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繁體中文出版重鎮的台灣，數十年間持續出版來自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品，自九○年代始，陸續歡迎了來自香港的董啟章、謝曉虹等初登文壇的作家，也出版了也斯、劉以鬯、黃碧雲等名家的新舊作品。直到最近，由於2019香港的政治局勢變化，新一批作家因各樣原因選擇台灣作為基地。除了文學出版以外，他們本人亦選擇移居台灣。在2024年1月28日，香港文學生活館在台北紀州庵文學森林舉辦「文學的原鄉與異鄉」活動，邀得移居台灣並屢獲大獎的作家陳慧與沐羽對談，討論在台灣寫作的親身經驗。
無獨有偶，這天的紀州庵除了這場香港的對談以外，一層之隔有來自新馬的高嘉謙、張貴興等作家學者對談「不確定的好人：你不知道的李光耀」。主持人楊宗翰感歎道，台灣在本質上就是一個移民社會，而每個人都在台灣尋找發揮空間。近年來馬華文學和香港文學都成了學院裡熱門的研究題目，而身分認同問題正正就是無論台灣還是香港或馬來西亞的核心議題。
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無法稱作家鄉
不過，就算是台灣島內部也有它的移動路徑。陳慧說道，她現在在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時，學生來自島內各處。無論人去到何處，都無法擺脫「你從哪裡來」這個問題。但這個問題饒有深意，她引用在紀州庵館內看見的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們》：「沒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是無法叫作家鄉的。」如果以這個邏輯看來，台灣是無法成為她的家的。
但哪裡才能成為真正的家呢？陳慧的弟弟與外甥在英國，父母葬在香港，而祖父是泰國華僑。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人們一直移動，難以說清真正的「家」在何方。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陳慧決定換個方法思考：這端看你在甚麼地方，做了甚麼事情。如此一來，文學給予了自身一個很特別的身分，唯有在文學裡，人可以習慣自己居於異鄉之中。
異鄉的感覺不只是陳慧，大概能應用到所有移居到台灣的香港人身上。作為九十後作家的沐羽說，自己算是比較晚來的，不只是文壇上的晚輩，也是比較晚出生的。「我天生就是一個香港人，這好像有點不證自明的。」有血緣，有地理，也有朋友和語言。這一切到了2014年後急劇改變，沐羽指從那時起政府開始與民意背道而馳，但那時他才剛「長大成人」，而且2017年就已經前往台灣讀研究所了。
在2014到2019年的多次社會抗爭中，沐羽嘗試理解這座城市發生了甚麼事，然而每當理解得這座城市越深，就越不理解自己可以擔任甚麼角色。迷惘是他的關鍵詞。直到後來在2022年出版《煙街》以後，他才找到了不同關於香港的社會學、歷史、經濟學等等的書籍，研究當時的香港人怎樣理解香港。
他舉去年年底聯合文學出版的五本《劉以鬯作品集》為例，裡面寫的香港，沐羽只感到「這裡是哪裡啊」。小說裡的香港是罪惡之都，以今日的諧音梗來說就是「國際大刀會」（國際大都會），但這個香港是沐羽完全沒經歷過的。那是股災都還沒發生（按：1973年香港股災）的時期，如果說劉以鬯在寫作中有一個香港身分，那是跟沐羽的香港身分完全不一樣的。
在創作的時候，我們就是異鄉人
自劉以鬯的股災時期，到沐羽出生的年份，大略就是陳慧《拾香紀》裡書寫的時段。那段被稱為香港黃金時期的七○至九○年代，陳慧在後來的續作《焚香紀》寫道：那段日子不是流金，其實是鏽。在2022年出版《弟弟》後，陳慧得到了台灣文學界的各項肯定，對此，陳慧認為是因為口味相近。
她舉在台灣時每年都會看見的現象為例，每逢端午，社群媒體上都會大吵一輪北部粽還是南部粽正宗，除此以外還有肉圓、魯肉飯等等。陳慧認為，小說也有它的地區性，當她決定在台灣出版一部關於香港的小說時，並不需要台灣讀者知道它的宏大背景。以《弟弟》為例，「一個中產家庭，在城市裡價值觀崩塌時，對下一代的影響」，只要知道這樣的概念就足夠了。
以諾貝爾文學獎為例，得獎作品都離我們相當遙遠，但陳慧認為在文學裡面有一些東西是共通的。《弟弟》的故事，其實是每一個社會都觸碰到的代溝問題。「文學沒有疆界」，陳慧說，而這也遙遙呼應了異鄉人的說法。沒有疆界，因此沒有原鄉。
說到地區差異，沐羽舉出了數年前讀過的一部馬華小說，鄧觀傑《廢墟的故事》為例。在這部小說出版以後，評論者以「雙鄉敘事」來形容這部小說，講述鄧觀傑有馬來西亞和台灣兩個鄉。沐羽指，第一次看見這個詞時相當震驚，原來故鄉都可以有兩個。如果這個敘事都放在香港作家身上會怎麼樣？他援引先前陳慧說的「有親人死去的土地才算家鄉」，反過來說，即使有多少親人死在一片土地上，但如果不想融入，那人永遠都是這片土地上的過客。
但就算是香港，放到歷史的大框架上說，沐羽認為自己的家族也可能只是香港的過客。在中共建國後他的家人來到香港，如今移居台灣，才不過半個世紀多一些。如果是現在移居外國的作家們，說不定也有「三鄉敘事」。如此一來，故鄉的議題顯得好像是被評論者貼在身上的標籤，而人應該找到自己的答案。
陳慧補充道，這大概就是「腔調」所顯示出來的差別。就像她如今每次在台灣坐計程車，司機都可以從她的口音聽出她是香港人。她的學生也問，為甚麼來了五年國語還是這樣，但她認為腔調跟文學一樣，也是屬於她的聲音。腔調顯示了她的來處，「當我們在創作的時候，我們就是異鄉人，我們去翻找一些不尋常的東西，翻出一些看似正常但其實並不正常的東西。」
回不去了，要去哪裡？
說到「看似正常但並不正常」的事情時，主持楊宗翰將話題帶向了未來：陳慧和沐羽的下一部作品。陳慧正在《字花》的線上媒體「別字」上連載一篇小說，在活動時連載到25話，大概會在35話結束。故事名為《小暴力》，講述在2020年時有一個香港男生來到台灣尋找他的母親。在寫作過程裡，她翻查各種相關論文文獻，在途中一路對台灣這個地方更加熟悉。「每個城市都有它的性格，它總有讓人意想不到的地方。而我就是一個外來的人，無論怎樣也好，我已經在這邊了。」
至於沐羽則指，在《煙街》出版後的2022年，他經歷了人生中一個非常巨大的挫折，那挫折叫作上班。他停下了幾乎所有的寫作，到隔年他覺得自己需要復健一下，既然沒有辦法寫小說，那就寫散文和評論。由於對辦公室這個地方太不滿和好奇了，就開始研究辦公室的歷史和文化，由此重回了寫作的道路上。於是在2024年，他出版了散文集《痞狗》，並將與陳慧於台北書展對談《拾香紀．焚香紀》。
在討論到從拾香到焚香，又或講到香港近年的狀況時，很多人都會用「回不去了」這個說法。沐羽認為他現在對這個說法越看越奇怪：「有些人想回到英國殖民時期，有些人想回到2014年前，有些人想回去2016或2019年前，甚至有人想回到1980年代柴契爾夫人之前，但反過頭來看，難道八○年代至今的東西就沒有好的嗎？」回到過去，就是把中間建立的好事一筆勾銷。沐羽說，還不如分析現在不完美的狀況，其後一直走下去。
而陳慧談到了自己與學生之間的相處，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聆聽。「原來你是這樣想的，這我完全沒有想到。」相比起要給一個建議，更多是想聽聽對方怎麼說。她認為，可不可以回去已經沒有關係了，更多是要抓住現在的狀態。如果抓不住現在的狀態的話，去未來也沒有用。我們必須整理自己的當下。
「當我們還在寫香港，或是書寫當下的狀況時，首先是要先寫好，再來才是寫這個議題。」沐羽說：「我們到底在用甚麼文體？為甚麼不是散文而是小說？當我們真正想要透過自己的筆來呈現一個東西的時候，首先，文學是一種美學，而美學不應該被政治凌駕在上面。」有許多作家書寫政治，有政治的議題、口號和歷史記載，但反過來說，沐羽認為，那必須要是一個好看的文學，才能做到這件事。而這一回事，無論身處原鄉或是異鄉，都是作家的第一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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