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過去這幾年，對於曾經憑着《海角七號》和《賽德克．巴萊》而成為台灣電影之光的魏德聖導演來說，無疑是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籌備多時的《台灣三部曲》甫開拍不久，卻遇上世紀疫情，無了期的停擺幾近燒光製作資金，令拍攝計劃胎死腹中；與此同時，《賽德克．巴萊》亦鬧出版權爭議，魏德聖不服氣，最終與片商對簿公堂，人財兩失。昔日光環粉碎，讓魏德聖從台灣影壇神枱墮下，甚至跌入谷底，卻又因此對電影和生命有了另一種頓悟。如今透過一部溫情小品BIG重新上路，他時而唏噓，卻又有種千帆過盡的泰然淡靜：「自己想怎麼做，就怎樣做吧。我不想再接受別人的期待了，其實我也變得沒有很在乎別人希望我怎樣做。」
以病房故事自我療癒
時隔6年，魏德聖終於帶着久違的新作BIG再次來到香港。電影是一個關於6位癌症兒童的病房故事，但並不是一般所謂的「兒科聖手」醫療劇，甚至加插了幾段小孩子團結對抗外族入侵者的冒險動畫，將抗癌過程卡通化，整體風格較像童話故事、兒童電影，與魏德聖歷來幾部刷新台灣大片格局的代表作完全不同。據他形容，BIG的故事原型來自20幾年前的一件往事。「那時候，我採訪過一個骨癌截肢的女孩，在採訪的過程裏，她就像個天使，一直笑瞇瞇地講她在癌症病房裏的經歷。我好奇說，難道都不會痛，不會哭，不會鬧嗎？她說，還是會痛，還是要治療，可是哭啊鬧啊都沒有用，所以這裏大部分的孩子都懂得忍着痛。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跟我講，她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不想活的孩子，而且每一個孩子都相信自己可以活下來。」
而正正就在魏德聖面臨電影生涯最大挫折，《台灣三部曲》受疫情拖累而陷入僵局，復工無期，龐大的製作計劃陸續腰斬，甚至不得不放棄之際，他重新想起這個一直放在抽屜裏的小故事。「看起來最小、最弱、最無力的孩子，反而是生命力最強的人，在生命的最後一刻還是想要活下來。有多少大人想死啊，多少老人不想活，被放棄啊，或者是我們自己放棄了自己。」「那時候我的心情是很不好，還出現了有一點想不開的念頭。我必須強迫自己分心一下，轉移注意力，要不然我真的會想不開。」就是這樣，魏德聖笑言，在最灰心失意的時候，決定每天早上4點起牀開始寫BIG的劇本。「每天早上邊寫邊笑邊流眼淚，當然了，然後寫到中午就要回到公司面對一堆鳥事。」結果寫了一個多月就完成了劇本，也可以說是一個自我療癒的過程：「雖然事情還是沒有解決，可是心情好了，想開了，把一些負能量都釋放掉了。」
BIG拯救不了故事裏的血癌孩子，卻把魏德聖帶出了人生低谷。如是者，他暫時放下念茲在茲的《台灣三部曲》，轉而用最小的資金及時間，在疫情期間開始進行拍攝。「尤其在整個大世界、大環境裏，疾病的壓力還在，經濟生活的壓力還在，政治上面的紛紛擾擾還在，這些讓人喘不過氣的壓力，都希望能透過一部電影把它釋放掉。」
不再為別人的期待而拍電影
除了《台灣三部曲》停拍腰斬，完成之日遙遙無期，更禍不單行的是，疫情期間鬧出《賽德克．巴萊》的版稅糾紛，魏德聖從未想過因為錢銀瓜葛要公開指摘曾支持自己的片商，興訟收場。雖然事件已在魏德聖來港宣傳BIG之前隨着庭外和解告一段落，但提及跟昔日的合作伙伴不歡而散，魏德聖仍然有些激動。
「坦白說，《賽德克．巴萊》那個事情是早就發生了的，我本來就認了。」稍頓，他說得份外沉重：「對，是我不小心，是我不長眼，在我最忙的時候，沒看清楚就簽了不該簽的東西，什麼都是你的，我也沒有再跟你計較，我也沒有領到半毛錢的工錢。只是說到最後變成是我還欠你錢，這是我難以接受的。」雙方最後透過法院訴訟，既令人難堪，也使他倍感心力交瘁。他長長嘆了一口氣：「走來走去，走到後來就覺得不如算了，所以談和解就結束了。彼此都受了傷，但是彼此也傷得不重，就這樣算了吧，反正只要公司還在，我們沒有負債，就能繼續拍下一部電影。」
「總之解決了就好，反而對我來說，《台灣三部曲》的拍攝過程對我傷得比較重……」念頭突然一轉，魏德聖黯然承認：「因為原本的很多承諾，我都做不到了。」
《台灣三部曲》的原初構想非常宏大，不止是《首部曲：火焚之軀》、《二部曲：鯨骨之海》、《三部曲：應許之地》這3部電影，還包括紀錄片《尋找福爾摩沙》、動畫電影《達娜米》以及跟政府合作的若干歷史文化園區工程，單是電影本身的製作預算便高達45億新台幣，但如今一切都可能變成空中樓閣。疫情過後，為減省拍攝成本，魏德聖決定大幅縮減規模，將《台灣三部曲》改為動畫電影。
「3部電影要同時開拍的那種壓力是會放鬆一點，現在一樣有壓力，但至少那個壓力不是那種大到我一個人扛不住的壓力，我還扛得住，就慢慢往前走，是比較慢，而且是有些實驗性的東西。」雖說是出於「慳錢」的節衷做法，但魏德聖過去從未拍過動畫電影（所以BIG裏的動畫部分，也是《台灣三部曲》動畫化的先行試驗）。他承認，自己在製作動畫電影的過程裏，同樣有很多未遇過的難題，「但至少這些難題是在製作過程裏面，是在可控的範圍之內」。他苦笑。
曾經野心勃勃，再下一城，締造台灣電影史的新一頁，來到現在隨遇而安，只盼善用僅有資金，與創作團隊砥礪前行，繼續做電影。魏德聖坦言，心態上的許多轉變，都與BIG這部小品電影有關：「它出現在這個時間，讓我想開了很多事情，覺得世界真的好大，我們人類存在於大宇宙裏面，還不是一粒沙？既然這樣，我在意那麼多事情幹什麼？」
「我就應該自由一點才對啊，所以就不會再像之前那麼在意版權是誰的、錢不夠怎麼辦、別人怎樣攻擊你、你又要怎麼回應別人的這些東西。怎麼樣都算了，就把自己的事情好好做好，我不需要跟誰去證明我是不是那個樣子，我只要自己知道我不是就可以，我知道我能做什麼就好。」走過高山低谷，魏德聖回想當年《海角七號》和《賽德克．巴萊》的空前成功，以及剛要開展《台灣三部曲》這個重寫台灣400年歷史的史詩式計劃，橫跨電影、紀錄片、文化園區及歷史教育幾個範疇，業界對他有着很大的期待，甚至視之為台灣電影的里程碑。「從前呢，我就是這樣一個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不知道自己有多小的人，所以就一直往前衝，衝出一個所謂奇蹟的東西。可是後來面臨很多挫折，甚至票房上失利的時候，終於令我知道世界有多大，自己有多小了。」
「你期待，是你的事情，但你期待我那麼多，為什麼你自己不努力？我只能做我想做的，我也只能完成我能完成的。」他緩緩嘆道：「現在我不需要去面對這些為別人的期待而活的挑戰了。」
「我應該面對的是，我還有沒有非要完成不可的東西呢？《台灣三部曲》是我非做不可的東西，所以我不管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會把它完成。」他說。
《台灣三部曲》的前世今生
「你說得對，就是大航海時代的台灣。」用魏德聖的說法，《台灣三部曲》其實是《賽德克．巴萊》的某種延續，但今日看來，它同時又是《賽德克．巴萊》的反面。
「我是在1998、1999年左右完成《賽德克．巴萊》的劇本，經過蠻多的資料蒐集過程裏，讀到王家祥的小說《倒風內海》，講述了400年前台灣的原住民經歷。那個故事我看了很喜歡，原來400年前的台灣是長這個樣子的，感覺既陌生又熟悉。」他接着說：「終於寫完《賽德克．巴萊》的劇本，但那種興奮感覺不到5分鐘就結束了。突然間心裏又覺得，我寫完了關於台灣原住民祖先的故事，我自己的祖先呢？我連自己的曾祖父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連我自己的歷史都不知道。」
於是，魏德聖沿着《倒風內海》的線索，隨即開始構思另一個更宏大的「三胞胎」劇本。「由我來寫這個故事，並且要把它寫成3個劇本、3個族群，用3個觀點和角度來詮釋一個時代。我的母系祖先是原住民西拉雅人，我的父系祖先是明朝漢人，還有外來殖民的荷蘭人，他們是怎麼在這個土地上共同經歷，從衝突當中去彼此認識呢？要怎麼讓這3個故事各自獨立又彼此交集？」
從廿多年前開始部署《台灣三部曲》的電影大計，到後來準備開拍，到疫情遇上阻礙，變成動畫電影。儘然有些遺憾，但魏德聖深信，要完成這三部曲的理念和信心都沒有變，但除了故事細節的調整，創作心態上就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
「那心情就跟BIG裏面要說的事情有點相似，生命是逃出來的，反抗只會讓你趕快結束，但是你要逃，因為逃了才能夠活着，活着才有機會。以前在《賽德克．巴萊》講的就是反擊，但如果反抗就一定會死的話，你為什麼還要反抗？我在《台灣三部曲》跟BIG講的就是逃。」他答得無比篤定：「逃，然後活着。活着比較重要，活下來就有贏的機會。」
雖然《台灣三部曲》某程度上來自《賽德克．巴萊》，但從《賽德克．巴萊》的成功到糾紛，來到現在的《台灣三部曲》，他形容自己選擇了不再反抗，而是想辦法讓自己逃出去。「討死不如賴活着，我知道這樣的轉折真的很大，因為我有了一個很大的體會，歷史是由死去的人創造的，但歷史是誰寫的？是活下來的人寫的，所以活下來的人才有權利去決定你為什麼而死。」
他進一步提到，或者是在籌備《台灣三部曲》屢戰屢敗的過程裏，許多經歷都在潛意識裏一直累積。「明明是我創造的，為什麼我要被你去寫？所以我要活下來，自己寫自己的歷史。我不要創造了歷史，然後我死了，交給沒有參與過的人去幫我寫我的故事，你怎麼知道他用什麼角度去看？英雄都變狗熊，狗熊都變英雄，也不知道他們會寫好寫壞。」
「創造歷史的人，用自己生命去換一個機會，歷史卻被別人搶走了，而不是由自己講述自己的歷史。」當然，也是魏德聖經歷了紛紛擾擾、走出谷底的感懷自况：「就這樣子死去，我覺得不值得，死得太不值得。」
文˙紅眼
編輯•周淑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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