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有藝評人日前在社交平台上發帖，說發現有香港藝術家參展時，名字被寫成漢語拼音，大呼無法接受，隨即引來許多迴響，原來不少藝術家亦有過類似遭遇。有留言說「早覺得香港拼音和漢語拼音會有『一戰』」。這場「戰爭」不單純是技術層面的爭拗，觸動了大家神經的，更是背後隱藏意識形態的角力。
1. 馬禮遜粵語拼音系統
認真求索，現時我們習以為常的粵語拼音是從何而來？原來早於一八二八年，新教來華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系統地制訂早期粵語拼音系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關詩珮說，馬禮遜早年在倫敦時，已開始跟從廣東人容三德學中文，到一八○七年來華後，在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商館當翻譯，「因日常要接觸很多廣東人，如買辦、跑腿，編制了一本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廣東省土話字彙》，為了方便西方人包括其上司、來華的外交官員，以至其學生如港督戴維斯能有效學習粵語。「聲母的『送氣』及『不送氣』沒分別得很清楚，塞擦音也沒分得很仔細，廣東話九聲沒有明顯標示出來，但先行者掛一漏萬，已功德無量了。後人不斷修正，包括美國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增加字彙，也進一步整理粵拼的方式」。
以馬禮遜為源頭的那套系統被繼承下來，「以來華傳教士為例，十九世紀傳教士在香港有多種職能，他們是學校、學堂或書院的教師，會為香港子弟起粵音英文名，如出生時沒有，又或剛移居香港的人。傳教士在政府擔當要職，當翻譯官或翻譯課程教師，又或在政府制訂政策」。
2.大雜燴拼音 日常約定俗成
上述種種，似乎不太影響實際生活的應用，關詩珮說，市民對粵拼的認識，一般從生活掌握而來，「十九世紀香港的語文水平不高，有條件接受教育的香港人都以學習英文為目標，廣東話是大家的母語，市民不會以學理方式探討」。而且，很多字音在十九世紀時基本上已定了，毋須理論亦能應付生活，「比如，二十世紀後有多少條新街道？又是否一定以本地人名稱命名？姓名如男的家榮、國榮；女的美絹，玉華，來來去去都是這些，拼法在十九世紀定了下來，大家已有足夠字庫使用」。
「說回來，香港開埠以來，港英殖民政府沒有頒布過任何正式粵拼系統」。因此實際運用時出現了很多譯音上的差異，關詩珮舉例說，香港地名有很多不統一之處，出生登記處的職員也可將姓氏「葉」譯成「Ip」或「Yip」。
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鄧思穎教授解釋，漢字不是拼音文字，有別於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或者亞洲的韓文和日文的假名，字的本身不能表示讀音，需另設計更科學的系統標示，拼音因而應運而生，「但不同考慮就可能引伸不同拼音版本」。他舉例說，有中文字典所謂「國際音標」的黃錫凌式拼音方案，也有普遍見於內地教科書、與漢語拼音標寫方式接近的饒秉才等式的廣州話拼音方案，以及外國較流通的耶魯式系統，「今天看到人名地名的標示，可能是一個大雜燴，由早期不同拼音系統融合」。「要學粵語，準確表示讀音的，人名地名的標示這一套絕非理想做法」。鄧思穎指出日常生活中混雜多種拼音方案出現以下問題：
1. 過度標示：青衣的「衣」譯作「Yi」，洗衣街的「衣」譯作「Yee」，就是混雜了不同系統的標示方式。
2. 無法區分讀音：太和的「太」與大埔的「大」同樣也被譯作「Tai」，但粵語讀音明顯有別，沒有標示聲母送氣與不送氣的分別。也沒有標示聲調。
3. 讀音過時：所標示的當年讀音，與今天的讀音可能已不同，比如紅磡的「磡」譯作「Hom」、和合石的「合」譯作「Hop」。
3. 粵拼≠所有粵語拼音
他澄清，所謂「粵拼」並非泛指所有粵語拼音，而是由香港語言學學會在1993年提出的粵語拼音方案，是一套沒有附加符號、更便利鍵盤輸入的方式。他認為現時拼音混亂可歸咎於官方一直沒頒布統一的方案，「人名地名已經標示流傳已久，混亂的地方大家也不覺得是問題。不用來學粵語可能也沒所謂，但其實這樣的標示是不準確」。
4.溝通與認知
這次風波，鄧思穎說牽涉的不單是兩種不同的拼音方法，更是兩套讀音方法，背後是普通話和粵語兩套不同的語言系統，「不純粹是粵語拼音問題了」。藝術家名稱由粵拼英文被改為漢語拼音的做法亦叫關詩珮大感訝異，認為是關乎對個人文化身分、語言習慣、甚至是文化記憶的不尊重。
「字在人的生活經驗裏其實由發音開始，書寫反而是學會字後才懂得」。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張少強教授指出，人須依靠語言認識事物，「當發音轉變了，就要重新適應。」每天都要傳情達意，這樣做一定出亂子，「你想像一下，當街名全部譯作普通話拼音，我會唔識搵路，彌敦道我也不懂拼，打開地圖我點查？整個溝通系統改變了，不知如何溝通，除非大家早已掌握那個溝通系統」。
相關帖子寫到：「我接受戲曲叫做Xiqu，但接受唔到香港藝術家姓名被寫成拼音。」張少強覺得很有意思，「相對外在事物，用什麼拼音沒那麼sensitive，或覺得仍可接受，但到了和『自我』有關，就開始抗拒。」他說抗拒的感受不難理解，因為名字是一個人「自我」最早的標記，轉變了拼法，隔膜感隨之而來。有謂「名從主人」，就如「峰」與「峯」在名字上寫法的區別應當尊重當事人的選擇，改變拼音產生被更改「自我特質」的感覺，「理論上對自我特質有決定權的人應該是那個人自己」。
關詩珮說：「試想想，我在香港、外國、甚至日本生活時，名稱都是Kwan Sze Pui Uganda，任何證件、公文、甚至我的學術論文也是，其實連回鄉卡也是。若國際期刊突然把我的名稱改為Guan Shipei，我根本不知道是否指稱同一人。」她質疑：「我的著作權、著作風格會怎樣了？讀者怎樣也不會聯繫到作者或藝術家之前的著作或作品，甚至他的出生地或經歷。在學術工作而言，這也是不理想。」
5.語言差別 體現「兩制」
兩種拼音方式代表兩個截然不同的語言系統，討論應從拼音方式，更宏觀地拉闊至語言習慣的改變。「改變語言習慣，就改變晒我成個身分認同」。張少強指出，廣東話與普通話在中港矛盾中早已成為一條重要戰線，語言差別是一國兩制中「兩制」的其中一種體現，「如果在個人和事物命名上，全部用內地拼音，那就真的連語言層面的一國兩制都消失，肯定是成功同化的結果」。他認為一個政權要建立自己的特性，修築道路、鐵路系統和頒布語言政策都是加強管治的重要手段，「要有個共同的語言政策才可以將散雜的『人』變做共同的『人民』，中華人民的『人民』如何塑造出來呢，就是全國明明有不同少數族裔，都要學同一種普通話、簡體字」。不過，他認為在未有確實證據前，難以推斷動機，亦無意作出政治考慮的猜測，不排除只是「貪方便」的個別事件。
張少強說，因為語言一直吸納外來元素增補刪減，非固定不變，因此語文爭拗很難一概而論，「以前看報紙叫『二奶』，不知道幾時變了『小三』；現在說的放風箏，以前港府話其實是叫『放紙鳶』，大家又接受了」。但他亦指出語言的改變可以是一種手段，「法國有語言學者提過語言事件（language event），說的是當人或者政權要將現實改變，往往先從語言入手，先改變語言，就是改變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改變事物的格局」。他以近年在主流話語中頻頻出現的地緣名詞「大灣區」一詞為例說明，「未有『大灣區』這個字之前，幾個地方就是幾個地方，有了後就建立了一個共同性質，改變這幾個地方之間的關係」。由實踐上緊密連繫，演化至連認知上也歸一。「這樣將地方重新命名、重新劃線，會不會削弱現有的身分認同或者界線呢，這是事實，但提出大灣區這種地緣構想的人，他純粹是想加強那種經濟連繫，還是提早部署要在2047前殺死香港，動機沒有人知道。」
6.香港自我特性的消失
「除非找到一份國家內部文件證實，否則難以確定這是否又在溫水煮蛙去推動中港融合，再徹底一點要香港連語文、拼音融入內地。」張少強再三強調。但他認為可從另一角度分析事件，就是從中反映港人在大環境下的焦慮。九七議題在一九八○年代開始出現，當年香港人已不斷思索「香港文化是什麼」、「香港人是什麼」，「其實早已出現一種政權更迭後令現有東西消失、香港自我消失的恐懼」，他認為九七後新政權下香港自我特性的消失愈趨愈烈，卻是雙方一同造成。一國兩制中的「兩制」本身容許「我」與「你」有不同的地方，但什麼需要同，什麼可以異，雙方無法磨合，「一方面出現了港獨的聲音，一方面愛國教育再加強」，他留意到這使香港當下變得有點風聲鶴唳。
語言習慣改變愈來愈多，難免令人產生紅線不斷推移的焦慮，「梁振英時期，說不應再稱『中國與香港』，要說『香港與內地』。以前新聞報道會說『中國政府』，後來改稱『中央政府』。又或者楊潤雄說『香港位於中國的南方』在語文上不清晰，這些語言的調節，其實就是透過改變語言習慣、稱呼的方法，令人在意識裏將香港的位置改變。甚至要杜絕『香港在中國以外』的聯想」。張少強指出當種種瑣事在文化政治上積累下來，瓜田李下，香港人會捕風捉影，甚至將無心之失納入大陸為鞏固政權進行文化、語言、思想上潛移默化的懷疑，也絕不出奇。
「所有語言都是由三個密不可分的主要元素構成，包括『言談』，即如何講說話，比如用普通話還是廣東話。『書寫』，即是使用的字眼，例如剛提到的『二奶』和『小三』。『拼音』，指的是用什麼拼音系統代表言說話上的音。」他認為本來在言談和書寫上已經出現矛盾，雖然拼音上的改變尚算單一，不及除去台灣「國立」的官方指令那般全面，但三種元素都想要壁壘分明的憂慮，這種毫無缺漏的抗拒，始終說明人心愈走愈遠。
文 // 潘曉彤
圖 // 網上圖片
編輯 // 蔡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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