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明雜感：《給十九歲的我》少女與香港的十年命途
【明報專訊】都說人有人的命，戲有戲的命。地方，固然也有地方的命。電影節選映了一部簇新的香港紀錄片，期望它稍後正式公映。待它公映時，應該會喚起熱烈的反響及討論。那是張婉婷的新作《給十九歲的我》。
《給十九歲的我》關於什麼呢？它的出發點，本來只為記錄香港老牌名校的校舍重建。話說，位於中區半山的英華女學校是張婉婷的母校。學校10多年前計劃拆卸校舍重建，時任校長石玉如邀請張婉婷把事件拍下來。但他們一開始的着眼點不在硬件，不是要記述工程始末。按校長當時盤算，校舍重建三幾年可竣工，其間全校移師到深水埗的臨時校舍（前德貞女子中學校舍）。於是，有一批英華女生將有緣見證3個階段的校園，他們想記述這一代人。
而2011年入讀英華女學校中一的新生，碰巧又是約2000年出世的千禧嬰兒。整件事聽來很美滿、具代表性：千禧出生一代，亭亭玉立走進英華後，有份見證學校歷史新一頁。張婉婷他們因此於2011年開展漫長的拍攝計劃。當然，拍下去遇到不少困難，其中一項意料之外的，是校舍工程的開支與進度遠超想像。2011年一屆新生，從舊校舍搬到深水埗後，只能在臨時校舍完成中學生涯，她們經歷校園變遷的美夢會落空。校長為此有問過張婉婷，拍攝計劃要不要擱置。
慶幸他們沒有動搖，才有今天這部《給十九歲的我》。它集中記述六七個女生的中學成長、考公開試、畢業並升讀大學的過程。豆蔻年華非常可貴，能夠被拍下來，觀眾無論什麼年紀都容易有共鳴。少女來自不同的家庭、階層，取樣多元。她們的學習與生活片段，年幼時那股純真，對未來充滿幻想、滿有抱負；慢慢領略複雜世情，加上躋身香港的「應試教育」無法不向現實低頭等，都一一記下來了。少女成長五味紛陳，看上去活像無心插柳，正好是紀錄片最迷人之處。
不隱惡揚善
《給十九歲的我》勝在沒有太過隱惡揚善。由學校提出的拍攝計劃，有可能變成純粹歌頌好人好事的「正向」宣傳片。本片不是，它開始不久，一個受訪女孩（戲裏叫阿佘）就對鏡頭直言討厭母親管束。事實上，全片下來，觀眾會察覺到家庭對一眾少女成長的影響（父母關係、什麼階層、管教方法等），往往比學校教育更深遠。戲裏另一女孩又說到，不願意在鏡頭跟前溫書，好像扮乖被拍一樣。這個，實在已牽涉到攝影機介入生活的紀錄片倫理議題了。
《給十九歲的我》不難令人想起英國超強大紀錄片Up系列。1964年開始，英國電視台每7年一次追蹤拍攝10幾個孩子的成長。1964年拍Seven Up!時他們7歲，之後每7年拍一齣，14歲、21歲、28歲等，共拍29集，最晚近一齣為2019年的63 Up，當年7歲小孩，於今已踏入耳順之年。以生命書寫電影，給後世觀眾一下子看到主人翁的榮枯盛衰，坦白說相當殘酷。不止劇中人，拍攝者也一起老去。Up系列的導演Michael Apted去年離世了，他本來想一直拍下去的。
論規模，《給十九歲的我》當然遠遠不如Up系列，不過兩者皆能帶出紀錄片的一點倫理思考。Up系列幾十年下來，小孩子長大後有些中途退出，不忍再被拍；有的受訪者埋怨影片的呈現不夠客觀。《給十九歲的我》中段也有提到，女生升到中二、三較反叛，她們抗拒無日無之被跟拍，連玩樂亦沒有自由。就此，張婉婷他們一度無計可施。另外，10年拍攝的素材，剪成現在130多分鐘，對被拍者而言算不算真實？她們可會覺得，某些被丟棄的段落其實更貼近真我？
即使什麼都不說，先不去爭議當中的選取或真偽，那些年的生活片語被記錄下來，透過電影院被放大了，此後恐怕成為永恆。今天、未來的觀眾透過電影去「認識」她們，片言隻語有可能不斷被重提，成為揮之不去的陰影。這乃紀實影像（尤其電影）的兩難，從好處想是生活被記下，不好之處是它有可能造成日後的負累。試想《音樂人生》，電影很好、刺激很多思考，但當事人（黃家正與家人）對影片一定愛恨交加。
為香港過去10年作傳
戲有戲的命。紀錄片永遠有想像不到的難題，卻因此偶爾有意外收穫。《給十九歲的我》原來計劃最意想不到的是，它暗暗為香港過去10年作傳。電影由2011年拍到2021年，不多不少是香港自1997年主權移交後，轉變（不說淪落好了）最急遽的10年。
據說千禧年出生率高，大家急着生龍仔、龍女。誰又想到，龍仔、龍女到了青春期，迎來的21世紀香港竟是「多難興邦」？抗爭、打壓、國安法、移民潮、疫情……
大家都得學懂謹言慎行，連香港電影要譜寫歷史，也注定避忌處處。然而《給十九歲的我》要回溯10年，從2011至2021，怎能避談幾場抗爭運動？2012年「反國民教育」時，影片的女孩就讀中二，「反國教」的文宣與號召，成為學校生活的一部分。副校長受訪，覺得年輕人的聲音該被聆聽，師生可以一起面對社會事件。2014年「佔中」時，她們念中四。張婉婷訪問女生看法，也找來一個英華校友、退役女警與她們對談。
然後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這時候，幾個女孩已中學畢業，各自上大學了。那年，英華宏偉的新校舍終於落成，舉校從深水埗再遷回半山去。少女芳華正茂，母校煥然一新，可是差不多片尾的訪談中，她們對自己及香港的未來，語調總帶幾分無奈和唏噓。最諷刺的，是一位花名叫Madam的女生。她從小就仰慕警察、希望長大後投考，誰料去到2019年，她的夢想頃刻間付諸一炬。
《給十九歲的我》的宣傳語句為「見證少女成長，共渡社會變遷」。若沒有2019年，「共渡社會變遷」此句滄桑話，不會叫得那樣響亮。2019年的示威片段，《給十九歲》已使用得非常謹慎。可我仍然杞人憂天，擔心這會是最後一次在香港大銀幕瞥見抗爭景象。說我多心吧，生於斯長於斯的張婉婷，怎會對這兩年的劇變沒有感覺？末段她一則旁白，襯上Those were the days樂曲，是那樣欲言又止的：「……了卻她們心願，特別請她們返新校舍參觀。𠵱一年，係2019年。」
地方有地方的命。《給十九歲的我》的「地方」，可以是英華女學校半山區及深水埗的兩個校舍，也可以是香港。對了，關於深水埗那個臨時校舍，校方搬遷前有疑慮：半山名校的高雅，可會跟九龍市井陋巷的風味格格不入？事實證明，生命自有其適應的強大能力。英華女生很快習慣，她們甚至相當享受在這個舊區「蒲」，尤其是幾街之隔、包羅萬有的西九龍中心。
人有人的命。《給十九歲的我》戲裏好看的人，除卻一眾女生，還包括石玉如校長。看罷影片你會對她無比敬仰。電影節的放映，石校長在觀眾席上。放映後張婉婷向觀眾介紹她，校長站起來，身穿一襲猶如英華校服的藍色長衫。石校長於2015年退休，《給十九歲》也有介紹到學校110多年來第一位男校長關翰章，看上去是個文質彬彬的先生。英華女學校真的這樣好？我作為外人不知道。單憑影片去看，他們連畢業禮都很有人味。不過，戲裏倒有一位老師的某句尖刻言論，放映時引起現場頗大的反應。
張婉婷絕對是影片另一靈魂人物。戲名《給十九歲的我》，初看以為是她的自白。看完戲始知不是（幾個受訪女孩中一時寫信給幾年後的自己），但按那個初步印象去解讀又不差。張婉婷當年英華畢業，入港大再負笈英倫及美國進修電影，畢業後回港，成為1980年代影壇少見的女導演。她的拍檔伴侶羅啟銳早前猝然離世，享年六十九。張比他大3歲，今年七十有一，依然精力充沛、才思敏捷，打扮有型有款。由她這位英華資深校友，去跟豆蔻年華的師妹對話、提問，算是本片開拍的一大動力了。
旁白串連影片脈絡
所以張婉婷片中的個性鮮明，她的旁白也多。別指望《給十九歲的我》屬於那種把詮釋權交予觀眾的「觀察式紀錄片」。沒法子，素材畢竟龐雜、牽涉的人物多、時間幅度大，攝製者更兩度出國追隨女孩的步伐。要梳理材料的千頭萬緒，旁白成為串連脈絡的重要工具。此外《給十九歲》起用不少配樂，強化全片的淡淡哀愁味道。小提琴演奏的主題音樂是原創的？旋律很美。「罐頭音樂」由李叔同的《送別》到Those were the days都不俗。
顯然《給十九歲》的難度非常高，攝製時間很長、材料及角度可能多着。長遠拍攝下來，既想捕捉到，又怕太干涉令一眾女孩生厭。這次初看，奇怪片中個別影像特別低清，顯然拍攝時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技術問題。影片能完成，校方與製作人通力合作，各人的親和、量度缺一不可。是次放映，銀幕打出來的海報，監製黃慧乃張婉婷的老同學；導演崗位除了張，還有拍獨立片的郭偉倫。其次分組導演有巫敏如、蔣玉珍及李淑嫻等人。羅啟銳為製作顧問。幕後工作人員更加不計其數。
《給十九歲的我》捕捉的校園內外生活十分豐富及生趣。我特別難忘那個乒乓球健將「男神」，長、短鏡竟然同樣吸引，好帥氣！另外一幕拍到少女旁邊的兩個觀音兵也超可愛。
電影節觀眾有多喜愛《給十九歲的我》？看看放映當天，幾個主角於映前、映後現身的反應對比就知道。映前張婉婷把她們逐一介紹出場，大家禮貌式鼓掌；映後再次出現，已變成掌聲雷動。女大十八變，她們今天21、22歲了吧；第一眼儘管不能認出，我們內心已一一記着各人的名字了。
《給十九歲》的幾個女孩分別是：一、極有個性的阿佘及她的摯友Shirley，兩人性格懸殊卻感情深摯，Shirley成績優異又能言善道。二、被選作副風紀、渴望當警察的Madam，某次以廉頗、藺相如自比，惹起哄堂大笑。三、單車好手馬燕茹，運動場上跌跌碰碰，汗水與淚水交融。四、家境不錯、弟弟患有自閉症的阿Ling，參選學生會過程患得患失。五、樂天的阿雀，性格單純可愛；怎料她在映後分享提到，戲裏一個同學原來已不幸過世了。六、眾少女中身世較可憐的，是父母仳離、一度在港思念遠方母親，綽號叫「香港小姐」的Kate。
生活或生命總是充滿折騰、挑戰。《給十九歲的我》姑娘的處境，有時叫人心酸、心碎。石校長說「我們看到的只是永恆的一個片語」。謹祝福一眾少女，祝福英華女學校，祝福香港，我們觀眾與製作人及劇中人一起共勉。好人一生平安，儘管未如人意，也祈願早日否極泰來。
文•家明
編輯•王翠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