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韓國戒嚴的政治風波鬧得沸沸揚揚，香港也曾經歷戒嚴，二戰時日本佔領香港，日軍入城後隨即實施宵禁和戒嚴，那三年零八個月的故事說了大半個世紀，仍刻在港人的腦海中。不過看香港墳場裏的日本人墳墓，可知道他們早在明治時期（1868-1912）就來港生活，深究其故事，便發現日本人在香港留下的不止是硝煙……
連結英文、日文紀錄 拼凑歷史
受香港日本人俱樂部所託，東京理科大學國際數碼與設計管理系教授中野嘉子於2018年研究明治時期日本人在港的墳墓歷史，「他們原本只打算做日文版，後來認為做英文版本也不錯」，但直接將日文譯成英文，內容的意思和說明有所缺失，故2020年她邀請了香港大學高級研究助理Georgina Challen協助她進行英文版本的研究。中野嘉子和Georgina發現不少歷史資料只以英文記錄，故居港日本社群沒為意，但把它們連結日文史料研究，正好能砌成一幅較完整的歷史拼圖。
跑馬地的香港墳場於1845年啟用，主要埋葬基督新教徒和西方人，墳場記錄在案的7000個墳墓中約有450個屬於居港日本人。日本人原本在香港沒有專屬墓地，他們部分墳墓散落在基督新教徒的墳墓之間。中野嘉子說，香港墳場左上方的邊緣位置是下葬日本人的墓地，事緣日本人掃墓習慣焚香，此舉引起西方人不滿，並投訴指香港墳場應只供基督徒使用，港英政府便在墳場為日本人劃出特殊區域。Georgina Challen研究時發現，日本橫濱正金銀行派駐香港分行的職員之墓有些置於墳場第6墓段，較靠近墳場右方的基督新教徒墓地，這有別於慣例。
Georgina續說，「我們不能確認一些墳墓現在所處是否它們原本的位置」。原來墳場毗鄰香港仔隧道，隧道於1970年代建造，其走向跨越香港墳場，當時徵用了墳場一些墓地，須遷移部分墳墓。她續指墳墓易位除了隧道建造工程，還有山泥傾瀉和野豬襲擊等因素。
途經並在港離世的人
據香港日本人俱樂部紀錄，來港定居的日本人最早可追溯至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江戶時代，有4名來自九州的船夫遇惡劣天氣，在海上漂流，卻因「鎖國」政策——海外國民不得回國、國民不能出國旅行，禁止基督教國家的人民入境等，無法返日而滯留香港。後來日本於1853年結束「鎖國」政策，並在明治時期對外開放，中野嘉子說大批日本人到海外留學，而香港是他們搭船到歐洲會經過的地方。記者隨Georgina走上香港墳場的山坡，見一群扁平的英文墓碑中間，有一座比人還要高的柱狀墳墓屹立，上面寫有漢字「大日本陸軍少尉湯川温作墓」，下方則寫了法文「TOMBEAU DE ONSAKU YUKAWA/ OFFICIER JAPONAIS/ MORT A HONG KONG/ LE AOÛT, 1878, À L'ÂGE DE 22 ANS/ EN RENTRANT DE LA FRANCE/ ÀSA PATRIE.」。Georgina解讀法文，說湯川温作是22歲的日本軍官，他從法國回日本，途中在香港死亡。
單看墓碑僅能了解死者的出生地、歲數和職業等，想要發掘其中故事，便得查考歷史檔案。據中野嘉子和Georgina翻查紀錄，湯川温作於1870年入讀「大坂兵学寮」，兩年後受命到法國留學，留學6年成功入讀著名的巴黎綜合理工學院（École Polytechnique），卻不幸患上腦疾，無法完成學院首年課程，1878年乘船返日途中病發，在港病歿。中野嘉子說，這反映明治時期除了有大量日本人定居香港，還有不少日本人「途經香港」並在香港離世。
湯川温作的墳墓位於香港墳場的日本人區域外，旁邊的墳墓多是英殖時期亡故的英籍警察，湯川的安葬儀式由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安排，其墓碑本應該按日本傳統的佛教喪葬習俗設立高大的矩形柱，而湯川温作的是方尖柱碑，並刻有漢字銘文。他的喪葬費用花了259港元，Georgina說當時的日本陸軍省和外務省就誰應負責這筆費用爭論了兩年。
隨日企駐港發展到來的人
走到第28墓段，只見滿地枯葉，好一些墓碑生出青苔，難辨清碑石上的銘文，那裏主要埋葬日本兒童。日本郵船會社（Nippon Yusen Kaisha，NYK）於1897至1907年駐港經理三原繁吉（Mihara Andrew Shigekichi）的兩名嬰孩之墓便在此，但其墓碑斷裂，Georgina嘗試閱讀其碑文，也只能大概看出A.S. Mihara和Masa兩個名字。附近則有三井物產會社駐港總經理福原榮太郎的女兒福原香世之墓，她出生5個月便因痙攣離世，死於1892年。
話說1894年三井物產成為首間加入當時由歐洲人主宰的香港總商會的日本公司，其香港分支在福原榮太郎的帶領下蓬勃發展，他將進口香港的商品範圍擴大至日本棉紗和大米，並擴展企業的火柴貿易。中野嘉子解釋明治維新與香港的關係，最明顯的一點是香港成為日本企業進軍國際市場「一個非常重要的樞紐」，因為無論前往歐洲，還是東南亞，都要先經過香港，而且「日本人認為香港是他們能結識西方人士的第一個地方」，尤其是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地，有機會認識駐港的英國代表，讓香港成為目標邁向國際的公司之基地。她舉例說，除了三井物產，三菱集團和橫濱正金銀行均在香港發展業務。
三菱公司創立了郵便汽船三菱會社，其駐港的第一位總經理本田政次郎葬於香港墳場第31墓段。明治時期，三菱公司透過協助海上運輸贏得日本政府的信任，於1875年建立往返橫濱和上海的航線，隨後於1879年開啟來往橫濱和香港的定期航運服務。日本第一艘郵輪抵港一年多後，本田政次郎因肺結核死亡。
關於這些資料如何獲得，中野嘉子說她們會查找The Chronicle and directory for China, Japan, & the Philippines.的內容，「它將電話簿、商業廣告、理事會名單等集合成一本厚厚的書」，從中可得知三菱和三井這些大企業在哪年駐港、什麼人在這些企業工作等，再連同她們在舊報紙看到的資訊，「像偵探一樣把林林總總的小信息拼湊」。
尋找「木谷佐喜」
香港墳場有座兩米高的宏偉墳墓，墳墓屬於首名葬於香港墳場的日本女性木谷佐喜，有62名女子為她建墓並刻上自己的片假名。中野嘉子一直好奇她的身分，「我們『認識』了她很久，她有一座很高的墳墓」。直到Georgina找到《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於1884年6月10日刊登的文章，裏面提到一名住在中環嘉咸街27號的女子Osaki，嘉咸街被認為是唐行小姐，即19世紀後半葉到中國或東南亞賣身的日本女子的集中地，報道說她住在「非法居所（immoral house）」，因趕不及回長崎探望病危的父親，在維多利亞港跳海自殺；Georgina當下即傳信息問中野嘉子：「你認為她是Kiya Saki（木谷佐喜）嗎？」
據日本領事館於1886年的紀錄，當時有150名居港日本人，當中近100人為女性，有四分之三被形容為在「貸座敷」（出租屋，江戶時期叫妓院）工作，或是西方男性的妾（concubine），她們好一些人的名字刻在了木谷佐喜的墓碑上，部分住在中環嘉咸街27號，與木谷佐喜一樣來自長崎，這些資訊剛好吻合《德臣西報》的報道內容，加上「お（Ｏ）」常作日文字句的前綴，中野嘉子和Georgina認為Saki便是報道中的Osaki，是一名性工作者。從唐行小姐到商人，中野嘉子說來港的日本人似乎沒有中產階級，而他們活動的中心最初在中環日本領事館一帶，三井物產和妓院等都設址於此。
中野嘉子續說，由於不少日本人不是基督新教徒，他們沒任何正式的喪葬儀式，後來日本的西本願寺派員到港布教，在1908年於灣仔設本願寺，為日本人提供社區和喪葬服務，並成為居港日本人社群的中心。日本佛教提倡火葬，他們認為火葬能淨化遺體，而且火化後的骨灰能運回日本。隨居港日本人增加，港英政府終於1911年答應把掃桿埔3萬平方呎的土地作日本人專用火葬場。1919年（大正8年），香港日本人慈善會在火葬場建「萬靈塔」，該塔於1982年遷至香港墳場。
比「三年零八個月」更長的歷史
日本人旅港、定居、植根，在香港經歷生死。例如1894年那場鼠疫，日籍醫生中原富三郎與其他日本細菌學者受邀協助調查瘟疫源頭，中原富三郎不幸染疫歿；45歲的日本婦女春野以之也死於這場瘟疫中，她的墓碑刻上了蘇格蘭國花薊花和蝴蝶，至今仍完好立在香港墳場的河津櫻花樹下。
上周一到訪，萬靈塔旁的櫻花樹提前開花，中野嘉子說2004年日本駐港總領事橫田淳與妻子主持了植樹活動，他們在香港墳場種了14棵櫻花樹，其中6棵保存至今。中野嘉子續說，櫻花雖非日本國花，但它能代表日本民族，「是日本人的象徵」，繁花盛開為一片死寂的墳場帶來生氣。中野嘉子稱香港墳場本來就打算以公園的模樣設計，「（文獻記載）明治時期到香港墳場掃墓的日本人說過它像個公園」。
Georgina生於英國，她來港30多年，住跑馬地一帶，她協助中野嘉子研究前從未去過香港墳場。她說她同為移民，在研究日本人在港墳墓時有一定程度的情感連結。Georgina在發掘他們的故事中，想像他們約150年前在香港的生活，而他們的墳墓如今缺乏後人打理，「幾乎被遺棄」，這也如同他們的歷史般。除了侵略香港，其實日本人也曾貢獻香港，他們在香港生活的時間遠比三年零八個月長，中野嘉子與Georgina的研究集成了《跑馬地日本墳墓：明治時期香港日本人的故事》，便是希望人們知道更完整的日本人居港歷史。
文˙ 姚超雯
{ 圖 } 姚超雯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梁曉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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