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香港外賣需求龐大，帶動送遞員行業發展，疫情期間更吸引各行各業轉職。這群車手、步兵的勞工權益一直備受關注，不時有報道指外賣平台削減服務費，勞資雙方就保險問題亦出現不少糾紛。由江耀榮（小江）、張善怡（Selina）二人團隊製作的紀錄片《馬路跑手之春》，拍攝橫跨3年，由外賣員第一身角度，紀錄他們的工作經歷與心態轉變。由「訂單已送達」一刻倒推，外賣員經歷了什麼，食物才送抵你手上？
疫情期間轉職「車手」
《馬路跑手之春》是一套參與式紀錄片，江耀榮是拍攝者，亦是被拍的外賣員之一。一切緣起並非為了創作，而是小江真實的工作經歷。從台灣碩士畢業回港後，他任職本地製作公司，碰上疫情，項目紛紛告吹。「日日返公司吽（發呆），老細無job又捽你，你都無癮。」他索性另覓出路，恰巧在台灣讀書時學會駕駛電單車，可善用技能做外賣「車手」。
最高峰的一個月，小江送外賣的收入曾高達3萬元，比他以往做過的工作還要高，例如製作公司全職工作月薪也不過1萬多、2萬元。人工看似「和味」，卻非全無代價。Selina解釋：「工作時間真的很長，才會砌到一個3萬元的數（月薪）。」片中一名外賣員提及自己兩年內幾乎沒放過一天假期，每天只睡4、5小時。尤其外賣車手相對於「步兵」，要承擔抄牌、維修等額外成本。掐指一計，外賣員的工時比辦公室白領隨時多出一倍，月薪3、4萬元亦難言特別高。
疫情期間各行各業受打擊，外賣平台卻逆市興旺，人們因限聚令等因素常叫外賣。然而，外賣平台Foodpanda於2020年一度修改送遞員的薪金計算制度，降低每張單的服務底價，引起送遞員不滿。有送遞員於Telegram群組組織工業行動，要求資方回應提高服務費等訴求，否則將發起拖延送餐時間、在繁忙時間罷工等行動；多名送遞員到公司辦公室，與資方會面。小江也在現場，找來「草根．行動．媒體」的Selina作影像紀錄。當時二人雖然未有製作紀錄長片的念頭，但該段影像後來成為《馬路跑手之春》的一部分。
Selina從旁見證這次勞資糾紛，看出一些有趣的對比。外賣平台公司透過平台程式的設計，催谷營利甚至壓柞送遞員，例如一度對接單率低施予嚴厲懲罰。與此同時，送遞員彼此間透過WhatsApp交流和Telegram組織工業行動，同樣是運用了網絡平台。《馬路跑手之春》一片嘗試呈現這種對比，尤其聚焦小江在內3名送遞員的互助網絡。
見證際遇、行業轉變 呈現外賣員另一面
上文提到小江最初並沒打算製作紀錄片，反而是他認識了其他車手朋友，大家逐漸熟絡，覺得懂得拍攝的他可做些紀錄。記者不禁問，送外賣似乎是獨立完成的工作，何以認識到其他外賣員？片中有答案，但江耀榮在此賣個關子，以免劇透。Selina指主角3人各自入行的原因、工作經歷等個人故事均有收錄，她負責拍攝他們之間相處片段。片中不少鏡頭是第一身視角，例如車手駕電單車開工，Selina坐在車尾拍攝。小江說，公眾放映會上有觀眾反映，感覺像跟着主角親歷其景，「像站在外賣員旁邊，陪着他們一起在街頭送外賣」。另有觀眾本身是從事藝文工作的斜槓族，則與外賣員的生活不穩定產生共鳴。
小江以前創作過短片及藝術展覽，在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學院修讀碩士時上過紀錄片課程，時長97分鐘的《馬路跑手之春》是他首部紀錄長片。他說長片的放映時長可能只是短片的兩三倍，但投放的時間卻是幾何級數上升。撇除要對題材深入理解，小江亦從等待中學習，「譬如跟拍一個人，不是說這個月集中跟他10天，就會拍到development（發展）」，等待期間仍要保持關注。
製作最終歷時3年，小江和Selina最初只是打算拍一年半至兩年左右，但拍攝期間感受到主角的人生出現不同變化，於是決定花更多時間記錄下來。除了個人際遇變遷，大環境亦歷經轉變。疫後人們對外賣需求減少，再加上平台調整收入計法，使外賣員的收入大減。
「主流媒體有很多文章報道外賣行業的慘况，或者一些罷工，其實都寫到外賣員是多麼無力。」小江認同他們很多時候無力、被動，尤其疫情面對經濟壓力被迫做車手；不過他製作《馬路跑手之春》時，挑選比較有想法、行動力的外賣員，希望呈現外賣員的另一面。Selina則認為：「中間好多次罷工，你說是否完全沒用呢？都不是的。」平台經濟下不斷有新人加入送遞員行列，對比傳統行業，他們要組織集體行動的確不容易。然而部分送遞員的團結並非全無作用，過往幾年多次發起罷工，Selina認為雖無法令送單服務費回復以前水平，但像Foodpanda對接單率低的嚴格罰則等部分規定已獲改善。
平台經濟下的互助網絡
《馬路跑手之春》並非從勞權倡議的角度出發，主角的互動不全是為爭取權益，還有些等待接單、吹水等工作日常。Selina從旁見證3名送遞員的友誼，她發現縱使外賣行業常有不穩，仍有些互助、自救網絡存在。車手互助尤其重要，至少路上出意外時，有人會幫忙執拾。曾在勞工團體工作的Selina說：「我覺得朋友的互助網絡，其實都是勞工運動的一部分。任何勞工運動都是在談一個人的生活狀態如何可以理想一點、合理一點。不同人互相幫助其實很實在，對於每個人的生活質素都有改變。」
Selina參與拍攝《馬路跑手之春》時，剛好由社區藝術的全職工作者，轉變為斜槓族的一員。外賣員本身與平台經濟、零工經濟息息相關，亦引起她的興趣。拍攝中段，她為幫補收入，2023年暑假開始兼任外賣平台的步兵，「（平日）其中一份兼職是做功課輔導班老師，暑假我有一個空檔，沒什麼收入」。最終《馬路跑手之春》以車手為主軸，並未收錄她的經歷，但小江與她未來打算額外製作另一段短片，會用上Selina的步兵片段。
零工經濟是近年勞工市場的一大趨勢，新世代愈來愈不願投身朝九晚六的全職工作，取而代之以多份散工支撐收入。時至今日，小江和Selina有時仍會使用送遞員平台，閒時送送外賣。小江說去年聖誕節生意不俗，剛過去的農曆新年他亦有送外賣。送遞員的勞工權益值得關注，但Selina亦認為外賣行業具彈性，例如可按個人對薪酬的追求，調整工作量。送遞員不像一般打工仔要看老闆臉色，小江說有時疲累時可休息一下，不會被人「炒魷」。他們更可選擇原區工作，譬如Selina以前在荔枝角區送外賣，搬屋後便轉戰寶琳、將軍澳。
Selina亦留意到平台經濟另一個有趣之處：平台會透過不同設定，鼓勵外賣員多勞多得，例如繁忙時間送單會有加乘，或可完成一些任務、「衝單獎」。拍攝過程中，有些送遞員對Selina說，最初想做1000、1300元，但最後都會想追2000元。「好似打機咁，去過關、取得更多bonus。」小江則透露有外賣平台設有團隊競賽，隨機抽10個送遞員，平分為兩隊，送單較多的一隊會有額外獎金。這些恍似遊戲的設定，明顯有助提高勞動力。
小江和Selina說《馬路跑手之春》雖然沒法深入處理零工經濟、平台經濟上的勞工議題，但希望引起觀眾更多思考。小江提出的問題，大家可一同思考：「現在很多人在爭取平台經濟的權益，將來有完善的保障制度時，可否發展成更有彈性、對人更有益的生活模式？」
小江指這次製作資金不多，「如果要認真計算出糧的話，我們都是自我剝削了」。他和Selina組成二人團隊，身兼導演、拍攝、後製、行政等，故統稱為「製作」。《馬路跑手之春》的公眾放映會早前已結束，本周在台灣北藝大有另一場放映。Selina指未來或有機會於本地大專院校放映，另有意製作口述影像版本，但暫未有條件安排公眾場次。
文˙ 朱令筠
{ 圖 } 受訪者提供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