每年隻身來香港一樣。這麼多年來，她只陪同丈夫來過香港一次（應是1997年），馮若芷記得他們對「糖朝」的甜品趨之若鶩，如合桃露和杏仁茶，博維爾尤嗜芒果布甸，自然也是許留山的常客。在金獅影視（KPS）結業前，他每次來港都去光顧買下大量港片影碟。
新冠疫情這幾年，大家自然無緣再見。去年九月本計畫好乘多倫多電影節之便，往威斯康辛州麥迪遜探望他一下。可惜碰上他病情反覆而需住院，再次緣慳一面。我們都間中收到他太太的電郵，得知他的狀況；最後傳來噩耗，也知道他最後的日子仍可二人每晚看一部電影，最後一夜是看了兩集《白宮群英》（West Wing），對有心人來說，其實已可堪告慰了。
最後必須一記，六年前我們決定出版《香港電影王國》第二版的中譯本時，他二話不說便為此新寫了一篇後記，實在無以言謝。今日回想，四年前給他寄上印刷好的中譯本時，他在疫情中依然無恙，應可樂見他與香港電影的一段緣份，終於來到一個圓滿的循環。當時這個中譯本有紀念慧玲的意思，今天斯人也逝，才意會到這可同時是，向他送上最大的感激與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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