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命二運三風水」這句在華人社會流傳甚廣的話，到底有多真確？如果一個人會否成功，都只能歸功於命、運和風水，那一切努力是否毫無意義？很不幸地，以宏觀來說，這三者不只會對一個人的成功有決定因素，甚至對一個國家也一樣。
美國演化生物學家兼生物地理學家賈德．戴蒙 (Jared Diamond)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 就嘗試回答這問題：為甚麼是歐洲白人殖民非洲、美洲和澳洲，而不是反過來？
在他以前，學者也許會利用達爾文的演化論進行包裝，把所有問題歸類為人種智能的差異，認為白種人較優秀，黑人較低等，但戴蒙在本書的前言指出「各族群的歷史，循著不同的軌跡開展。那是環境差異造成的，而非生物差異。」
要解釋環境差異，我舉個最近的例子，就是有「帝國墳場」之稱的阿富汗，由於山區多，造成中央政府難以管治偏遠地區，因此容易造成社會不穩，繼而引起政治動蕩，對國家的發展極其不利。
一個地方要發展成城市前，先決條件——我打賭你們猜不到——就是需要大型的哺乳類動物，除了提供穩定食物來源，也能幫人類耕種，和協助長距離交通。這部份戴蒙引用了「安娜．卡列尼娜原則」(Anna Karenina principle, AKP)，來自俄羅斯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的小說巨著《安娜．卡列尼娜》的首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這種大型哺乳類動物要為人所飼養，必須符合六大條件，包括溫馴、群居、被人飼養時仍能交配、擁有社會結構等。能附合相關條件的動物只有 14 種，包括華人社會常見的馬牛羊豬等，偏偏非洲一種也並沒有 (斑馬和犀牛都無法被豢養)，所以他們的文明根本難以壯大，當歐洲人經歷了中世紀進入文藝復興和後來的工業革命，非洲人仍然原地踏步。
書裡也提及歐洲人由於和動物聚居而對病菌有抗體，當哥倫布的部隊去到美洲時，帶去的病菌意外令大量沒有抗體的土著感染而死亡。
以上只是《槍炮、病菌與鋼鐵》的部份內容。本書在 1997 年面世後，次年即獲普立茲獎，其後也給拍成紀錄片，但不是沒有招致批評，如歐洲中心論。我想到迦太基 (今非洲突尼西亞) 人在公元前 300 年間的布匿戰爭 (Punic Wars) 裡三次被羅馬帝國擊敗，到底是迦太基的將軍領導無方，或者士兵的裝備和戰場上的表現技不如人？
如果後來摩爾人 (Moors，即伊斯蘭教徒) 在公元八世紀入侵伊利亞半島 (今葡萄牙和西班牙)，並紮根在當地至今，後世歐洲歷史會否改寫？《槍炮、病菌與鋼鐵》的理論會否動搖？我認為有很大的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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