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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星期日文學‧聶華苓的光輝

明報

更新於 9小時前 • 發布於 5小時前 • 星期日文學
鄭政恆(左)與聶華苓(右),攝於2015年。(鄭政恆提供)
鄭政恆(左)與聶華苓(右),攝於2015年。(鄭政恆提供)

【明報專訊】一收到聶華苓女士去世的消息,我想到2015年在愛荷華的日子,其中有她、鍾文音、姚風、祈蓮、林啟祥、施韞瑜和我的相聚、飯局,以至飯後不着邊際的聊天。

2015年10月,國際寫作計劃安排了《三生三世聶華苓》的放映,在放映前有簡介環節,這是當時我的發言稿:

我在2012年底看了香港導演陳安琪的紀錄片《三生三世聶華苓》,想不到自己在2015年來到愛荷華參加「國際寫作計劃」(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而且跟聶華苓老師見面,成為她家的座上客,對於華人作家來說,這是莫大的光榮,她家的長飯桌,有無數的作家圍坐過,他們努力創作的手腕,曾經在這裏留下溫度,這張木飯桌,可以說是當代華語文學最重要的文物。她也帶我們看她的丈夫、詩人Paul Engle生前工作的書房,書、信、稿件、相片、打字機,一切如昔,時間在堅強的愛情中靜止了。

聶華苓生於1925年,今年剛好90歲,她曾說「我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紀錄片的前半段以這三生三世為敘述的脈絡,同時,對自由的追求、流亡與身分分裂的經驗,貫穿了她的人生,她也將這些放到自己的作品裏。聶華苓與丈夫Paul Engle創辦「國際寫作計劃」,正好代表着嚮往自由的人文精神,我們這些作家在愛荷華終於找到一個自由的窗口,不再忙來忙去,可以無拘無束的寫作與交流,一個人沒人管,有時會落得散漫,但也可以迸發出創造的能量,我們各自以熟悉的語言,在自由的草原上散步或奔跑,我們在詩歌裏尋找空間,我們在小說裏想像世界,但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我們總能夠遠遠的看見對方,也因為對方竭力奔跑的身影,而感到孤獨中,原來有一點點溫暖。

放映完畢,發言稿電郵給聶華苓,她回覆說:「很高興看到發言稿。我可留存下來。非常謝謝。希望在你們離開愛荷華之前,中文作家可以再相聚。」

她和中文作家一再相聚,當然,我見她時,她已是90高齡,記憶力早就不比從前,但對於印象深刻的往事,依然歷歷在目,說到胡適、雷震、《自由中國》雜誌,還是講得激動。以前我在書本閱讀的故事,終於有親歷者當面講述。

所謂書本,當然是聶華苓的《黑色,黑色,最美麗的顏色》、《三輩子》。

聶華苓1949年到了台灣,在南京時代的朋友介紹下,加入《自由中國》當文藝編輯,前後11年,直到1960年雷震、傅正、馬之驌、劉子英被逮捕,《自由中國》停刊。雷震判囚10年,胡適回台向蔣介石求情無效。1961年,在雷震於獄中度過65歲生日,胡適以南宋詩人楊萬里的〈桂源鋪〉題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聶華苓指胡適沒有探監,她寫道:「我和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幾個人忍不住了,要探聽他對雷震案是什麼態度。一天晚上,我們去南港看胡適。他招待了我們一頓點心,一點幽默,一臉微笑。……真正的胡適關在他自己的心牢裏。」1962年,胡適在中央研究院院士歡迎酒會中,心臟病突發逝世。聶華苓道:「他才從那心牢裏解脫了。」

聶華苓彷彿活了三輩子,最教人注目的當然是愛荷華歲月。聶華苓和Paul Engle在1967年創辦「國際寫作計劃」,接待了世界各地的作家。許多悲歡離合的故事,她早已寫下來,而陳映真和柏楊被壓迫的往事,她也跟我們細說。

Paul Engle在1991年突然辭世,聶華苓將他安葬在奧克蘭墓園(Oakland Cemetery)。我相信每一年聶華苓都會帶領中文作家去墓園,看看Paul Engle的黑色圓墓碑,碑的背面是Paul Engle的墓志銘:「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發光。」(I can't move mountains, but I can make light.)

我們看着聶華苓指着墓碑的左下角說:「1925年是我的生年,死後就埋在這裏,碑上補上去世的年份。」我們微笑說,來日方長呢……

我們都知道天下無不散之筵席,而且人終必有一死。碑上聶華苓的卒年是2024年,她的百年人生見證了中國的連場戰亂、台灣的白色恐怖,患難之後又與Paul Engle展開一段天荒地老的愛情。她終於在美國找到了自由發揮的空間,更在世界文壇發出了奪目的光輝。

文˙鄭政恆

編輯˙鄒靈璞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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