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想，如果要為鍾玲玲和鍾曉陽說幾句話，應該怎樣說。應該怎樣告訴人，她們的獨特意義？重提兩人少時的風光，不論是燦爛激越的青春，還是一代才女的美譽，今天聽來都只是陳年舊事。讚嘆她們的文筆優美、文字動人，也不過是陳詞濫調。況且，欣賞好文筆和好文才，在今天已經是非常老派的事情。不但世俗庸眾對此無感，連新派文藝愛好者也會覺得有所不足。她們的新書既沒有在地的關注，也沒有當下流行的議題，感覺是那麼的不合時宜。
不合時宜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不合時宜，是不為時代主流或權威所認可，包括在政治上不正確、缺乏商業價值和沒有普及吸引力。據此定義，真正的藝術都應該是有意識地不合時宜的，即是對上述立場的積極否定和抵抗。但是，有另一種更為徹底的不合時宜，是沒有自覺對主流的抵抗意識的，只是單純地跟時代脫節。一般說的落伍，就是這種情況。
很明顯，鍾玲玲和鍾曉陽也感覺到自己處於第二種不合時宜的局面，而且不是新近的事。早在二十多年前，兩人已經深知自己跟世界逐漸錯開。《遺恨傳奇》無論作為文藝還是通俗作品的失敗、《玫瑰念珠》的無視讀者和拒絕理解，都表明在有意無意之中，她們沒有追上時代的列車，或者被時代列車遺棄。她們留在原地，以自己的速度緩慢行走，在客觀時間的進程中，逆向地一次又一次重返舊時、重回舊地。兩人不約而同地在二十年間持續地「重寫」。
「重寫」不止是一個行為，也成為了一個具有特定意義的模式。不是出於懷舊，更加不是因為江郎才盡。就算有近似江郎才盡（或原本就沒有才）的疑惑和感嘆，她們最終也能奇蹟地對絕地反擊。而這反擊是界乎有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有意識的部分是意志，無意識的部分是本能。她們用行動證明，落伍也是有兩種的。一種是真正的過時──留戀昔日的光輝，活在過去的陰影中，食老本，舊調重彈。另一種是「重寫」；不是重複，不是修訂，而是不斷地再出發、再創造。「重寫」成為一種藝術創作形式，應該是雙鍾的創舉。
所重寫的是甚麼？表面上是作品（舊作），事實上是自我。自我本身是未成形的、不確定的、變化多端的。每一次書寫，也是試圖把自我在一定程度上固定下來，至少有個可辨識的模樣。但是，如果真的以為自我可以固定下來，從此不改，是為真我，那是自欺欺人的。「重寫」不是為了修改過去的自我，以達至最終的面貌，而是為了展示，自我必然地不斷演變的事實。所以「重寫」是面對自我的最誠實方式。雙鍾的寫作本來就是「自我重寫」，而在《雲雀與夜鶯》中再把「自我重寫」重疊成「對寫」，即「互相重寫」，意向是非常明確的。
有人可能會認為，自我書寫已經是內向行為（鍾玲玲曾被批評「欠缺視野」），如果在不斷重複之外，還要互相疊加，結果可能只是無限反射的鏡中鏡的幻影。在這個封閉空間裏，現實世界被完全排除，只剩下私密關係中的情意流動和喃喃細語。要說可讀性的話，就只有好文筆、好文字、好feel，即純粹的美學欣賞、感性享受。這樣的作品有甚麼更廣闊、更深層的意義？
關鍵在於，我們怎樣看待這個「自我」？ 如果現代文學的確立期（十八至十九世紀），也同時是現代自我的構成期，那現代文學的終結期（二戰後至今），也同時是現代自我的解構期。不是說自我不再存在，而是自我已不再完整、自足，變得支離破碎、充滿危機。在這樣的情況下繼續書寫自我，必然是一場徒勞的掙扎。歌德式的成長小說已經不再可能，鍾玲玲和鍾曉陽的「成長」，最終也沒有到達圓滿的「成年」或「成熟」，而是勾留在無盡的「再成長」、「再學習」之中。又或者，兩人直接跳過成熟期，而提早踏入晚期，並在晚期中持續向早期迴遞（重寫）。
鍾玲玲說：「我的寫作就是我，那麼明明白白地除『我』以外便再沒有更多的了」，但她又說：「自意識到寫作並非自然以後，那個我和這個我就好像不再是同一個人」。她意識到記憶是一種構造，而真實世界總具備另一面的事物。換句話說，她了解到真我的不可得和自我的虛構性。鍾玲玲的小說，可以歸類為「自我小說」（autofiction），但她在其中自我顛覆。〈陳詞濫調〉貫徹始終，完全分不開寫實和虛構。相反，鍾曉陽的小說明明是虛構，就算有真實經驗為原型，也深藏不露。她沒有直接把自己寫進小說裏去，乍看都是他人的故事，但她其實是透過小說去實現少時的「志願」，構造那個「談個一生一世的戀愛」的自我。〈晚期風格〉寫一個年長男畫家和年輕女模特兒的關係，看似跟作者本人無關，但「晚期風格」這個主題，不就是一種自我寫照嗎？
鍾玲玲從自我出發，到達虛構；鍾曉陽從虛構出發，回到自我。自我與虛構成為迴圈，兩者殊途同歸，深具時代意義。這不是主題、題材或者立場上的當代性，而是時間上的超越──落伍即超前。《雲雀與夜鶯》比某些著意書寫時代的作品，更深刻地揭示出主體崩解的客觀環境和主觀焦慮，無論是政治的、社會的、化文的，還是個人的。兩人通過緩慢的逆向軌跡，以遞歸的方式，像AI學習程式一樣，衍生出新的事物。你以為她們遠遠地落在後面嗎？看！她們的身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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