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我覺得我永遠不屬於任何一個地方，所以你不要問我從哪裏來，我的故鄉在遠方，那個故鄉不是物質的故鄉，而是我的心裏沒有那份歸屬感。」香港作家梁芳玲（Sonia）兒時曾與父母分隔內地、香港兩地，來港後面對「大陸妹」的標籤歧視，更被信任之人性侵，她形容自己的靈魂已支離破碎。她沒有地方的歸屬感，卻在英語寫作裏找到歸宿。Sonia從未向外人言說自己的經歷，直至她將之寫成回憶錄，公開自己的傷口，透過寫作療癒自己。現在她以過來人身分，鼓勵他人坦誠面對自我和自愛，並撰寫回憶錄，知道「Your voice matters. （你的聲音很重要）」。
12歲來港 不諳粵語英文成邊緣人
1986年，12歲的Sonia在叔叔的陪伴下越過羅湖口岸來港，坐地鐵到鑽石山尋親，內心冀盼着與居港父母久別重逢。Sonia之父在內地原是醫生，母親則是教師，均是稱得上「體面」的工作，但其執業資格在香港不受認可。雙親認為香港有更多機遇，1983年帶着Sonia兄姊來港工作，留下Sonia和妹妹在內地由親戚照顧。Sonia說父母在工廠工作，月薪約2500港元。他們每日超時工作，並向親戚借了一點錢，在鑽石山買入一間小屋。小屋分成兩半住兩戶人家，空間雖狹小，但家人住在一起，讓Sonia感到溫暖。
這份溫馨終究沒能維持，Sonia憶述父母承受移民身分的歧視和養活子女的壓力，母親變得脾氣暴躁，父親則過度吸煙、酗酒和賭博。他們缺乏溝通，關係惡劣，令皮膚黝黑、長得像父親的Sonia成為母親眼中的一根刺。一天，母親回家向Sonia兄長抱怨，說工頭問她懂不懂得寫自己的名字，這讓原是中文老師的她感到屈辱。Sonia聞言後安慰母親，卻迎來一句：「你走開！」母親繼續與大哥閒話家常，那刻年少的Sonia只感覺自己可有可無。
1986年的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除了廣東話，不少中學採用英語教學。Sonia從福建來，不懂廣東話和英文，成了她口中的「邊緣人」。由於要提升英文能力，Sonia在香港降級從小四讀起。她記得上的第一堂英文課，老師叫她在黑板上拼寫自己的英文名字，她當時連ABC也不認識，整個人站在黑板前凝住，嘲笑聲響徹耳邊，她回頭望盡是同學譏諷的眼神。那堂英文課之後，Sonia被同學戲稱為「大陸妹」。
在此起彼落的「大陸妹」中，學校的閱讀角成為Sonia的「避難所」。她看了中英雙語版本的《愛麗絲夢遊仙境》和《小婦人》等，摘錄書中好詞佳句，如此堅持下來，她的英語漸有進步，「我猜我對詞語挺敏感的，一看到一個『好』的詞，例如embrace和tenacity，我的腦海就會不斷重現，然後我會思考我可以如何運用」。但英文變好沒令Sonia找到自我價值。
正如上文所言，Sonia來港後發現家庭不再和睦，雙親工作繁忙之餘，也不太關心Sonia的學業和情緒。一切好的壞的，由Sonia自行消化，亦因如此，外貌與父親有幾分相似的乒乓教練才能乘虛而入。那名教練發掘到Sonia打乒乓球的天分，把他曾用來贏得多項賽事的名牌乒乓球拍給Sonia，表達他對Sonia實力的認可和鼓勵——那是她難以從父母處獲得的。
受齊豫瓊瑤作品影響 赴台重生
1989年Sonia準備升讀中學，乒乓教練建議她報讀沙田新開辦的賽馬會體藝中學，說該校能助她提升乒乓球水平，順利加入乒乓球香港青少年代表隊。教練告訴Sonia，報讀賽馬會體藝中學須先成功通過身體檢查，「我從未做過身體檢查，聽起來很嚴肅可怕，像是要做一場手術般」。Sonia如此憶述。教練提出由他來幫Sonia做初步的肌肉和反應能力檢查。教練哄騙了Sonia到他家並性侵她，稱那些行為都是一般診所做身體檢查的正常程序。Sonia感覺不對勁，卻無力反抗，只能以喝止和搖頭等行為表達不適。
Sonia遭性侵後開始自殘，也萌生自殺傾向。「我覺得自己很骯髒，就像失去殼的蝸牛般惡心，我想找一處地方躲藏，不想讓別人知道我在哪裏，也不想人知道我從哪裏來。」她偶然聽到齊豫的《橄欖樹》，她說歌詞唱出其心聲，「我或許可以去一個沒人認識我的地方從頭來過」。離家出走的念頭油然而生。
「有房子就有窗子，有窗子就有人，人生活在窗子裏面，可是窗外的世界比窗子裏美麗。」瓊瑤在《窗外》如此寫道。Sonia的世界遠不止步於香港一隅，她說瓊瑤的文字和齊豫的歌聲給予她出走的勇氣，「《窗外》的女主角跟《紅樓夢》的林黛玉有點相似，也是多愁善感但很有骨氣會反抗；齊豫的《橄欖樹》則有種追求自由的感覺」。這讓她對孕育瓊瑤和齊豫的台灣更為好奇，「感覺台灣是我的重生之地」。她在麥當勞做兼職，掙夠錢後申請了台灣簽證，買下一張單程機票。記者打趣她道：「你那時沒想過要回家吧？」她似是被識破地笑了笑。
Sonia剛到埗台灣，不知該何去何從，遇兩名熱心警察帶她到台灣大學，並告訴她台大剛開學，那裏或許有僑生可以幫她。Sonia拿的是遊客簽證，不能在台灣工作，幸得台大生收留，在台灣暫住。她說台灣的房子「舊舊的、矮矮的」，不像香港那些摩天大樓般有壓迫感，她得以有喘息的空間。她到台灣後從沒有人過問她離家出走的原因，他們幫她尋找留台的方法，而非勸她回家，「他們會想辦法幫我留下來，讓我完成我想做的事」。
撰書過程重溫隱藏的愛
記者問Sonia在台灣那兩年曾否思鄉，她起初說沒有，後來卻答道：「我不是沒有想念過家人，只是我沒有那個餘力去想他們。」她孤身一人久了也會掛念家人。1992年回港，Sonia卻沒有回家，選擇租住重慶大廈，她說想證明給家人看，她靠自己也能過活，「我爸爸先入為主覺得我（離家出走）是做壞事，他對我不抱有希望了，沒希望就沒期望，我便想證明我離家出走不是因為我一事無成」。
其時Sonia還沒中學畢業，她在寫字樓找了一份工作，從低做起，一路做到助理銷售經理，並半工讀獲取大學學位，後來更在商界摸爬滾打出一席之地，「覺得向父母證明我成功的方法就是買樓，所以我很努力發展事業，我是四兄姐妹中第一個買到樓的，那時爸爸還在生，他覺得我很厲害」。
Sonia如此想要向父母證明自己，是因為她從未得到父母的肯定嗎？「不是全然沒有」，她搖搖頭說。她想起兒時常要夜尿，但她怕黑，「很害怕，不敢去廁所便會哭」。爸爸特意在她牀邊裝上小燈泡，她從此看到爸爸對她的在意。她長大後才知道她離家出走赴台時，父親報警後每星期都會到警署追問消息，「爸爸是一個既內向，也很驕傲的人，要他低聲下氣去警署求人，對他來說是很大挑戰」。父母對Sonia的關心隱藏於細節，平時不會口頭表達，Sonia說她是在寫回憶錄，仔細回憶時才清晰感受到這些愛意。
Sonia無法輕易向父母盡訴心中情，寫作是她宣泄情緒的窗口。她還在福建讀高小時，中文老師已肯定過她的寫作才能，這激勵她寫信給母親。Sonia寫信告訴媽媽，她和妹妹在內地遭叔叔打罵的苦况，媽媽回信說會盡她所能改善兩姊妹在內地的生活，並希望一家人能早點團聚。爸爸知曉情况後則寫信警告Sonia的叔叔要對兩姊妹好一點，「寫作對我意義非凡，因為寫信給媽媽改變了我和妹妹的生活，我覺得寫作是我最有力量的時候」。Sonia後來從母親口中得知，每每Sonia寫信給她，她都會與工友分享，「其他工友都讚她，說她的女兒（識字）那麼厲害，她覺得很光榮」。這事在Sonia心中埋下她成為作家的種子。
以英語寫作 保持舒適距離
英國作家Virginia Woolf在其著作A Room of One's Own寫道：「A woman must have money and a room of her own if she is to write fiction.（女人想要寫作必須有錢和自己的房間。）」2014年40歲的Sonia算是經濟自由，她決定尋回寫作的夢，報讀香港城市大學英語創意寫作藝術碩士課程。她花了10年時間，從申請入學的20頁創作變80頁的畢業論文，寫成去年出版的294頁回憶錄The Girl Who Dreamed: A Hong Kong Memoir of Triumph Against the Odds，記錄她從12歲到26歲的人生。
40歲才追夢，會否太遲？也許不會，Sonia後來便曾在英文寫作比賽中得過獎。Sonia說她用英文寫作，才能與自己的故事保持舒適的距離，「用中文寫太貼身，令我感到窒息」。同時她以主角和旁觀者的角度回望自己的文字，「脫離自己去看自己，不用那麼多顧慮和投入」。
寫出自己的故事後，Sonia漸漸對往事釋懷，也能用最貼身的母語——中文去翻譯她的回憶錄。她說用中文表達自己「更親近」，中文譯本將於下月出版。回憶錄只寫到26歲的事，她後來的人生呢？Sonia說她正以「個人自述（personal essay）」，而非小說的形式寫她26歲之後的經歷，當中會聚焦討論她與父親的關係，算是與不在人世的父親重新對話。
Sonia引述美國作家Sylvia Plath，說：「I write only because there is a voice within me. That will not be still. （我寫作是因為我內在有把聲音。它不會靜止。）」Sonia從沒向外人細說過她對原生家庭的感受和少時遭性侵的經歷，「到我寫完（回憶錄），我的家人也不知道」。但她寫出來後才算是放下心頭大石。訪問尾聲，記者問Sonia現已建立了身分認同嗎？「仍在努力」，她淡言道，但至少她不再自我排斥，可以勇敢寫出自己的經歷，而不是離家出走去逃避。回憶錄既是她寫給自己，也是寫給邊緣群體和受傷的靈魂。Sonia將於香港國際文學節舉辦寫作工作坊，鼓勵參加者將自己的故事寫成回憶錄，擁抱真實的自己。
香港國際文學節工作坊
活動：Writing Workshop：Courageous Confessions
日期：3月7日
時間 : 下午3:30至6:30
地點：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逸夫教學樓黑盒劇場
文˙ 姚超雯
{ 圖 } 李紹昌、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